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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全球各国之间的国际分工，让资本流向回报最高的地方，因而会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
当然，即使按照正统西方经济理论的说法，在目前世界各国都存在大量的贸易和资本流动壁垒的状况下，经济全球化在带给某些人好处的同时，也会损害某些人的利益。而我们在上一节已经指出，近年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其实产生于西方各主要发达国家的全球性经济自由化政策。因此，我们说明经济全球化下的利益分配格局，实际上就是要说明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利益再分配。而这种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目的是实现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对于这些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我们可以运用标准的经济理论很容易地说明其中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所造成的利益分配格局。
如果不考虑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变动这个因素，那么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每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都是有好处的。我们这里所说的消费者实际收入，是按该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和本国产物品的价格计算的；这里假定不考虑消费者实际收入的变动，是假定这样计算的消费者实际收入不变。在这样的前提下，贸易自由化将增加几乎每一个消费者的福利，因为消除进口壁垒将使消费者可以买到外国的产品并且降低进口产品的价格，从而扩大消费者选择的范围。消费者选择范围的这种扩大总是使消费者可以用更便宜的价格买到同样的东西，这对任何消费者都是一件好事。
贸易自由化的拥护者们最强调的就是自由贸易对消费者的这种益处。但是，尽管人人都会享受到贸易自由化对消费者的这种好处，贸易自由化从总体上看的作用却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利。这是因为在市场经济中，人们总要先获得收入，才能进行购买，先作一个生产者，然后才能作一个消费者。而实际收入本身恰恰是取决于对外贸易政策的。因此，我们在大谈贸易自由化对消费者的好处时所假定的那个前提，既消费者实际收入不变，是根本就不存在的。
考虑到贸易自由化政策对各国生产者的影响，再考虑到其它的全球性经济自由化政策的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对不同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影响：它可能会增进某些人的福利，同时又会严重地损害其它人的利益。
贸易自由化会使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受益，而它们本国的主要面向国内的产业则会受进口产品竞争之害。一般说来，发达国际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多半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而它们受害的产业则多半是劳动密集的；在那些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往往是大的垄断性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而在劳动密集的产业中盛行的往往是小型的企业，受雇的多半是低技术、低收入的工人。
不仅如此，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造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资本市场，它使资本可以很容易地流向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因此而逼迫每一个企业都必须尽可能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这就在每一个发达国家中都营造了一种高压性的劳动市场环境，使大量资本流出工资高、劳动者福利高的国家，由此而造成大量失业，使企业更能压低工资以增加利润。
这样，总的来说，全球化和经济自由化的政策在发达国家使垄断资本受益，而小企业和本国的工人们则受害，特别是本国的低技术、低工资的工人受害。垄断资本受益，首先是因为资本可以自由地流向更有利可图的地方，其次是因为大型垄断企业更容易扩张其市场销售。小企业主要受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产品之害。而劳动者受害主要是因为大量资本流出所造成的失业，因为资本的国际流动使企业更有能力压低工资，还因为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产品进口的竞争。
对不发达国家，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当然也有利于那些富有的资本家。但是由于这些国家的技术水平低，穷国流向发达国家的资金多半只能变成房地产和证券之类的金融投资，而从事这种投资的富人其实是典型的食利者，这些人的利益与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有着密切的联系。
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当然也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在国际市场上有出口竞争力的产业，而它们本国的主要面向国内的产业则会受进口产品竞争之害。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利的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输出型的，而受害的则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因为这些产业只能面向国内市场，相对生产率低于发达国家。在短期内，这样一种贸易自由化对就业的总影响是难于精确估计的。
新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们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低，这样一种有利于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贸易政策会增加落后国家的就业，甚至会增进经济上的平等程度。但是，大多数落后国家不可能靠这样的贸易政策来解决就业问题，因为不发达国家的人口远远多于发达国家，单靠向世界市场出口并不能消除落后国家的过剩人口。而由于这样的贸易政策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技术密集产业，它显然不利于这些国家的那些高技术劳动者的就业。
上一章已经指出，落后国家如果在对外贸易中保护新兴产业，就可以利用学习效应，加快本国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由此可知，全球贸易自由化是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的。考虑到这方面因素，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不利于落后国家企业的快速成长；在长期中，它不利于这些国家真正的民族资本，也不利于本国劳动者的长期福利。就长期来说，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只是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那部分与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联系密切的资本家，这主要是那些吃利息的食利者。
本节对经济利益的分析清楚地说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代表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的利益，是发达国家的垄断资本集团在本国雇佣劳动者制约下联合全世界食利者阶层所实行的全球性战略。
发达国家劳动阶层对这个战略施加的限制，就是禁止了全球性的劳动力流动，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发达国家垄断资本集团在全球通过贸易、金融和投资进行扩张。
这种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害者是发达国家中的最贫穷者和工人，是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长远利益，其中也包括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中坚力量——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员和实业家们。
正因为如此，本节的标题把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定性为国际垄断资本的计谋。当然，这不是某个人或某个组织系统地策划出来的计谋，而是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驱使它在各种客观力量矛盾斗争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行动，这种行动在事后看起来就象是一个事先策划好的计谋一样：这是历史的“看不见的手”所策划的计谋。
第三节 插入的讨论：有害的外国直接投资
为了进一步论证上一节所说的当前经济全球化之下的利益分配格局，本节要深入分析不发达国家中的外国直接投资。
经济全球化的鼓吹者们喜欢颂扬外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其理由是：这种外国投资可以增加生产，外资企业比落后国家的本国企业更有效率。在他们看来，只要满足了这两点，外国投资就是大大的好事。按照这种逻辑，他们认为外国对不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而不发达国家的外国投资越多越好。
其实，对外国投资的这种评价标准本身就是错误的。外国投资对一个国家是否有好处，并不取决于它是否能增加生产，也不取决于它是否更有效率。更有效率、能增加生产的外国投资也可能是有害的。
判断外国投资对一国是否有好处，根本的标准不是它能否增加生产，而是它能否增加该国人民的收入。外商投资如果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样的外国投资就是有害的。可外国投资就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也不见得能增加一国的收入。外国投资在增加一国生产的同时，也增加了外国的利润，而外国的利润并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收入。如果外商投资只是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却减少了这个国家人民的收入，这时外资所增加的利润一定高于其增加的产量。简单地说，如果外国投资增加的产量少于它增加的利润，这样的外国投资即使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它也是对该国有害的。
为什么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国投资是否有好处？因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不是单纯的生产，而是为了取得收入。如果一个工人的产量增加了，而他的收入（工资）却下降了，他一定会不满，认为自己受到了剥削。对一个国家也同样是如此。99％的民众真正重视的都不会是他们生产了多少，而是他们收入了多少。他们增加生产也是为了增加收入。只要站在本国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以是否增加本国居民收入来判断外国投资是否有好处就是天经地义的。
在统计上，一国领土上的生产数量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而一国居民的总收入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ＧＮＰ），二者之差就是所谓的“净要素海外收益”，主要是净国外投资收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995年比国民生产总值多1千亿元，其后这一差额逐年上升，1998年达到1，300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这个数额主要来源于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所获利润大于中国企业在国外投资利润的差额。这个数字表明，每年中国生产量的1。5％已经化为外商投资的利润，不是中国人民的收入了。如果考虑到跨国公司常常高报进口原料价格、低报出口产品价格以降低报表上的利润，我国产出中外商投资利润所占比例还会更高。再让外商投资大量增加，我国的生产与人民收入之间的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只谈生产是否增加而不问本国的收入怎样，就完全是忘掉本国人民利益的自欺欺人了。
谈论外国投资企业是否增加了一国的产量，不能光看外资企业本身的产量是否增加，还要看外资企业产量增加时挤掉了多少本国企业的生产。全球化的世界是“买方市场”的世界，企业的产量主要受市场销售量限制，而市场的总的容量又是有限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外资企业增加产量靠的是挤占本国企业的市场，那么这样的外国投资虽然增加了外资企业的产量，却没有增加本国的总产量，因为它的产量增加了多少，本国企业的产量就减少了多少。而这样的外国投资对不发达国家的人民是有害的，因为它在增加外资企业产量的同时必定增加了外资的利润，而它又没有增加本国的生产，其结果必定是本国人民收入的减少。
当然，不发达国家的外资企业能够挤占本国企业的市场，一般说来应当是由于外资企业的效率高。但是这种情况恰恰说明，不发达国家外资企业的效率高可能对其本国居民是极其有害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可能会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