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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外资越多越好”的观念还是在近20年中统治了中国人的经济思想。经济学界和政府官员关注的焦点，一直是如何吸引更多的外国资金。中央政府还注意控制外债的规模，想把吸引外资限制为让外国人尽可能多地进行直接投资。地方政府往往就不管这些，不仅都想向本地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且想饶开中央政府的管制，取得尽可能多的外债。为了吸引尽可能多的外资，地方政府都想在中央政府给予外资的政策待遇之外，再给予自己特别的优惠政策，结果是造成了一种恶性的政府间竞争——各地政府争相给予外资特别优惠的政策待遇，比赛谁给外资的政策更优惠。而直到最近，许多地方政府和某些政府部门还把吸引外国投资的多少当作衡量自己工作成绩的一个重要指标。这样的衡量指标本身体现的就是“外资越多就越好”的观念。
10。 对目前的全球化趋势抱赞赏态度，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这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对外经济关系上的真正态度。它要求各国政府在对外贸易上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在外国资本面前完全开放本国的资本市场，允许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包括实行投资自由化。自由主义者们主张由此使各个国家“溶入国际社会”，在经济上成为一体化的全球性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一部分。
象经济自由主义的其它论点一样，经济自由主义者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这些主张，是与正统西方经济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相一致的：他们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其理论依据是西方经济理论中对自由贸易政策最优性的论证；他们主张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其思想基础是西方经济理论对开放市场竞争优越性的论证。
但是上一节已经指出，西方经济学界内部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是不一致的，存在着很强的反经济自由主义的势力。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张就是源于西方的主流经济学；但是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主张确实是近年来西方某些人掀起的“全球化”宣传的一部分。
本章的前边部分已经指出，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自由主义者有很大的差别。表现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就是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们的对外经济政策主张色彩并不鲜明。他们大体上赞同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和外资越多越好的观点，并且大都倾向于尽可能自由化的对外经济关系。有些人甚至公开说：中国的走私如此猖獗，其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关税税率太高。但是我们前边已经指出，“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资越多越好”的观点，并不合乎经济自由主义本来的基本理念。这样，我们就不能得出一个简单化的结论，说中国的经济自由主义者都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
现在的问题是，最近这些年中国成长起了一批新一代的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们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主张事事都应当“同国际接轨”、“溶入国际社会”，从而主张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投入全球化的大潮之中”。而对于目前的中国经济，对于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这种思潮是极其有害的。比起“出口越多越好”和“外资越多越好”的传统看法来，这种对外经济关系全面自由化的主张所带来的损害会更大、更严重。正因为如此，它也是本书要重点批驳的一种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
11。 相信制度万能，自由竞争可以作到一切，这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是普遍的信仰。有一位经济自由主义者曾经这样概括说：“中国缺的是一个好的制度”——言外之意是中国不缺别的任何东西。而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个好的经济制度就是自由竞争的制度。
说这是一种信仰，是因为谈到经济上的任何问题——从人均收入低到某种产品的价格高——这些人都会把原因归结到“经济制度”上，归结到“没有放开竞争”上，而从来都不会再举出别的什么原因。在他们制造的这种舆论下，不仅“制度”成了中国经济学界最流行的名词，而且制度被当成了任何经济问题的唯一原因，有人甚至说“只有制度重要”。
在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的影响下，产生了一种对自由竞争的迷信，似乎竞争可以作到任何事情。在有这种迷信思想的人心中，竞争不仅是最好的经济制度，而且是能够解决任何问题的经济制度。所谓自由竞争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意味着如果其它条件都相同，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将比具有别的经济制度的经济更有效率；而所谓竞争能解决任何经济问题，意味着任何经济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没有实行自由竞争，而任何经济问题也都可以通过竞争来加以解决。
对任何深明事理或真正把握了经济分析的基本功的人来说，竞争可以解决任何问题这一说法都显得十分荒唐可笑。但是这确实是许多人甚至是许多“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例如，1995年我曾经拜访过一位德国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当我们谈起德国的经济状况时，他说：“在德国，寄一封平信的邮费这5年里上涨了一倍多。这就是因为邮局垄断！”其实，有头脑的人都会问：人们说垄断会造成过高的价格，可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也必定会使价格上升得太快。邮费上升这样快，难道就没有别的原因吗？但是迷信竞争神话的人是不会想到这些的。
这位德国经济学家的这段话是迷信竞争神话的典型。竞争神话的迷信者们就是这样思考问题的：一谈起为什么某一艘船的船票难买，他们就说是因为这条航线没有开放别的船只来竞争；大家一抱怨某种东西太贵，他们就说是因为这个行业中没有竞争；讨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为什么低，他们会说是因为这个国家不实行自由竞争；一国的某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他们又会把它归咎于该国的这个行业中缺乏竞争。诸如此类的说法，都是我在最近十几年中经常从报刊、书籍上读到甚至亲耳听到的。这种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缺乏竞争的作法，有时真令我想起那些“法轮功”的痴迷者——不管你有什么病，身体或精神上有什么不适，当你去问他们时，他们都会回答你说：因为你没练“法轮功”！
从下一章开始，我们将详细地说明，本章所列举的那些误导中国经济的有害信条为什么是错误的。但是，为了论述的系统性，本书将不是逐条驳斥这些有害的信条，而是根据问题的性质分几个方面来展开论述。我们将从说明世界的复杂性开始，以说明对制度和竞争的迷信错在哪里。
第二章 复杂的世界
本章的目的，一方面是说明制度并非万能，竞争的作用也很有限，许许多多其它的因素也决定着一个经济运行的绩效；另一方面则要说明，为这样复杂的世界制定有效率的经济政策，考虑的应当是整个社会的福利，而不是“改革开放”之类的政治宣传口号。
第一节 制度并非万能
“制度”一词和“秩序”这个词一样，属于社会科学中最难定义的那种概念。人们使用这个词时指的是什么，在人们自己的意识中往往是模模糊糊的；而且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用这个词所指的东西也往往是不一样的。因此，学者们对这个概念所作的定义也互不相同。但是尽管如此，为了避免对本书的论述产生误解，这里还是要对制度下一个定义。
本书把制度理解为约束人的行为的社会规则，它具有有规则的规章或惯例的性质，其作用在于协调不同的个人的活动。在不同的制度下，社会运行的绩效、特别是经济运行的绩效显然是不同的。在一定程度上，制度确实很重要，也确实很管用。
但是本节要强调的是问题的另一方面：制度并不是万能的。这就是说，有许多问题是任何制度都解决不了的；对于社会经济活动的绩效，制度以外的许多其它因素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那些因为制度不适当而造成经济活动的绩效不好的地方来说，即使实行了对它们来说是最好的制度，经济活动绩效的改善也是有限的。
说制度并不万能，最有力的例证就是：不管实行什么制度，到现在为止都还不能使人长生不老，永远不死；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没有哪一种制度能为我们保证作到这一点。提出这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可能会使制度万能论的迷信者十分恼火，他们会说笔者是在用最平凡不过的事实来强词夺理。但是，问题就恰恰在于，人们在谈论制度的伟大作用时往往忘记了这种最平凡不过的事实。由此就产生了人们经常犯的那种错误：想靠改变制度来作到实际上根本不可能作到的事情。
在1980年前后，在中国就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中国人与美国人相比穷到如此程度，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搞了社会主义。其实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以1949年中国与美国相比落后的程度，任何制度也不可能使中国在区区30年中赶上和达到美国的人均收入。
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是人们最重视的一国经济活动绩效指标。各国之间在这些经济活动绩效指标方面的许多差别，其实是制度之外的其它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国的气候、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等。
对于这些因素的作用，西方的主流经济理论其实是很清楚的。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分析，如果两国都实行完全竞争的经济制度，从而在经济制度的效率上没有差别，但是在技术水平、人均资本、人均资源方面有着重大差别，则两国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仍然会有重大差别。这也就是说，在相同的制度下，技术水平高的国家，或人均资本多的国家，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就较高。
制度万能论者当然会说，制度会影响技术进步的速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但是，即使两个国家在制度、技术水平和人均资本上都完全相同，人均资源较多的国家也会有较多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这是在正统西方经济理论的框架下完全可以证明的东西。就这一点来说，正统的西方经济理论本身就是不赞成制度万能论的。
就是在过去实行过计划经济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中，制度之外的那些因素的作用也表现得同样明显。在1978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和前苏联都实行传统的计划经济，但是中国的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都比前苏联要低得多。中国比前苏联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人均资源、特别是人均耕地大大少于前苏联。当然，中国那时实行的计划经济与前苏联的计划经济有很大差别，中国1949年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比前苏联低得多。但是，勿庸置疑，中国的人均资源少，在决定计划经济下中国比苏联穷上起了巨大的作用。
同样的关系也适用于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不同农村地区之间。那时东北的黑龙江农村农民生活普遍比河北等地的农村好，以致关内的农民大量流向黑龙江。当时这些地方的经济制度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