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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四合院的冲击而展开,表现出作者对老舍及其《茶馆》的借鉴。
王靖的《在社会的档案里》是一部电影本,讲述犯罪行为——强奸和谋杀——被保护高级官员的军队所掩盖。李克威的《女贼》是另一部描写青年人的电影,这些父母受迫害的子女或受到被引诱的受害者与社会发生了冲突。同《假如我是真的》一样,这些电影在1980年2月北京的一个大型讨论 ① 沙叶新等创作,又名《骗子》。会上讨论过,在这次讨论会上胡耀邦作了一个关键性的发言。大家都同意, 作家不应忽视社会难题的长期性,但他们应该认识到旧社会残余对造成这些 问题的影响,应该关心突出新社会的积极力量,这样就能产生新的面貌。总 之,作者应该考虑他们作品的效果。
在大量新的通俗戏中,许多都探讨了长期遭到压制的罗曼蒂克的爱情主 题。田芬和钱曼兰1980年的《她》突出了成年人追求爱情和婚姻这样一个诚 实的主题。《她》重新肯定了一个年轻寡妇追求幸福的权力,她一直孝顺地 侍候婆婆;而男主人公则不顾自己家庭的反对去追求这个寡妇的爱。这一类 戏剧坚决主张表现个人问题并解决这些问题,完全不同于那种统治舞台多年 的宣传口号式的自我牺牲主张。附 言《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张弦1980年一篇小说的题目。可把这种措辞看成是对中国过去30年看法的象征,这是四十几岁或更为年轻的作家们的观点。他们自 1976年以来就已统治了中国文坛。从遇罗锦的《一个冬天的童话》,到张辛欣《我们这个年纪的梦》(1982),这类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它们常常实质上或样式上是自传性的,重新肯定了个人的价值,特别是妇女的价值,她们需要关怀,需要爱。
在这30年中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已为中国乡村的文化沙漠储存了一种肥料。它提供了英雄、主角模式以及实际的社会主义课程。获得公认的少数成功作品——《红岩》、《创业史》以及少数诗歌和戏剧——不断重版,反复肯定。同时,作家们力图沿着现代主义方向改进技巧,并在他们的作品中正视新社会生活的真正难题,但他们的努力继续被泼上冷水。1981年对白桦 《苦恋》的攻击,是毛时代终结以来第一次对一个创造性作品的大批判。
①周扬再次成为制定文艺政策的决定性人物 。虽然胡乔木在1981年底否定了毛的文学原则与当前社会状况的相互关系,但他重新强调了党的一贯思想:
作家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领导。②讽刺作家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借他自己笔下的一个人物之口对苏联作如下评说:
苏联的历史实际上 (而不只是显然)是一部有关代表大会、会议、计划、义务、起坐、征服新的领域、新的部门、游行、奖章、鼓掌、民间舞蹈、欢送典礼、欢迎仪式等等,简言之,就是在苏联官方报纸、杂志、小说上所能读到的一切,或在苏联电视上看到的一切,以及其他等等的历史。有些苏联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出现在大众信息媒介、教育、规劝和娱乐中。但所有这一切却是无形的非历史背景的苏联真正的历史。对于没有受过苏联生活方式这所大学校教育的外来观察家来说,所有一切似乎都是谎言、煽动、形式主义、官僚政治喜剧、宣传,实际上这一切却表现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血肉,实际上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本身。而那些一切似乎是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等,实际上只不过是这个真实过程的微不足道的外壳。①自从毛时代结束以来,这个“痛苦的真实,事物的实际状态,常识性思考的东西等等”的外壳在中国文学作品中越来越自我显露了。无论是新作家还是老作家都不断地突破主题和技巧的边界。一直在加强控制的过程现在已经放慢了,虽然尚不清楚这个过程是否已经被逆转过来。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文学从强加给它的不可忍受的重压下生存下来了。它反映了新社会缔造者的许多梦想,如今,在它走向现代主义世界的缓缦进程中,将会开始观照现实的更大部分。 ① 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文艺报》1979 年第11—12 期,第8—26 页。 ②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载《红旗》第23 期 (1981 年),第2—22 页。 ① 亚历山大·季诺维也夫:《光辉前程》,转引自克莱夫·詹姆斯:“黑暗中的笑声”,《纽约书评》, 1981 年3 月19 日,第20 页。第五篇 分离的省份第十二章 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1949—1982年)1945年10月25日,国民党将军陈仪在台北接受日本投降,并出任台湾省主席。他控制的这个地区,其历史与中国其他地区差别甚大。中国人在台湾定居较晚,是在16世纪和16世纪以后,当时一些福建人移居台湾。1895①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人统治台湾的50年期间台湾物质条件与台湾人民态度的诸多变化,对国民党统治之下的台湾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
日本人早期的主要目标,是在这个偶有反抗精神的民族中建立法律和秩序。日本人首先采取军事行动,随后建立广泛的警察机构和行政、法律制度,以保障台湾社会的和平与安定。日本统治者非常严厉,有时甚至是独裁,但他们在台湾创造了一种有助于经济发展与现代化的环境。这种情况与20世纪前叶中国大陆由于内战、军阀混战、土匪横行、日本军事入侵而形成的局势截然不同。
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日本帝国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台湾人民。但是,其发展过程却使台湾人民的生活稳步提高。到1945年,台湾人民的生活条件比中国大陆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要高得多。例如:30年代初期,台湾拥有2857英里铁路,而整个中国大陆只有9400英里。台湾的发电量与整①个中国大陆的发电量几乎相等。日本人大大改善了台湾的公共卫生条件,扩大了初等教育,修建港口与公路,并开始建立工业基地。他们通过土地勘察、明确土地所有权,革除了大规模逃避土地税的旧习,从而理顺了公共财政,并为后来国民党政府实施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日本人通过扩大灌溉设施、引进新的耕作技术、组织农业协会,使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台湾人虽然为他们在日本统治下取得的物质成果感到高兴,但对日本人把他们当作二等公民极为不满。台湾政府所有的高级职位,以及行政、管理、技术等部门的高级职务均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台湾人中能够受到小学以上教②育的几近于无。台湾活动分子为争取在台成立代表政府,并在日本国会中增设台湾代表,进行了长期斗争,但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为止收效甚微。一些日本自由主义人士同情台湾争取政治代表权的愿望,但是,日本统治集团的主流认为只有当台湾人在语言、文化和对天皇的忠诚等方面完全被日本人同化时,才能给台湾人以同等的政治权利。极端的日本民族主义者则断然拒绝这些殖民地的臣民可能被同化并且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的看法。
1945年战争结束时,台湾人热烈欢迎把日本人赶出台湾,赞成台湾归属中国,认为他们将继承被充公的日本财产,继任原先由日本人担任的职务。 ① 台湾人大部分为福建省南部移民的后裔,讲厦门方言。一小部分为广东人的后裔,讲客家话。这两部分 人通常统称为“台湾人”。台湾的“大陆人”系由1945 年以后由大陆移居台湾的中国人组成。他们讲多种 方言,但其共同语言是以中国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国语。1982 年,台湾总人口为1800 万,其中200 万为“大 陆人”及其子女。台湾总人口还包括约20 万当地部族人,他们主要居住在山区,其祖先在中国人到来之前 即定居台湾。他们与马来人有血缘关系,操多种语言。 ① 乔治·H。克尔:《福摩萨:特许的革命与地方自治运动(1895—1945)》,第185 页。 ② 同上,第177 页。但他们看到台湾被一些新霸主接管了。这些新霸主的的确确是中国人,但操 不同的方言,经常看不起甚至歧视当地人。他们大失所望。1947年台湾人的 愤懑情绪统于爆发成为暴力行动,大陆人和台湾人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成 了国民党面临的一个长期难以解决的政治问题。
自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撤到台湾以来,在国民党的统治之下,台湾的历 史贯穿着三条主线,即要求台湾在世界上成为一个单独的政治实体的斗争; 努力发展经济;在情况不断变化的压力下调整内部政策。美国在 1950年6 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作出了对台湾安全的保证,20年中,这种保证为台湾进行 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可靠的庇护。但是,在 1971年尼克松总统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实行开放政策及中华民国失去在联合国的席位之后,台湾人民对美国保证 的连续性日益感到怀疑。美国从广泛的地缘政治因素出发,认为1972、1979 和1982年美国为维持与10亿中国人民之间富有成果的关系,而在台湾问题 上对北京所做的让步是必要的。可是,这些让步引起了台湾的不安,尽管美 国对台重新作了安抚。北京关于如果台湾回归祖国将允许台湾政治上自治的 承诺,对台湾政府和人民来说是难以置信的。台湾政府和人民认为,只有继 续保持其单独的地位,才能更好地维护他们自己的利益。
台湾的经济发展是过去30年里最突出的成就之一。这是人们公认的事 实。其发展之快,是由诸多不寻常的因素结合而形成的:日本人遗留下来的 比较发达的基础结构;拥有成千上万的来自中国的训练有素、富有经验的技 术人员、商人和政府行政管理人员;前15年获得的大量的美国经济援助;政 治稳定;上层官员愿意听从专家的意见。进入80年代,台湾已接近发达国家 的地位,其人均生活水平在亚洲名列前茅,其经济发展成果已使广大台湾人 民普遍地得到益处。
台湾没有武装暴乱和军事政变的困扰。自1947年台湾起义以来,极少发 生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常面临的那种政治动乱及其他社会骚乱。面临来自北京 的威胁,自身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两个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 ——的统治的合法性为众所公认,这些因素结合起来有助于政治稳定。批评 家们曾指责台湾的政治制度僵化和不民主,反对大陆人通过国民党一党专 权,反对取缔反对党,反对继续实施军事管制、逮捕政治上的反对派并限制 新闻自由。但是,多年来台湾的政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数以万计的台湾 人加入了国民党,台湾人在党政部门也可担任要职。独立的政治家参与了地 方和省的选举,有时还在一些重要的竞选中击败国民党的候选人。自 1969 年以来,国家选举机构不断增选新成员。虽然仍禁止谈论某些敏感问题,但 近几年来允许新闻界争论的问题的范围已有所扩大。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 政府内部和政治反对派之间都造成一种共识:政治改革必须加速进行。
当蒋介石于1950年3月1日在台北重新出山担任中华民国总统时,形势 是严峻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防务崩溃之迅速比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