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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城墙和塔楼，城墙外围还掘有壕沟。卫城中心是一个大浴池，可能是履
行某种宗教仪式的洁身之地，在浴池东北有一组建筑群，其中一座大厅专供
该城市的最高统治者居住。浴池西面有一座装满从广大农村劳动者那里搜刮
来的各种谷物的大谷仓。卫城南部有另一组建筑物，其中心是管理全城行政
的会议厅。由此不难看出，卫城作为城堡区，同时也是整个城市的宗教与政
治中心。下城面积较大，既是商业区也是居民区。住宅的面积、高低及设备
在这一地区有很大差别。其中有多房间的楼房，也有非常简陋的茅舍和低矮
的茅棚。富人居民区甚至已有完善的排水设备，而在穷人居民区是见不到的。
下城富人居民区与穷人居民区的这种分化足以反映出当时贫富阶级的差别。
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分别位于印度河的下游和上游。显然，这两座城
市已是彼此独立的国家的都城（或者是多城邦联盟的中心所在地）。至于两
个国家的统辖领域有多大，现在还不能确切界定。不过，从大谷仓的规模（其
榨取谷物的范围包括有很大一片地区）推测，摩亨佐·达罗一定是一个很大
国家的都市。除这两座大城市之外，在印度河流域发现的重要城镇还有：卡
里班甘·洛塔尔、强胡·达罗和科特·迪吉等，它们无疑也组成了一些比较
小的奴隶制城邦。
青铜器时代的印度河流域，生产工具的改进与提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印度河流域平原由此成为古代东方最早出现的农业经济中心之一。
同时，农业的发展，也为该区域的商业贸易以及城市物质文明提供了坚实的
保证。也正是这种物质基础，才维持了古代印度早期阶级社会的稳定。此外，
优越的地理位置，大规模的对外贸易，对于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的发展同样
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像摩亨佐·达罗和坎贝湾的洛塔尔，由于濒临海岸，
因而都成为重要的贸易中心和商业港口。当时，整个印度河流域通过与其它
地区 （当时主要是两河流域）大规模的贸易往来，其城市经济、政治以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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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等各个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为其奴隶制城市文明的不断发展提供
了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印度河流域不少城市已经进入早期奴隶制城市文明
的繁荣时期，但是，就整个印度河流域的城市文明社会而言，还只是处于早
期奴隶制社会低级阶段，与同时期的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城市国家相比，印度
河流域的城市文明社会，其社会财富还不够充足，贫富差别与阶级矛盾也不
十分尖锐。而这种阶级状况发展的不充分正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反映。
印度史学家罗米拉·塔帕尔曾对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社会作过评价，他
认为：哈拉巴城市文明社会是正在萌芽中的瓦尔那型的社会结构，已经存在
①
着种姓制度的要素 。瓦尔那，原义为“色”，后来逐渐失去本义而开始具有
“等级”的涵义。瓦尔那一词在汉译佛经中就被译为“种姓”或“姓”等。
可见，根据罗米拉·塔帕尔的提法，完全可以下这样一个断语——尽管哈拉
巴城市文明社会尚处在早期奴隶制低级阶段，但是，作为阶级社会基本特征
的，一定程度上的阶级分化、阶级差别以及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已经开始出现。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哈拉巴印章中发现的两条铭文中得到一定印证。印章铭文
分别提到：“莫纳拉——富有的、一百块田地的主人”；“巴图卡朗——附
近村落尊贵的主人”，这都反映了土地占有关系的不平等。 （这两条铭文的
内容是根据近年美国考古学家沃尔特、费尔塞斯所提供的资料破译的。）此
外，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两座城市的下城中富人居民区与穷人居民区的存
在，以及二者在居住条件等方面的显著差别，也反映出印度河流域城市社会
阶级差别与等级分化的史实。
随着社会分化的日趋严重，印度河流域城市文明社会开始出现了一些阶
级或社会集团。当时主要有：军事贵族集团、祭司、战士、商人、工匠、农
民和渔夫，当然也出现了雇工和奴隶。其中，就社会地位而言，要数雇工与
奴隶的地位为最卑。他们主要在粮仓，铜器冶铸作坊，以及粮食加工场等需
要繁重体力的场所劳动；从哈拉巴印章上还可以看到奴隶主拷打奴隶的画
面；另外，出土的奴隶陶佣，其形象为——头上戴着布满刺痕的圆便帽，颈
下戴着前部突出的项圈，奴隶与雇工被迫携带刻有铭文的印章充当其身份
证……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表明奴隶主与奴隶、雇工两大社会集团之间的差距
正在拉大，对立也在加深，哈拉巴城市社会正在走向成熟的等级森严的奴隶
制社会。
不过，在氏族制社会解体的基础上产生，在农村公社向城市公社发展的
过程中出现的印度河流域的早期奴隶制城市社会，由于其经济生活发展的不
充分，因此，其早期奴隶制国家政治生活的发展自然也不成熟。比如，当时
暴力统治机关尚未强化以及军事武装力量还不强硬的明显缺陷，便是最有力
的见证。事实上，想仅仅依靠印度河流域当时相对发展的农业，去克服上述
政治缺陷，并建立、维持一个庞大的统一政权，显然是不可能的。历史没有
超越这一规律，印度河流域在那个时候也的确没有出现高度集权统一的奴隶
制国家。
印度河流域虽然早已存在许多行政效率较高的作为社会政治中心的城
市，然而，作为这些城市中管理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社会事务的各种权力
机关，相比于古代埃及法老的高度集权的强大王朝却还很逊色。当时，各个
① 陈洪进：《罗米拉·塔帕尔的史学思想》，见《南亚研究》1981 年第2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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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经济、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就其政治发展而言，各
个城市还只是以相互独立的政治中心而存在。每个城市以城镇为基地，统治
着周围农村的广大农民，形成以城市为首都的各个城市国家。在所有考古资
料中，也从来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印度河流域行使高度集权统一奴隶制国家最
高权力的帝王存在过的标志。因此，可以推断，印度河流域各城市文明国家
很可能采用了共和政治的形式，而这种共和政体或许是通过高级祭司、富商
以及军事贵族集团共同担任高级官吏，掌握国家的统治权力而具体实现的。
（2）哈拉巴城市社会的衰落
哈拉巴城市社会的衰落是与整个哈拉巴文化的衰落紧密相连的。哈拉巴
文化在印度河流域的发展极不平衡，各个地区的兴衰期前后不一。作为印度
河流域文明中心的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其兴衰期是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
元前1750年之间，即到公元前1750年之后，两座城市由繁荣骤然走向了衰
落。
近年，在印度河流域及其周围有关地区的考古发掘表明，有些城市文化
较哈拉巴文化还早，史书习惯上称这些文化为前哈拉巴文化。如巴基斯坦考
古学家在科特·迪吉的发现，就表明这里在摩亨佐·达罗兴起之前，就已经
出现了较为发达的城市文化。坚固的城墙和石块以及砖砌而成的塔楼，都成
为其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科特·迪吉城市文化开始出现的年代大约为公元
前2600年，其晚期发展几乎已经达到了哈拉巴文化的发展水平。此外，当中
心区的文明已经衰落时，其它一些地区的文明却依然在持续发展。五六十年
代，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罗塔尔的考古发掘证明，这里直到公元前1000年左
右，还存在着发达的印度河文化。
可见探讨哈拉巴文化的衰落无疑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由于整个哈拉
巴文化的衰落首先体现在作为其载体的城市社会的衰落上，因此，这里主要
就哈拉巴文化中心城市的衰落作一粗泛地介绍。
如前所述，学术界普遍认为，印度河文明的中心城市大约是在公元前18
世纪开始其衰落过程的。不过也有极少数的学者持不同意见，如M·惠勒和
斯·皮戈特认为：哈拉巴与摩亨佐·达罗的衰落是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即
在北方雅利安人入侵该地区时期。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衰落的原因是入侵及
暴力破坏的结果。他们在考古学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在摩亨佐·达罗遗址的
最上层发现有城市街道、房屋等被烧毁的残迹，而且到处都有居民被砍伤的
骸骨。另外，据《梨俱吠陀》一书的文献资料佐证：颂诗中提到，雅利安人
在战神因陀罗和火神阿耆尼的援助下，在一次战斗中就摧毁了达萨人的 90
座城市。 （“达萨人”，原义为敌人，这儿专指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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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许多学者依据放射性碳 的定年标准，确认哈拉巴文化中心城市
的衰落要比1500年早两个半世纪，这就从时间上否定了M·惠勒等的主张，
而且雅利安人最初主要活动场所在印度河上游这一事实的提出，又从空间上
对雅利安人侵略破坏说提出质疑。对衰落时间认识上的不统一，必然导致关
于衰落原因上的重大分歧。
关于哈拉巴文化中心城市衰落的原因，近年又有一些新的提法。其中比
较有影响的观点之一就是美国学者R·L·雷克斯的自然灾害说。他认为：古
代摩亨佐·达罗附近是一个地震中心，公元前1700年暴发的地震，曾引起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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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水泛滥，并将全城吞没 。由此推测，很可能随着摩亨佐·达罗的毁灭，文化
中心逐渐北移于哈拉巴，并最终移向东南的坎贝湾各地。这样，印度河流域
的主要城市社会也就从此衰落不复起了。
如果说以上两种解释更偏向于外在因素的把握的话，那么以下两种见解
则比较偏向于城市社会内部原因的探寻。一种观点认为：两座城市的衰落是
由于其贸易的萧条，引起城市经济的衰落，最终招致统治权力削弱的结果，
至于贸易萧条的原因持此观点的学者并未做出交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正
②
是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和阶级关系的紧张造成了城市文明的衰落 。相比较而
言，罗米拉·塔帕尔、沃尔特·费尔塞维斯以及小西正捷三位学者提出的观
点，则因综合了以上两种见解的可取之处，而显得更加全面且富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