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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越南战争。对中国而言，最急迫的问题是：华盛顿是否会派美国军队侵入北越，迫使中国政治局像它曾向世界表①示的那样，出兵与美国地面部队开战（像在朝鲜那样）？
果真如此的话，不管毛认为他关于发动内部革命的想法对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多么重要，都必须把这种想法搁置一边。第二个重要问题是，如果要共同保卫北越，中国需要 （如有可能）苏联多大程度的合作。有段时间，尤其是1965年2月美国发动空袭之后，俄国人一直在强烈要求与中国和其他②社会主义国家采取“联合行动”保卫北越。如果毛同意苏联的要求（这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是最低限度的要求，但仍足以使中国降低反苏的调门），他自己贬低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政策和根除中国国内刚刚抬头的修正主义的双重战斗将遭受严重挫折。 ① 关于这个时期的权威研究著作，是理查德·鲍姆：《革命的序幕：党和农民问题（1962— 1966）》；张 旭成： 《中国的权力和政策》；安炳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大革命》；弗雷德里克 ·泰维斯： 《中国的 政治和清洗：整顿与共产党准则的衰落 （1950—1965）》；威廉·F。多雷尔：“中国文化大革命发起阶段 的权力、政策和意识形态”，载托马斯·W。鲁宾逊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第21—112 页。 ② 张：《中国的权力和政策》，第147—156 页；鲍姆：《革命的序幕》，第11—42 页；安：《中国的政 治和文化大革命》，第89—122 页。 ③ 泰维斯： 《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493—601 页；安德鲁·C。沃尔德： 《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 理查德·鲍姆和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 《四清：1962 至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托马斯·鲁宾 逊： 《林彪的政治军事生涯·第二部（1950—1971）》。 ① 斯坦利·卡诺：《越南史》；莱斯利·H。盖布尔和理查德·K。贝茨：《越南的讽刺》。 ② 唐纳德·S。扎戈里亚：《越南的三角关系：莫斯科、北京和河内》。因此，毛非常不愿意改变与俄国人的敌对状态，更何况自1960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在致力于与苏联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965年初，苏联召集的有19个共产党参加的三月会议因故失败（遭到了中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抵制），而中国发起的打算排除并孤立苏联的第二次亚非会议 （第二个万隆会议）在阿尔及尔即将召开，对中国领导人来说，他③们的成功似乎已近在眼前。为此，中国必须既坚持反苏，又援助越南反对美国。其中的关键有两点：一、得到美国的明确承诺或默许：在继续空中轰炸的同时，不从地面入侵北越；二、有效地武装越南人，以此抵御美国的军事压力。
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两个目标。对于美国空袭的升级，中国在外交和军事①上都作出了特别的反应。这导致中美之间达成了一项默契，美国的保证就是从这项默契中得出的。虽然到1967年才得以完全确认美国不会入侵北越，但在 1965年夏，这一点就比较清楚了，即美国很可能会把地面行动局限在南②越，华盛顿已理解并时刻留意着中国发出的警告。 武装越南人要花很多时间，因为中国需在华南新建机场，提高军工生产，把产品运给北越人，帮助河内进行军事训练，与河内联合进行军事演习，把配备防空师的解放军的5③万筑路部队派往越南等等。 不过，这些承诺最终都实现了。
当决定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以后，毛泽东就信心十足地一边与克里姆林宫作斗争，一边准备发动文化大革命了。然而，他的时间表无疑被美国的军事干预打乱了。本来应该在1965年夏天就发生的事情（如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直至11月份才得以发生。内部两个方面和外部两个方面的事态同时交织在一起，使人们难以按时间顺序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内部，当中国领导层在为怎样对美国的挑战和与苏联签订一项意识形态方面的和平条约的要求作出最佳反应而争论不休时，毛则希望看到党内的④对手们如何执行分配给他们的实施“二十三条”的任务。由于同一班人马同时卷入了两个方面的事态，自然易于混淆甚至中断正常的工作任务。这使毛更加相信他在党内的对手在为苏联的修正主义事业服务。
在外部，因越南冲突的发生和苏联成功地使河内在中苏争论中回到了中立立场，反苏运动和与之相关的中国率领新近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反对两个①超级大国的努力都遭到了挫折。 此外，1965年秋，中国的外交政策在阿尔及尔、雅加达和许多北非国家的惨重失败，使人们对毛泽东关于第三世界各国的革命与中国革命并肩前进的论断产生了怀疑。这些事件都有一个发展过程，这就进一步推迟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时间。 ③ 查尔斯·纽豪泽：《第三世界政治：中国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1957—1967）》。 ① 艾伦·S。惠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中的武力使用”，见《美国政治和社会科学院年刊》第402 期 （1972 年7 月），第55—66 页；艾伦·S。惠廷：《中国的威慑微积分学》，第 6 章。 ② 艾伦· S。惠廷：“我们是怎样几乎与中国开战的”，《展望》第33 期（1969 年4 月29 日），第6 页； 埃德加·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 期 （1965 年2 月27 日），第17— 23 页。 ③ 《战略概览（1966）》；《纽约时报》，1965 年1 月17 日、1966 年8 月12 日。 ④ 泰维斯：《中国的政治和清洗》，第546 页。“二十三条”的译文见鲍姆和泰维斯的《四清： 1962—1966 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书的“附录F”。 ① 威廉·E。格里菲思：“中苏关系（1964—1965）”，《中国季刊》第25 期（1966 年1 — 3 月），第66—67 页。学者们已经对中国领导层 1965年关于越南战争的战略争论进行了许多②分析研究。尽管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某些结论是可以成立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虽然确实发生过争论，但有迹象表明，毛在1965年夏就可能已经确认：
中国无需担心美国对北越的入侵；传统的人民战争模式是可行的，定会在越南最终证明它是成功的（虽然增加了诸如防空武器等现代化装备），因此，北京无须对莫斯科作出重大让步。③因此，总参谋长罗瑞卿发出的认真备战（包括平息内部的政治冲突、以民用经济的受损为代价增加军工生产和军事预算、同意苏联提出的采取“联④合行动”的建议等）的呼吁，就显得太不识时务了。它背离了政治方向，是极其危险的，因为它把国内的反修防修斗争摆到了次要位置，将使解放军脱离国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它充当着为文化大革命做准备的组织指挥部和中国青年的模范军），并使之仅仅成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另外，必须继续把人民战争理论放在首位，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尽可能少地消耗中国军事资源的情况下，使中国的敌人 （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者）陷入走投无路的绝境。
最后，争论使毛的对手公开了他们的意见。一派是以罗瑞卿为首的职业军人，持相对强硬的立场，力主在越南抗击美国，而对苏联则主张在实际政策上 （即使不在意识形态方面）作必要的和暂时的让步。另一派是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他们看重国内事务，担心介入越南战争和增加军事预算会严重限制经济的快速增长和阻止必要的社会经济改革。为了使介入越南战争一事变得毫无必要，为了恢复苏联的经济援助和与苏联的大规模贸易，这派人在中苏政策分歧方面显然也准备向苏联作出让步。两派均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应向苏联靠拢。但两派对越南问题的立场有区别，因而在国内政策孰轻孰重方面意见也不尽一致。毛及其追随者（特别是林彪，甚至可能包括周恩来）站在两派之外。他们赞成继续坚决反苏，也赞成继续支持越南抗美。他们对美国在印度支那的行动看得不太重（毛1月①份对埃德加·斯诺的谈话可以为证）。他们坚决反对理性主义者——不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毛泽东眼里，他们都是修正主义者——提出的改变国内政策的建议。
②毛对付两派人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即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因此，他让修正主义者负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工作，让职业军人在党委会上或在文章中发表意见。由于美国在越南行事十分谨慎，苏联在意识形态 ② 哈里·哈丁和梅尔文·格托夫：《清洗罗瑞卿：中国战略计划中的政治斗争》；邹谠编：《中国在危机 中》第2 卷， 《中国在亚洲的政策和美国的选择》中由拉阿南和扎戈里亚撰写的章节；迈克尔·亚胡达：
“苏联政策研究和中国的战略争论（1965—1966）”，《中国季刊》第49 期（1972 年1 — 3 月），第32—75 页；唐纳德·S。扎戈里亚和尤里·拉阿南：“论苏联政策研究——答迈克尔·亚胡达”， 《中国季刊》第 50 期 （1972 年4 — 6 月），第343—350 页。 ③ 这个阶段，毛对美国和苏联的抨击都很猛烈。例如，1966 年3 月29 日他对来访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 谈话，见迈克尔·B。亚胡达：《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第185 页；另阅1966 年8 月12 日发表的《公 报》，见 《北京周报》第34 期 （1966 年8 月9 日），第4 — 8 页。 ④ 罗瑞卿：“纪念战胜德国法西斯，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１，《红旗》1965 年第 5 期；《北 京周报》，第8 卷，第20 期 （1965 年5 月14 日），第7—15 页。 ① 斯诺：“毛泽东访谈录”，《新共和》第152 期 （1965 年2 月27 日），第17—23 页。 ② 详细情况参阅 《剑桥中国史》第14 卷中肯尼思·利伯撒尔撰写的章节。的争论中未获胜利，以及1965年秋初印度尼西亚和非洲的形势发生具有讽刺③性的逆转，使得中国较容易地解决了关于外交政策的争论。12月初林彪发①表的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是争论已获解决的信号：中国将不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也不对苏联作任何让步，此后，中国将把外交政策摆在次要位置。
所以，林彪的文章 （甚至林自己也承认文章非他本人所写，这对中国人来说不是什么新鲜事）发表的时机和象征意义比其内容更为重要。文章重申了中国人关于革命战争进程的信条，把原来的模式从中国农村类推到了“世②界农村”，但它绝对不是反对发达国家的宣战书。联系中国在第三世界已经或即将遭受种种失败的国家环境来看，该文更像是坚信最终会获得胜利并恢③复革命进程的政治宣言。从这个意义上讲，该文是一篇保守的宣言。然而，联系文化大革命的背景来看，该文的发表表明中国将把力量更多地用于确保在国内继续进行革命，而不是用于向外输出人民战争。因此，文化大革命共有两发信号弹：一是1965年9月3日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二是11月10④日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文章。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按照因果关系和时间顺序来说，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也与1964年和1965年中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的失败有关。在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