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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医务和安全等部门的代表所组成的国家安全局“申请人审查委员会”。该委员
会根据该机构所谓的“完人”原则，对每一位申请人进行审查，然后举手表决通过，
或者将材料交给人事部主任并由他发出“遗憾通知书”。
申请人有两天活动时间，第二天主要是听取各方面的简要介绍，其中包括一次
安全简介和一次非保密性工作简介。一些最有希望被录用的申请人可以到工作区兜
一圈。然而，如果让他们参观工作区，就需要提前对整个工作区进行清理——必须
转移所有的秘密材料——因而很少让他们参观。
多年来，国家安全局负责安全的官员一直认为，同性恋问题是一系列值得密切
关注的问题中最为重要的问题。
1960年，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关于同性恋的无谓的恐慌甚至延伸到了“椭
圆形办公室”。“苏联似乎有许多同性恋者，”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在国家安全
委员会的一次绝密会议上惶恐地告诉艾森豪威尔。他真正担心的是“这类人可能有
一个专门的组织”。罗杰斯后来担任了理查德。尼克松总统的国务卿，他显然害怕
全世界的同性恋者联合密谋。“俄国人曾经诱骗过一个人，”他告诉艾森豪威尔总
统，“这个人供认说，同性恋者有一个全球性的组织。”
在此前一个月，两名国家安全局的密码专家已经在莫斯科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
要求政治避难，并像悔过自新会上的罪人那样交代了该机构的最高机密。这是国家
安全局有史以来最大的丑闻。所有证据都清楚地表明，意识形态是导致威廉。马丁
和伯农。米切尔的极端行为的真正原因。但是，当发现其中一个人曾经在年轻时有
过某些下流的行为时，性就立刻被认为是导致他们背叛的真正原因。根据为撰写本
书所收集的材料，这两个人的变节行为在白宫内引起了一阵对同性恋者的病态的恐
慌。联邦调查局在全国范围内对每一位被他们认为是同性恋者的人秘密登记，艾森
豪威尔下令将这些人列人黑名单，从而又回到了麦卡锡年代。
在上述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对此事也很担心。他
询问：“我们掌握的同性恋者的名单到底有什么作用？”埃德加。胡佛回答说，他
那个部门“确实掌握了一份名单，而且地方主管部门获得这类情报之后就向联邦主
管部门汇报”。艾森豪威尔下令将被登记过的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秘密而有计划地
列入黑名单。“这样的名单，”他说，“应当交给负责监视他们的人，以确保名单
上的人不被其他政府机构雇用。每一个申请人都要留下指纹。如果你掌握了一个人
的指纹，而且有证据显示这个人曾经因为这类原因被辞退，那么，你就可以防止他
将来再被雇用。”胡佛表示赞同，“这个主意不错。”艾森豪威尔在会上做总结发
言时评论道：“这样的人一旦被雇用就很难清除，因而他们一进入政府就要把他们
抓住。”
白宫的这种严厉的态度变成了国家安全局大规模的清洗行为。任何人，只要他
表现出哪怕是最轻微的同性恋倾向，不管他有没有同性恋行为，都是清洗的对象。
有几十人被解雇或被迫辞职。这种恐慌还要持续几十年。不过时至2001年，这种态
度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最显著的实例是：由男同性恋、女同性恋和双性恋的员工
组成的专门团体在国家安全局大院内正式成立，而国家安全局《业务通讯》还为他
们每月一次的定期会议刊登广告。
在柏林墙被推倒不到一年的时间，冷战后的首次冲突爆发了。伊拉克入侵科威
特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发动了针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沙漠风暴”行动。
硝烟还未散尽，国家安全局局长斯蒂德曼认为美国间谍机构在这次冲突期间的表现
优劣混杂一一但被他称为“对破坏制裁的人的监控”的行动除外。他说，主要问题
在于几乎一夜之间把从前的朋友变成了敌人。“显然在两伊战争期间，”斯蒂德曼
说，“我们把伊拉克当做盟友。因此，对伊拉克这个地区，我们没有收集到大量的
基本资料，对其各种实力也缺乏深人广泛的了解。我们是靠监视手段获得有关信息
的，但是，几乎没有人会认为这就是深入了解对手的做法，而打仗就得深入了解对
手。当时我们简直谈不上深入了解对手。”
斯蒂德曼还说，由于萨达姆。侯赛因曾经是情报方面的合作伙伴，国家安全局
现在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对付伊朗的战事，4 年多来伊拉克一直接受美国的情
报服务，因而对我们在根据情报得出结论和收集情报格暗号情报）等方面的实力了
如指掌，也非常敏感。根据情报的基本原则，在第一回合我们就败下阵来。也就是
说，我们的安全系统早已被人渗透，因为多少年来我们一直在向我们当今的对手展
示我们的情报实力。此外，伊拉克本身就是一个讳莫如深、高度重视安全防范的国
家。在美国所遇到过的对手中，这个对手是最善于防范和欺骗的。这个国家千方百
计为阻止西方国家渗透刺探其实力和企图而设置了大量的障碍。
海湾战争期间，最令人头疼的就是情报“熔合”一一使全美国的情报机构联手
合作——和情报管理这类的工作。对国家安全局而言，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及时地
将情报截获人员截获的情报送交破译人员、分析人员直至沙漠帐篷里的指挥员供他
们使用。“实际上，从去年7 月伊拉克威胁入侵科威特起到1 月15日战事爆发这段
时间，”斯蒂德曼说，“我们一直在创造一个收集、加工、分析情报的环境，加强
国内与战场之间的联系。”
当部队登机回国时，斯蒂德曼展望了20世纪末漫长10年的光辉前景。“未来的
世界将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情报世界，”他说。对国家安全局及其合作伙伴而言，到
1990年，充实的年代已经结束。冷战已经取得胜利，士兵们也该回家了。曾经只知
道发展壮大的群体突然间面临着裁员、经费剧减和失业等威胁。
在位于华盛顿玛丽埃塔的一个情报截获站，其灰色的办公大楼无人使用，一片
萧条。“置身于杂草、垃圾和废弃的汽车之中，”一个决意重游故地的前任技术员
说，“我的耳朵就听到了从办公楼旧址传来的微弱的声音。”随后，他就发现了其
中的奥秘：数以百计的老鼠在垃圾堆中窜跳翻腾。
强大的冷战恐惧的浪潮几十年来一直冲击着设在遥远的山巅、北极的荒原和隐
秘的山谷的那些监听站，如今正像潮水一样快速地退却。
在苏格兰的埃兹尔举行过多次遣散仪式，离这儿不远就是一座关押着许多苏联
人的大监狱。在遣散活动期间，惟一在耳边索绕的声音就是一支孤独的苏格兰风笛
吹奏出来的刺耳的告别之音：“我们离开这地方，就要远走去他乡。”
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佛罗里达的基韦斯特曾经向白宫发回了大量的情报，而
如今号手吹响了最后一次“熄灯号”，国家安全局的官员看着国旗最后一次降下。
位于日本上激屋的指挥部会议室曾经是海军最大的监听站，如今指挥官根据秘
密指令庄严地宣布关闭该站。
在加利福尼亚的斯卡格斯岛，在土耳其的卡拉米塞尔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几十
个监听站，巨大的天线就像当年被悄无声息地安装起来一样，如今又被悄无声息地
拆掉。
阿拉斯加的埃达克岛曾经是只有监听人员居住的冰天雪地的禁地，如今已在因
特网上拍卖。卫星接收天线、发电厂、埃达克博物馆、学校甚至教堂都将被出价最
高的人买走。
加利福尼亚的因皮里尔比奇离圣迭戈不远，那里的海军监听站在使用了79年之
后，迎来了最后一班岗。
许多没有关闭的监听站实际上也被弃置一旁，要么被改成了遥控工作站。埃克
施泰因是德国的一座高山，从山顶可以眺望前捷克斯洛伐克，山上的小监测站的情
报截获人员如今已被由奥格斯堡遥控的自动天线所取代，从这里开车到奥格斯堡要
走5 个多小时。留下来的只有一些保安和维修人员。
人员裁减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安全局本部。在遥远的北方、北极的门户，加拿大
最重要的阿勒特监听站也裁减了好几百人。同埃克施泰因和世界其他许多地方的监
听站一样，这个监听站现在也采用了能够接受几千英里外遥控的技术。
在大西洋对岸，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也正在经受同样的冷战后的创伤。1995年，
位于切尔增纳姆的总部接到命令，在4 年内要从6000人中裁去900 人。许多监听站，
包括德文郡的卡尔姆黑德监测站，都已停工，共裁员250 人。
同国家安全局的情况一样，政府通讯总部的许多海外工作站也采用了遥控技术。
英澳合建的春迹角监听站设在香港的一座悬崖之上，长期以来一直是远东最重要的
监测站之一。除了几名基干人员，其他所有的人都已撤离并转移到几千英里以外的
墨尔本市区。在那儿的一座两层无窗的灰色石头楼里，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情
报截获人员监听由英国设在香港的天线接收到的中国和俄国的通讯信息。“大部分
（被截获信息）传回了国家安全局，”一个工作人员说道。监听的主要目标是：中
国的核武器和其他先进武器试验、空间飞行试验以及在中国南海引起争端的帕拉塞
尔群岛（即西沙群岛）上的军事活动。俄国人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成）到越南
金兰湾的俄国基地的通讯信息也是墨尔本监听的对象。
但是，随着英国准备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所有这些活动都于20世纪90年代结束
了。政府通讯总部的官员命令摧毁其在香港的所有建筑，以排除泄密的可能性。到
1997年7 月香港移交的时候，那些无窗的办公大楼已变成一片废墟，昔日的岗亭成
为流浪汉避雨的场所。然而，政府通讯总部还是留下了一些设备。以前曾是英国陆
军威尔士亲王军营的那些建筑物已移交给了中国，在那些建筑物的墙壁上还留有各
种各样的监听设备。
政府通讯总部有些人担心，如果工作人员减到4500人以下，这个机构将会在国
家安全局的眼里显得微不足道。“如果我们能保持4500人，我们就是一个有活力、
有效率的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官员布莱恩。穆尔说，“如果我们不能保持4500
人，完成政府通讯总部的中心工作就要打个问号。”然而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局
外人士——而且是一个以削减经费著称的人——被任命为主任。国防部主管政策的
代理副部长戴维。奥曼德因支持一系列在英国军队内削减经费、提高效率的主张而
著称。
对于许多密码专家来说，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秘密世界化为乌有，这是一件艰
难而又痛苦的经历。在得克萨斯奥斯河北边的山村里，罗伯特。佩恩头顶满天繁星
坐在阳台上。在这凉爽的夜晚，萤火虫在空中飞舞，他抽着长长的雪茄，用淡绿色
的杯子品着咖啡。“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做事的方法、还有做事的目的，这些又有
谁能记得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