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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封 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指出，没有这个“无比巨大的照妖镜”，就无法使林彪和陈伯 达这样的人暴露原形，由迈克尔·舍恩哈尔斯推荐给我的这封信，是吹捧和自谦的结合，也反映对林、陈 事件的个人看法。 ① 有关纪在清洗林彪余党过程中的作用，参见1998 年6 月18 日《华侨日报》。有关纪在毛的庇护下逐渐 上升的描写，参见王灵书：“纪登奎谈毛泽东”，载《瞭望》（海外版），1989 年 2 月第6—13 页。 ② 有关在5 月发现癌症的描述，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494 页。《不尽的思念》， 第583 页，提供了早期癌症的有关信息，描述了毛命令成立一个专家小组，专门负责周的治疗。《周总理 生平大事记》第494 页，却仅仅提供了发现癌症的年份。 ① 有关王洪文的生平，参见丁望：《王洪文张春桥评传》，第49—134 页。也可参见高和严： 《“文化大 革命”十年史》，第442—448 页。尼尔·亨特：《上海日记：文化大革命目击记》和安德鲁·G。沃尔特：
《张春桥和上海“一月风暴”》，描述了王洪文崛起时期的有关事件，但对王本人描述较少。 ② 据在场的作者所见，在北京王洪文与要人们如年老的和身体健康的周恩来、李先念、外交部 长姬鹏飞等 一起握手时，官方并未能说明王洪文担负什么职务。有趣的是，在为西哈努克亲王举行的一次宴会的同样政治局。同时进入政治局的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两位受益者：湖南省委第一书③记华国锋（他似乎在清除林彪余党的过程中崭露头角）；以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④很显然，王洪文的崛起，旨在为激进派提供一个易于为人接受的形象。
37岁的王洪文，英俊潇洒，是文化大革命中两种最重要的力量的象征：青年和工人。激进派希望通过王洪文，重新激起青年人因红卫兵运动瓦解而消失的热情，同时，王洪文的无产阶级出身，也可以用来吸引城市工人的支持。
而且，不管他在上海扮演了什么角色，没有一位将军可以就1967年和1968年全国性的城市无政府状态谴责他。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王洪文被选举担任⑤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从而上升为党内第三号人物。这样，后来的“四人帮”的第四个成员出台了，他的脱颖而出完全由于毛和周恩来的推荐。王洪文仅仅只有六年革命斗争经验和政治经历，却要他赶上像周恩来那样的经历了大革命、国内战争、外敌入侵、党内斗争的60年风风雨雨的老同志，并且与他们进行抗衡，这确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是另一场毛主义者将遭受失败的政治赌博。
周恩来的反左攻势当王洪文到达北京时，他的激进派同僚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正处于守势。他们从林彪及其军事集团的毁灭中获得了利益，搬掉了他们继承毛的衣钵的一个主要障碍；但林彪的行动玷污了左派的事业。他所招致的一些耻辱，不可避免地影响了他以前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盟友。
周恩来利用“九·一三事件”之后激进派的混乱和被动局面，恢复了他的长达一年的运动，以稳定局势，促进经济发展。1971年12月，他要求国家计委官员努力消除工业管理制度的无政府状态，恢复经济秩序和责任心。
由于受到左派的威胁，工厂管理者长期以来不敢维持生产秩序和纪律。但是，在周的推动下，由国家计委制定的管理规定，却遭到了张春桥的否决，因此不能作为正式文件下发。虽然没有统计数字证实，据称这些规定对工业生产无疑具有有益的影响。①在农业方面，周恩来指示，各地必须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学习大寨经验， 使人惊奇的场合 （1973 年4 月12 日），邓小平也是初次露面，回到公开的生活中，见约翰·加德纳《中 国政治和对毛的继承》，第62 页。 ③ 参见丁望：《华主席：中国共产党人的领袖》，第77—80 页。 ④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8 页。 ⑤ 中国人对王洪文直线上升的惊愕，不禁使人想起，当1988 年美国总统竞选中，副总统布什挑选41 岁的 普通参议员丹·奎尔做自己的副总统候选人时美国政治家和报刊舆论所表现 的难以置信。而且，丹·奎尔 一旦当选副总统，并不像王洪文那样仅仅拥有潜在的权力。 ①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 页；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 414—416 页；这些年钢产量数字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第233 页载， 1969 年是1330 万 吨，1970 年是1770 万吨，1971 年是2130 万吨，1972 年是2330 万吨，1973 年是2520 万吨，在这几年（包 括林彪的垮台）比以前大幅度增长。又见阎方鸣和王亚平： 《70 年代初期我国经济建设的冒进与调整》
（1985）第55—60 页；对于1967—1968 年后文化大革命对工业的轻微影响的分析，见本书第6 章。②只有在地方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能模仿大寨大队的平均主义做法。这种平均主义的一个内容是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换成生产大队。在大跃进后可怖的荒年里，对农民最重要的是如何刺激生产的发展。因此中央决定将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是农村人民公社三级组织中最小的、最基层的组织，是农村中最具凝聚力、最和谐的集体单位。在生产队一级核算，意味着收入在生产队里进行分配。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转移到生产大队，在贫队和富队之间进行收入再分配，这就导致了平均主义，因而引起不满。从1968年开始，激进派号召向大队核算转变，但这种做法在周恩来反击以前，已于1970年被①制止了。农村激进主义的另一个标志是要收回农民的自留地，这个方面，他②们似乎也早在林彪覆灭以前的1970年就往后退了。统计表明，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统计表明，粮食产量并没有显著增加，农业生产也没有普遍发展。③然而，1972年可以称为周恩来年。文化领域出现松动，在周的鼓励下，一位著名学者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要恢复教育改革和科学研究。虽然这篇文章没有能够在激进派控制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并且遭到张春桥和姚文④元的反击，但毕竟最后还是在其他报刊上发表了。在1972年5月20日至6月底于北京召开的有300多位中央和地方高级干部参加的一次重要会议上，⑤周深化了对林彪的批判，并且赢得了毛的坚决支持。但是，周恩来没有能够摧毁左派，因为说到底，激进派仍然得到毛的支持。到1972年12月，毛泽东感到反左浪潮走得太远了。在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强烈要求下，他最后裁定，①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 激进派抓到这根救命稻草，重新开始了进攻。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1973年8月24—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 ② 1981 年决议《注释本》，第416 页。 ① 参见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1968—1981）》，第57—60 页和第5 章；还可参 见他的“政策执行策略：中国农村的政策‘风’和大队核算（1966—1978）”一文，载《世界政治》 1985 年1 月，第37 卷第2 期，第267—293 页。 ② 戴维·茨威格：《中国农业的激进主义》，第57—60 页和第6 章。 ③ 1969—1973 年粮食产量统计数字：1969—210。9 万吨；1970—239。9 万吨；1971—250。1 万吨；1972—240。4 万吨；1973—264。9 万吨。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1983），第158 页。 ④ 1972 年是周恩来年这一估价，出自拉斯兹洛·莱德尼：《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1921－ 1985 ）： 自画像》，第355—356 页。该书讨论了本章涉及的有关问题。周试图利用这个机会，彻底驳斥他在1932 年曾经叛党的说法，这种说法看来是在康生和江青唆使下精心罗织的。虽然他四处散发毛对他表示信任的 简短讲话，几乎直到他逝世为止，“四人帮”仍继续利用这项罪名攻击他。参见《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 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文件》，《党史研究》1980 年第1 期第8 页；伍豪是周恩来当时的化名。 参见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6—627 页，该书讨论了周培源论教育改革的文章；默尔·戈 德曼：《中国的知识分子：建议和异议》，第162—166 页，讨论恢复科学研究的尝试。有关周无力控制《人民日报》的情况，参见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203—204 页。 ⑤ 郝和段： 《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5—626 页。 ① 有关这项在政治上必要、在理论上却站不住脚的重新评价，参见王若水的10 篇系列文章： “从批 ‘左’ 倒向反右的一次个人经历”，载《华侨日报》1989 年3 月12 日—21 日。在会议筹备期间，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受中央工作会议委托，负责起草②十大的三个主要文件：政治报告、修改党章的报告、新党章草案。这表明激进派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重新取得了优势地位。
在十大上，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尽管九大以来中国的领导层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两个报告和新党章仍然反映了九大的路线，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用王洪文的话说：“四年多③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 自然，林彪的名字在新党章中被划掉了，但激进派不会抛弃这个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三年的理想和成就的文件，相反，他们重申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新党章的④总纲部分加进这样的语句：“这样的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无法了解他们是否企图使周恩来说类似的话，但在周的报告中，确实没有发现这样的观点。⑤新党章增加的其他内容，反映了激进派关注的其他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反潮流；培养革命接班人的必要性；坚持党对其他国家机关，尤其是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不允许压制批评。①在十大结束后召开的党的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了中国共产党新的中央领导班子。选举结果反映了激进派的复活，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大大增加，九大时5位常委，现在增加到9人。9名常委中，毛泽东、王洪文、康生、张春桥可以看作是文化大革命目标的坚决支持者；朱德 （86岁）和董必武（87岁）是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他们当选为常委主要是满足那些怀旧的高级官员，但 （假如与他们协商）他们几乎肯定会支持毛泽东；随后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是一匹黑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对激进的要求态度暖昧，可以算作激进派的机会主义的支持者。这样，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周恩来和叶剑英代表了稳健派的声音。
新当选的政治局成员，如华国锋、吴德、陈永贵（斯达汉诺夫式的农民，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几乎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益者，因此可以想象他们会支持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李先念、谭震林等高级干部，在周恩来短暂的反左期间，经过周的努力，得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