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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企业的效率高可能对其本国居民是极其有害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高效率的外资企业可能会用一个本国员工生产出本国企业三个员工的产量。这个外资企业可以将他的这一个本国员工的产量分成3份，其中的1。5份作为他的工资，另外半份作为产品降价“让利”给本国的消费者，而把剩下的那一份产品作为利润收归己有。这样一来，这个外资企业既可得到足够的员工、也可得到足够的市场，但是却夺走了本国企业3个员工的产品市场，通过使他们失业而夺走了本国居民那3份产量的收入。当然外资企业本身也给了不发达国家的居民以收入，但是这种收入只相当于两份产量——半份通过产品降价让利给该国居民，一份半是外资企业的该国员工的工资。总的结果是这个有效率的外资企业使所在国人民的收入减少了三分之一。
这个例子不但说明，效率高的外资企业也会有害于所在国人民，而且说明了，在国内总需求不足、外资企业又完全面向所在国市场进行销售时，有效率的外资企业必然是有害于所在国人民的。
这样一来，严格的推理让我们得出了一个可怕的结论：即使外资企业增加了一国的生产，即使外资企业更有效率，它也完全可能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外资企业所增加的一个国家的产量少于它自己利润的增加，这种外资企业就有害于这个国家；只要一个国家的外资企业靠挤占内资企业的市场而增加自己的产量，它就有害于这个国家，而且外资企业越有效率就越有害！
任何推理背后都有假定的前提，上述推理背后的前提是产品的需求给定不变。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假定不现实，但这是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标准假定。按照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要想扩大总需求，就必须扩大政府开支、减税、降低利率以刺激投资或者扩大净出口。这样，为了避免外资投入带来的上述弊病，不发达国家就必须把引进外资与扩大国内总需求相结合。这样或许能够在短期中缓解失业和本国收入的下降。
但是，把引进外资与扩大国内总需求相配套的上述作法，即使真能在长远增加本国居民的总收入，它仍然会留下一个巨大的宏观经济问题：由于外国资本的利润占本国总产出的相当大部分，本国经济主体的总收入大大低于本国的总产出，本国政府将难于运用自己可以支配的政策手段来充分地扩大总需求。在上述情况下，即使本国的经济主体将其全部收入都变成支出，国内主体造成的总需求仍然会显著小于本国的总产出，因为本国的经济主体的总收入大大低于本国的总产出。
弥补本国总产出与本国的总收入之间的这个差距的方法只能有3个：1。 形成相应的净出口；2。 再吸引相应数量的外国投资，包括已经在本国的外资企业的利润再投资；3。 增加本国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金融负债或减少其资产。
上述的第3点意味着本国的经济主体应当卖掉自己的金融资产来提供支出的资金，或者干脆举债支出。而且这种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不能纯粹是本国经济主体之间的资金转移：诸如政府向本国居民借债以进行采购的行动，如果动用的是买国债居民的当前收入而不是他们过去的储蓄，那就丝毫无助于解决外资的利润所造成的国内总需求不足。如果本国居民在已经花光了自己的收入的前提下，将一部分他们过去的储蓄变为政府公债从而使政府可以举债支出，这当然可以帮助解决外资的利润所造成的国内总需求不足，但是这样就增加了本国经济主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金融负债，其数量正好等于政府债务的增加量。
很显然，上述3个办法，特别是后两个办法都很可能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超过了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们就不能长期使用下去。第一个办法的最大问题是它会导致严重的国际贸易摩擦：一国如果长期具有巨大的贸易顺差，就会使别国倾向于找借口对它实行贸易制裁。当外资利润与总产出的比例已经超过一定界限时，如果实行第二个办法，外资的赢利率又比较高，就会导致国内资本存量中外资的比例不断提高，最终导致外资控制本国经济；如果实行第三个办法，则会导致本国经济主体的实际金融财产不断减少。这对任何不发达国家都是很危险的前景。
简而言之，只要外资企业挤占了不发达国家企业的市场，或者抢走了该国企业的盈利机会，它对该国就多半是有害的。有害表现在减少了该国人民的实际收入。
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争夺市场最激烈的时代，也是一个争夺投资机会最激烈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中，最宝贵的就是市场，就是投资盈利的机会。发达国家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最大的优势，就是它们在抢夺市场和投资机会上极有效率。而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却要不发达国家放弃对国内市场和投资机会的保护，让外国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本随意抢占其国内的有利的投资机会。这样作的结果，长远来说一定会降低不发达国家人民的实际总收入，甚至在短期中就会引起这样的后果。正因为如此，本节前边才说，在长期中，全球性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不利于不发达国家真正的民族资本，也不利于其本国劳动者的长期福利。
对我们的上述分析，全球化的拥护者们惯用的回答是：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企业资本和员工的来源都已经国际化，这对跨国公司尤其是如此。在这样的时代，追究企业的国籍已经没有意义，不应当再划分什么“民族产业”和“外国企业”。对所有的企业都应当一样看待。
可惜的是，全球化拥护者的这种说法并不合乎事实。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国家的企业，其资本和企业管理层的主要雇员主要还是来源于本国。即使是大的跨国公司，大体上也还是如此。不仅如此，这些跨国公司本身也都把自己视为某一个发达国家的企业，要求这个发达国家的政府特别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大名鼎鼎的欧洲电气公司菲利浦公司在中国的所作所为。菲利浦公司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大跨国公司了，到2000年为止的15年里，它在中国已经投资10亿美元。从大百货商店所卖的照明灯具看，与它合资的企业可能占了中国白炽灯市场销售量的一半，菲利浦公司由此而从中国赚得了可观的利润。可是这个菲利浦公司却并没有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中国企业，甚至并不采取一种忽视国籍的中间立场，而是偏偏要强调自己是一个欧盟国家的企业，挑动欧盟对中国搞反倾销。
欧盟13年以前就对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的高关税，而带头起诉的就是这个菲利浦公司。到2000年前后，反倾销关税适用的年限将要过去，到了欧盟复审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措施的时候了。如果当初起诉的企业撤诉了，欧盟就不能再对中国向欧盟出口的彩电征收反倾销的高关税。可是菲利浦公司就是不撤诉，弄得中国的彩电企业还得在欧盟的法庭上受反倾销诉讼的煎熬。
这还不够，菲利浦公司2000年还曾在中国大批量压价收购节能灯，然后向欧洲市场低价出口。但是反过身来，它却又想和两个欧洲厂商联合起来，为中国对欧洲出口的节能灯向欧盟提起反倾销诉讼。只是因为受了中国政府机构的压力，后来才决定不在节能灯问题上向中国企业发难了。
乍一看，菲利浦公司自己向欧盟国家出口中国产的节能灯，又自己起诉要对中国出口的节能灯搞反倾销，这不是在自己整自己吗？其实在这表面上自相矛盾的作法背后，隐藏着菲利浦公司要挤垮中国所有的节能灯企业的阴谋：它要么是想让欧盟对中国企业出口的节能灯反倾销，但是它自己向欧盟出口的中国产节能灯例外，那它就可以独霸中国对欧盟的节能灯出口；或者是想以自己的行动促成欧盟对全部中国出口的节能灯都搞反倾销，将中国的节能灯企业逼入困境，以便搞垮它们，自己独霸中国的节能灯生产。不管是哪一种可能，目的都是为了垄断中国节能灯的生产和销售。
按照全球化拥护者们的逻辑，菲利浦公司在中国有这么多投资，又占了这么大的市场份额，它应当自我认同为一个中国企业，或者是一个对中国和其母国没有不同态度的企业。但是菲利浦公司并没有象他们想象的那样作。它从来就自认为是一个欧盟的企业，并且正是凭着欧盟企业的身份而挑起了针对中国企业的反倾销诉讼，同整个中国的企业为敌。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外国企业、特别是外国的跨国公司，不仅不想把自己看成是不发达国家的企业，而且自觉地与不发达国家的企业为敌。它们在不发达国家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抢占这些国家的市场和投资机会，最终挤垮这些国家的企业，垄断它们的经济。
第四节 危险的“国际资本自由流动”
本章第一节已经说明，目前的经济全球化有两大支柱：全球性的贸易自由化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本书的上一章已经说明，自由贸易其实对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利。本节将讨论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大支柱：资本在国际间的自由流动。
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舆论已经把国际资本自由流动看成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和不可抗拒的潮流。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不断发生的国际性金融冲击已经开始动摇这个教条，但是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要性和必然性的迷信仍然统治着整个经济界。
本章第一节已经指出，不能把经济全球化简单地看成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同样，对“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必然性”的迷信也不具有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它只不过是将可以在前几十年中观察到的一个趋势简单地类推到未来而已。而人类的历史已经无数次地告诉过我们，这种经验主义的类推是极不可靠的。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对目前的人类社会到底是弊大还是利大，因为人类的历史反复证明，弊大于利的潮流是不能持久的，往往是不久就被相反的潮流所取代。
当然，根据著名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我们只能拥护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根据这些模型，资本的所有者们会正确地判断把资本投到哪里对自己最好，而给所有者带来最大好处的投资行为也会给整个社会、包括资本所有者自己的祖国带来最大的好处。按照这种观点，妨碍资本自由流动当然是有弊无利的，每一个国家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应当让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
但是，本书的最初几章已经说明，新古典经济理论的这一类结论往往是武断而不合乎实际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事实是最好的裁判人。诚然，有许多资本所有者在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中大发横财，但是，我们也不时听说，某某资本所有者在国际资本的流动中损失惨重。其实私人资本的所有者也是人，他们也常常犯错误。他们往往连怎样作对自己最好都说不清楚，你又如何保证他们的自由行动最有利于他的国家和整个人类？
资本的所有者们往往不能正确地判断把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