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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的程度。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各国相对的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都完全可能改变。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之下的世界经济可能出现两种不同的前景：
一种前景是目前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的相对差距不变。在这种情况下，目前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品、不发达国家生产并出口劳动密集产品的国际分工就会延续下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也会延续下去。在这种前景下，经济全球化不过是保持发达国家在人均收入上的优势的手段而已。
另一种前景是各国之间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的相对差距逐渐消失。在自由贸易的体制下，这将导致由于技术不同和资本密集程度不同所造成的国际贸易（李嘉图模式的贸易和新古典模式的贸易）消失。当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过程完成之后，全世界的经济将处于增长理论上所说的那种“长期稳定状态”。那时国际贸易将主要是由于规模经济下的竞争要求各国的企业超出国界进行销售，而这在目前被人们称作是所谓的“产业内贸易”。
这样一种发展前景将导致许多重要的后果。
首先，这种发展导致国际贸易的原因由3个变为一个，很可能造成国际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下降。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经济全球化之下的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使国际贸易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上升。如果这种发展过程在各国之间拉平了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那么这种发展更有可能降低国际贸易占总产出的比重。
其次，当这个发展过程完成之后，事后看起来经济全球化对全世界的长期稳定状态来说是一种资源浪费，因为它先按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形成了某种国际分工的结构，然后就通过拉平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来消除这种分工。在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国的产业结构都会经历反复的变化，如老的发达国家中的劳动密集产业先是被毁灭，以后又得以重建。这必然不断地毁灭投入各个特定产业中的专业化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
最后，这样一种发展虽然会导致走向共同富裕的世界经济，但是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会不断出现剧烈的结构变化和冲击。在穷国产业升级并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发达国家先是失去了劳动密集的那些产业部门，后来又必须大幅度削减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产业部门的生产。这样剧烈的结构变化必然造成大量的失业，不断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问题。
无论最终出现的是哪一种前景，经济全球化的这两种前景都不会是始终令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感到幸福的前景。而照现在的趋势，更可能出现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前景——不发达国家始终保持着它在技术水平和资本密集程度上与发达国家的相对差距。这是因为现在的经济全球化不利于不发达国家迅速提高其整体的技术水平。
经济全球化还会使人类付出另一个巨大的代价：它使经济波动全球化。而目前的国际经济协调并不能很好地防范这种全球性的经济波动。这是因为目前不可能存在世界性的政府，国际经济协调没有政府才能造成的那种统一的强制性。
经济全球化与波动有两方面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的经济波动具有同步性，特别是使主要西方国家的经济波动全球化；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本身也会发生波动——它不可能直线性地一直发展下去，特别是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一直发展下去，而完全可能出现停滞乃至倒退。
经济全球化与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呈正相关关系，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事实。19世纪下半期到20世纪初，曾经有过一个经济全球化相当发达的时代，而就在那个时代中，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波动具有极强的同步性，以致于人们谈起那个时代的经济衰退时，几乎从来不说它是哪一个国家的经济衰退，而总说它是“世界经济危机”。直到1929年的大萧条为止，那半个多世纪中的每一次经济衰退几乎总是会在相距极近的时间内波及英、美、法、德等西方主要工业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和工业几乎是同步发生波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除了1973－1975年西方的那次世界性的经济衰退之外，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常常只是一个国家、至多是一个地区的局部现象；甚至美国的多次经济衰退也没有把别的国家拖入萧条的泥潭。
现在回头看来，人们在过去许多年中经常谈论的“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消失”这一现象，根源于两个原因：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普遍接受了凯恩斯主义的调节总需求的政策，而这种调节的主体至今为止还是各国的政府而非国际性的权力机构；另一个原因就是战后最初几十年中经济全球化的程度较小。而现在，当经济全球化程度重新上升、各国政府都越来越无法控制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时，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经济波动的全球化几乎肯定要卷土重来。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2000年末所写的。现在，当我们在2001年末回顾过去一年世界经济的状况时就可以看到，上面那段话中的预言已经成为现实。当美国在2001年中陷入经济衰退以后，日本和西欧都跟着在某种程度上进入或滑向了衰退，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到来了。
经济的全球化为各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提供了传导的基础：当一国（特别是大国）发生经济衰退时，它总收入的下降将直接减少别国对它的出口；它的名义汇率的下降或通货膨胀率的下降也都会降低它的实际汇率，从而进一步减少别国对它的净出口；由于全球化使这些“别的国家”的经济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出口，净出口的下降就会将这些“别的国家”也拖入总需求下降的衰退之中。
当然，经济的全球化也可能提供减低经济波动同步性的因素：发生衰退的国家资本的净流出会大增，而这些流到国外去的资金可能很快就会变为“别的国家”的投资，从而扩大这些“别的国家”的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抵销这些国家净出口下降的影响。但是，这样一种抵销力量所起的作用一般来说将会很小：这些“别的国家”的净出口减少所造成的总需求减少更可能造成投资者对盈利前景悲观，从而减少而不是增加这些国家的投资。更不要说支配投资者的情绪往往具有传染性，一国的经济衰退在全球化的那种紧密的经济联系下很可能使别国的投资者仅仅因为情绪变悲观而减少投资。这样，从发生衰退的国家流出的资金多半不会变成别的国家中的投资，而只是变成了地道的游资——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全球化简直必然要使经济波动全球化。
另一方面，正如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19世纪和20世纪前半期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全球化并不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它本身也会出现严重的波动。我们从这一段历史中应当得出的教训是：任何这一类的所谓“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都是不存在的；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否会逆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发生世界性的经济大萧条。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越严重，经济全球化逆转的可能性就越大：19世纪7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萧条使德国转向了保护关税政策，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干脆葬送了那一次的经济全球化。
从经验事实上看，2000年以前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似乎并没有造成经济波动的全球化——东亚的金融危机只是影响了东亚地区，并没有造成全球性的经济衰退。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如果美联储不是在美国股市暴跌时连续降低利率以刺激经济，如果中国顺应当时的潮流而让人民币贬值，就没有人能够保证东亚金融危机不演变为一场世界性的经济萧条。而当美国本身在2001年陷入经济衰退时，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就真的到来了——这是经济波动开始全球化的标志。如果各大经济体不采取切实的措施阻止进一步的经济全球化进程，经济波动的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
经济全球化造成经济波动同步化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归根到底，只有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那种“逆潮流而上”的自主经济政策，才可能阻止经济波动的全球化。而在经济进一步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很难想象东亚金融危机中美国和中国政府的那种“反潮流”的自主政策能够永远继续下去。
当然，许多人会安慰我们说，现在的发达国家政府已经有足够的宏观调节能力，能够防止发生任何严重的经济萧条。但是，恰恰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严重地削弱任何一国政府对本国经济实行宏观调节的能力，而我们仍然没有一个有效地对全球经济进行宏观调节的机制。事态再这样发展下去，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局势。
其实这种灾难的征兆已经出现。近年“经济全球化”所取得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巨额的美国贸易逆差造成的。美国已经维持了近20年的大量贸易逆差，2000年的逆差更达到其ＧＤＰ的4－5％。这意味着光美国的贸易逆差就占全世界一年总产出的1％。而这种贸易逆差表现的是外国资金持续不断地大量流入美国。正是在“全球化”的宣传甚嚣尘上的最近几年，全球资金流入美国的步伐明显加快。但是这种流入完全是以美国投资回报率高的预期为基础的，而近年美国投资回报率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宏观经济过热的过程造成的。这样一个过程正在逆转。一旦美国盈利率高的神话消失、全球资金流入美国的速度放慢，世界经济就会进入一个艰难的调整时期。那时候会发生什么，这决不是迷信“全球化”的人所能预料的。
第六节 “溶入国际社会”？
在本节中，我们不得不超越一点经济的范围，谈一谈纯粹国际政治领域的问题。本节仅仅以西方国家对南斯拉夫的干预为例，说明“溶入国际社会”口号对我们这样的国家是如何有害。
2001年6月29日，南斯拉夫政府将前总统米洛舍维奇交给了海牙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该法庭紧接着就于7月3日上演了一出审讯米洛舍维奇的丑剧。英勇地单独抵抗了北约侵略的小小的南斯拉夫终于完全屈服了。这不仅是南斯拉夫的国耻，也是一切维护本国独立和主权的发展中国家的国耻。造成这种耻辱的，当然有南斯拉夫自己内部的卖国贼；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西方国家制造所谓“溶入国际社会”的骗局，一步一步把南斯拉夫拖入了分裂和崩溃的深渊。
颠倒黑白的非法审讯
略微审视一下海牙的那个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对米洛舍维奇所犯罪行的指控，还有一点公平观念的人就都会发现，这些指控全都适用于美国及其北约盟国的领导人，适用于他们指挥轰炸南斯拉夫和派兵进驻科索沃时所犯下的罪行。下边我们转述海牙战争罪行法庭指控的米洛舍维奇所犯罪行，然后在括弧中列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所犯下的罪行以作为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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