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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姻法以“自由选择伴侣……及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为基础，其主要前提是这样一个原则：婚姻是通过两个平等个人的自由选择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而不是由双方家庭一手包办，根据家庭的整体利益安排子女的婚姻。尽管根据新的婚姻法，婚姻由男女双方自己作主，但实际上，在订婚时父母的意见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一点可以肯定，与20世纪初相比，子女在选择配偶上逐步获得了更多的发言权。1949年以前，由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常常是新郎新娘直到举行婚礼那天才得第一次见面。不过，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父母对婚姻安排的控制明显地减弱了。现在，即使有时父母主动为子女安排婚姻，通常也是事先与结婚双方商议过的。青年男女通过一块儿上学或在同一个生产单位劳动，互相了解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常常自己向对方表露爱慕之情，尽管随后的发展仍将受到父母的极大影响。这些变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即婚姻基本上是家庭之间，而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结合。①新的婚姻法也以“两性权利平等”为基础，不像那些使妇女明显地从属 ② 同上，第276—279 页。 ① 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第264—265 页。 ② 有关照顾老人的安排的详细研究，见德博拉·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中国的老人与共产党革命》。 ③ 中央人民政府1950 年5 月1 日颁布的婚姻法的译文见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第221— 226 页。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55—199 页。于男人的传统习俗。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妇女的地位仍明显低于男人。
婚姻仍是男方的事，女人“嫁进其夫之家”（通常意味着嫁入其他村子）并有义务为其婆家的幸福做贡献。所以，儿子仍然比女儿更得宠——生儿子称“大喜”，而生女儿是“小喜”，因为把女儿养大后，她将为别人家服务。
在家里，妻子的地位明显低于丈夫，实际上也低于公婆。尽管妇女像在传统时代一样，经常最终设法在家里获得不少的非正式权力，但最后的决定权仍在她丈夫或许甚至是公公手里。
虽然1949年后的30年，农村妇女的生活确实有了一些改善，但这些改善并没有产生或导致传统的父系家长制的根本改变。当妇女在社会主义改造后被迫下田劳动时，她们获得了一些地位。现在，她们挣得的工分是家庭收入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妇女在经济上变得更有价值，新郎家付给其未来的媳妇家的聘礼也有所增加。在家里，男性家长的专断统治似乎有所削弱。然而，妇女去集体农田劳动得到的工分总是比男人少一些，她们的收入没有分给她们自己，却给了她们全家，除了做农活外，她们还要做所有的家务活。
此外，农村绝大多数干部是男人。生产队一级唯一的妇女干部通常是妇女队长。如果丈夫把妻子打得很严重，足以造成严重的伤害，丈夫现在可能会受到惩处，但丈夫打老婆的事情仍然常常发生。人们认为，丈夫的性不忠远不如妻子的性不忠那么严重。①家长制的持久性从根本上在为它的成员、尤其是病人和老者提供福利方面将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当老夫老妻无法养活自己时，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将照顾他们。反过来，当儿子和儿媳工作时，年迈的父母会照料他们的孩子。
因此，大家庭的古老理想又复活了，在这种家庭中，已婚的儿子和他们的家人将共同生活在一个年迈的家长的权威之下。像过去一样，这种理想在大多数家庭只是部分地实现了。最常见的模式是：老两口与他们已婚的儿子之一（通常是长子）住在一起；其余的已婚儿子在离父母的房屋非常近的家中各②自居住。但有一些迹象表明：在经济状况改善了的今天，与1949年以前相比，有更多的家庭生活在大家庭的传统理想之外。③在社会主义农业体制下，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应受到“五保”的保护：
保吃、保穿、保住、保医疗保健和丧葬费用。每个生产队都应从年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以支付贫困老人的上述费用。不过，这种社会福利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仅几个老人需要五保，因为绝大多数老人有其子女照料。
尽管政府规定他们应受到很好的照料，但是许多农村老人得不到任何一个已婚儿子的照料，他们生活在可怜贫穷的境地。①随着70年代末农业的非集体化，依靠五保的农民的情况甚至变得更加不稳定。新体制的一些条例规定：应当保证老、弱、鳏、寡和孤儿的生计。但由于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失去了对农民家庭的许多权力，谁能保证这样的社会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200—221 页；朱迪思·斯特西：《中国的家长 制和社会主义革命》；凯·安·约翰逊：《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玛杰里·沃尔夫：《把革命 放在次要地位：当代中国妇女》。 ②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34—46 页。 ③ 费孝通：“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第16 卷第1 — 2期 （1983—1984 秋冬季号），第32—45 页。 ①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85—95 页。福利计划最终能有充足的资金呢？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极为关注维护传统家长制家庭的完整，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正当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新阶段似乎正给农村带来繁荣兴旺之时，政府开始通过强有力的行动打破这种完整，这就是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计划生育运动在农村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到60年代中期，政府开始做出巨大的努力以限制农村地区家庭的规模（计划生育运动于50年代中期在城市开始，但在大跃进中被人口越多越好的教条所中断）。有一些迹象表明：
许多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赞成限制生育。良好的卫生条件降低了婴儿死亡率。要求妇女下地干活更增加了她们照料大量孩子的负担。由于跳出农村的机会受到限制，由于用于集体生产的土地不会有什么增加，生许多孩子将给家庭带来经济负担。但限制家庭规模的一些倾向被生儿子的重要性所抵消。大多数家庭宁愿有两个儿子，以便能至少保住一个，与他们一起生活、共同工作并在晚年照顾他们。但起码至少要有一个儿子。②在70年代初期，由于促进计划生育的政治和技术手段变得相当发达——国家和省级计划生育委员会可以直接对基层干部（大部分是男性）施加压力，干部有权对生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实行物质制裁；避孕方法更加有效，并且形成了由当地卫生所发放避孕用具的更完善的网络——农村的出生率明显下降。官方有关家庭规模的口号是：“一好，二足，三多，四超”。不论是出于遵守政府的政策，还是 （更可能是）出于对经济收入的考虑，大多数家庭至少部分地遵循了这个口号，不超过三个孩子，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两个孩子，特别是如果这两个都是儿子时。但是如果一对有三四个女儿而无儿子的夫妇继续生育直到有一个儿子时，农民、甚至当地干部中也很少有人反对。
不过，到70年代后期，鉴于众多的人口给中国现代化造成的潜在困难，中央政府迅速实施了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严厉政策。在许多地区，政府全力对付那些违反新政策的人。事实上还有这样的报道。怀孕达八个月之久的妇女被强迫去做人工流产。也有迹象表明：由于父母担心出现年迈时没有一个成家的儿子在身旁照料的悲惨结局，溺杀女婴的事件开始急剧增加，尽管这个关于家庭规模的残酷政策在整个80年代中期一直实行，但有一些迹象表明，它是采用一种更灵活的方式来执行的。①邓小平政权的改革大大拓宽了农村经济和政治自由的范围。除了允许更多地利用当地市场因素外，这个政权还放松了许多毛时代非常苛刻的政治约束。大多数地主和富农“摘了帽子”；也就是说，为他们消除了阶级成分的②政治污点并允许他们作为全权公民参加当地活动。在日益武断的阶级斗争概念下进行强暴的政治改造的时代已经结束，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一去不复返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计划也结束了，从而去掉了压在农村和城市人民肩上的一大负担。但是，在农民生活的有争议的最重要方面，即家庭生活的性质中，政治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 ②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38—154 页。 ① 怀孕很长时间后做流产和杀女婴的提法见史蒂文·W。莫舍在《破碎的大地》第224—261 页的描述。不 过，诺马·戴蒙德在“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和非集体化——一篇评论文章”（《亚洲研究杂志》第44 卷第4 期 （1985 年8 月），第785—792 页）中指出：莫舍看到的发生这些极端行为的地区不具代表性。 ② 根据 《北京周报》（1980 年1 月21 日），超过99％的地主和富农被摘掉了“帽子”，曾有不下400 万 地主富农，现在仅有5 万“死不改悔的分子”。结 论一面推行农村经济自由化，一面又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这种讽刺性现象说明，要断定农民是如何评价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复杂的历史性变迁是多么的困难。对许多农民肯定有好处的大多数变化与那些似乎有坏处的变化紧紧交织在一起。年轻一代欢迎的变化不一定能得到老一代的赞同；而且，甚至那些对大多数农民有利的变化也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少数人有害。
从农村经济史中可以找出这种固有的、模棱两可的例子。根据1978年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数字，自50年代中期以来，人均粮食产量几乎没有增长。
①但是，即使村民可得到的平均粮食总数没有增加很多，经济发展却给许多村社普遍带来了根本的物质利益：良好的公路、一些电力和大众信息传播、新的卫生所和改善了的健康状况。农村人口增长虽然可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经济问题，但它却是物质生活改善的一个标志。而且作为在这里叙述的30年历史的结果是：这些物质利益在村民中间比革命前分享得更公平了。
在土改时期，大多数村民是贫农，因而他们有理由感激对村社的经济进行改造。但如果在土改时期，他们的年龄大得足以参加这项运动，那么他们也会记住60年代初期的大灾荒，那时，政府为创立社会主义的一种激进形式而进行大错特错的尝试，其结果是：如此众多的人遭受苦难，甚至死亡。他们也可能考虑这些问题：自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以来，他们得为集体的事业多工作多少小时，妇女如何不得不离开家庭去干农活，而且农闲季节如何不得不献身于集体举办的公共工程项目——而且他们会惊诧：从额外的劳动中获得了多少，政府拿了多少给城市，又有多少浪费在错误指导下的农业规划中。
然而，总的来说，老年人可能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