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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周二宰相，都是久历宦途的太极拳师。他二人一前一后，岂好和稀泥哉？形势比人强，亦有所不得已也。何况暴君之外，各自的朝廷也各有个「四人帮」（西太后的四人帮，笔者曾另有专文详述之）。加以派系倾轧，幸灾乐祸，所以李鸿章对自己部下的要求，有时连转奏也不敢转奏一下。因此，大清帝国的海军在创办之时，虽然曾火热一阵子，把「四化」（科技）推到巅峰，跻身八强之列；由于「五化」（政治）不能配合，科技发展也必然走入死巷子。光绪十四年（一八八八）以后，正当日本海军全力向前推进之时，中国海军竟然「未购一舰」！
不特此也。就在中日双方都已箭在弦上，户部却取得海军衙门的同意，于一八九二年正式宣布以太后万寿需款，海军停购舰艇二年！这正是甲午的前夕啊！
快舰买不成了，至少快炮也该多买几尊吗？朝鲜局势吃紧，李鸿章循部下之请，要海军衙门拨款六十万，购快炮二十尊，以替代各主要舰艇上之慢炮，而户海两处，竟一毛不拔。李氏不得已，乃自海军日常粮饷给养之中，挤出二十万两，聊购次等快炮十二尊，以平舰上官兵之积愤。
这种腐烂的政治，拖垮了新兴的海军，在前线剑拔弩张的将士，焉有不知之理？知道了，内心又作何反应呢？
朋友，我们读史者和著史者，不妨设身处地想想嘛：假如你我也是当时海军将士的一员，我们作何感想呢？据中西记载，丁提督那时忧心忡忡。他已作好心理准备，死而后已。
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诸将领又何如呢？——他们三位后来都是自杀殉国的。据当时随舰的「洋员」事后的回忆，甲午战前，各舰之上的青年水兵（包括黎元洪吧），士气极高，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厮杀；可是舰上的高级将领则个个面有忧色。这一现象因而使那些旁观的洋员认为，中国下级士兵水手战士，可爱可敬；而他们的上级将领，则个个畏葸无能，胆小该杀（详见下节）。
根据这些洋员目击者唯一的记载（中文记载极少，几乎没有），我国后来的历史家和新闻作家，几乎众口一辞把丁汝昌、刘步蟾以下的殉国将领，鄙夷得一无是处。岂真如是哉？！这儿倒想以历史事实，与本文读者，平心再思之。
老李、老蒋得罪了「天下英雄」
北洋舰队里的下级军官和战士水兵炮手们，士气之高是可以理解的。海军那时是我国唯一的一支现代化武装。亲身参预此一新式武装的青年战士，无不感到光荣和自豪。其情况正和我国抗战前，以及抗战初期的空军一样，有志青年真趋之若鹜。笔者自己在青年期，对空军即非常向往。曾有三试三北的悲壮经验。当时眼见青年伙伴，通过体检，献身空军。我对他们的向慕之情，至今难忘——这些伙伴多半都是一去不返。把他们那无限美好的青年生命，献给了祖国！
我国空军当年士气之高，作战之勇，牺牲之大，史有明文，也有目共睹，无待多赘——大清帝国当年海军，正是如此。
下级战士，披坚执锐，豪情万丈，他们是知己不知彼的。
高级将领便不然了。他们是知彼知己。眼看敌人的军备，早已超越我们；而我们朝廷之中的贪官污吏，舍黄海不要，还要在颐和园内雕其「石舫」，办其「海军」。眼看日人咄咄进逼，大战迫在眉睫，而我军炮慢船缓，既乏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如何得了 ？日夕念及，能不五内同摧？！
朋友，你我如处此逆境，如何奋发，而况当年无知的言官御史，他们既不敢批评太后，亦不敢詈骂醇王。终日只抱着个他们并不了解的海军将领丁汝昌、刘步蟾，作辱骂和讥笑的对象，揆诸情理，岂可谓平？（上引《论文集》中，庄吉发先生的宏文页一六七～一九四，便颇值一读。也颇能发人深思。）
再者，那时刚练习「亲政」，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小皇帝，对宫墙之外的世界，原不太了解，但是在翁同龢一批近臣的影响之下，也成为主战派的核心力量。皇上有所不知，当时大清帝国的基本问题，都扎根于宫墙之内。宫墙之内的问题不解决，则宫墙之外的任何维新变法，都是肤浅的、治标的。万岁爷尚在童稚之年，见不及此。他插身其间，便慢慢地形成一个以翁同龢为中心的「帝党」。而帝党的主要政敌，便是那以李鸿章为首的「后党」。帝后之间倾轧起来，倒霉的便是国家和人民了。当时一些文士所做的比较高雅的「顺口溜」（和今天一样），说什么「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指的是这个帝后与翁李之争。李鸿章自知其陆海军的无能，不敢轻言对日作战。朝鲜问题发生了，他一意拜求帝国主义的俄英两国出面调解。后党的李鸿章愈是畏葸主和；帝党的翁同龢便愈是坚强主战。在这一情况之下，老太后也相信大清海军既是世界八强之一，打不过红毛番，至少打得过东洋鬼。所以她老人家倒没有李宰相那样儒怯。东洋人要打就打嘛，女老板要打，男伙计怎能抗命，王家俭、王尔敏两教授对老李都颇有正论。
在帝党方面，那个小学还未结业的小皇帝，其主战却不在师傅（翁翰林）之下——翁是他的老师。他对老官僚李鸿章的畏首畏尾。则大不以为然。老师的话就益发有力了。
再者翁李之争，还多一层个人恩怨。
原来在太平天国之乱时，淮军奉命增援苏杭。这批只想「顶子红」不怕「颈子红」的陈胜、吴广，一旦打入「天堂」，猪八戒游上海，乱来一泡，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受祸最深的当然便是苏常一带的地主豪绅了。
但是这批地主豪绅，原都在长毛久治下自保身家的。长毛又岂是省油灯？——这也是咱们中国人的特性吧！对统治者自会拍马溜须。因此这些地主豪绅，对长毛也是歌功颂德的。这种「德政碑」纵迟至今日，仍有耸立街头者。碑上题名自然都是各地的头面人物，工农不与焉。可是一旦长毛革命政权崩溃，这些碑上留名的头面人物，就有「通匪」和「匪谍」之嫌了。由于「通匪」或「匪谍」案子而被警总抄了家，你又能到哪里去「按铃控告」呢？倒了长毛，发了淮勇（湘勇），倒霉当然都是老百姓，尤其是那些「父子宰相、叔侄状元」的阀阅之家和他们的宗亲至戚了。但是哑子吃黄连，有苦难诉。这样反应到朝廷里去，就变成翁李不和的私人情结了——翁师傅对李宰相是唯恐天下不乱的。
所以近百年来，日寇之谋我，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我们抗日阵营里，便不那么单纯了。对最上层的领袖们来说，「抗日」往往变成个政治皮球，让他们踢来踢去。
今日青壮年读者们哪知其详？然吾辈老头过来人，回首当年，固知除我辈当时青少年的学生和军人，喊口号出诸肺腑之外，有几个官僚政客党官和失意文人（除掉「少不更事」后来坐了五十年大牢的张少帅」，有几个喊抗日口号，不是为着「倒蒋」（或捣蒋）？——出难题让老蒋过不去呢！「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陈布雷有名的八股巨著）；先亡老蒋，让大家都出口气再说。
这在清末，就要由老李来背其黑锅了——打败仗，反正是老李一个人的责任！
何以造成了这种局面？除掉民族劣根性之外，便是转型期的末世社会，没个规矩绳墨之可言。再说下去，那便是老李老蒋也不是好东西。他们纵横捭阖、抓权揽位；享荣华、受富贵；扶植死党、包办朝政……得罪了「天下英雄」！
在这方面，那位和稀泥的周宰相，就比李蒋二人的人缘好得太多了。周氏之死，曾引得天下英雄、英雌，一掬同情之泪。冰心女士誉周为「二十世纪第一完人」，固嫌过分；我的一些朋友们，骂周有「妾妇之行」，也是太偏了点。周公逝世时，笔者亦曾有诗悼之曰：「岂忧邦国成孤愤？究为黔黎辱此身！」受胯下之辱，作妾妇之行，为的是保护千百位无辜人士的身家性命，为的是仰首哀嚎、嗷嗷待救的亿万生灵，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以血肉之躯，舍身而饲虎，固亦大丈夫之行也。子曰：「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则史家臧否时贤，不能只搞小我的「孤评」。我们对那「自有是非」的社会「公论」（public opinion），也应该在考虑之列。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七日脱稿于台北南港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三期
三、为黄海血战平反
为着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在刘绍唐兄的嘱咐之下，笔者已东扯西拉的写了好几万言，至今还一枪未响，那还成什么战争呢？事实上这问题正在此。
什么叫做战争呢，西人有言曰：「战争」者，「政治」之延续也。不知「战」前的「政治」，空谈「政」后的「战争」，小儿科也。《汉书》上说：「曲突（烟囱——日本人至今还把烟囱叫烟突子）徙薪者无闻泽，焦头烂额者为上客。」——人家说他家的烟囱太直，要失火，应把柴木移开，他不听。等到真失火了，那些焦头烂额的救火队员，反倒大吃大喝。
我国的战略家，也强调「庙谟」；强调「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诸葛孔明在「羽扇纶巾谈笑间」，大江之上已「樯橹灰飞烟灭」。关张赵马黄跑断了腿，终不若大战略家，扁舟之上，轻挥羽扇也。——隆中一对、天下三分，岂偶然哉？！
甲午打败了，那位责任最大的「李二先生」，被御史们骂成「汉奸」。朝廷也把他摘掉「三眼花翎」，剥掉「黄马褂」，留党察看。
朝中无人了。西太后不得己，又把小叔子恭王奕䜣找出来，收拾烂摊子。不久，恭王也病死了。奕䜣弥留时，太后着人去问「何可继者」，曾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恭王摇摇头说：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他责怪翁同龢不该主战。——不可战而战，一战而败，八强之一的纸老虎被拆穿，列 强就开始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 」（spheres ofinfluence）；接着就要「瓜分中国」（cutting the Chinesemelon）了。
最近老同班黄彰健院士与笔者咖啡叙旧，提到「甲午之战」，彰健也喟然叹曰：甲午之败，影响太大了。大清帝国就垮在这一战。黄公是当今搞甲午下一「阶段」历史「戊戌变法」的权威。从「戊戌」（一八九八）回看“甲午”（一八九四），则这一战是败得太惨了。它也是大清帝国最后崩溃的关键所在。
炮上晒裤，太监阅军
这一战，当然李翁二公皆责无旁贷。不过，他二人究竟只是两个个体人物。英雄未始不可造时势。但在那个排山倒海、文化转型的客观潮流中，少数个体英雄，究不能使「历史三峡」改道！
关于历史三峡的具体情况，「身在此山中」的峡中舵手、梢公不知也。但是百余年后的历史家，乘着小飞机，于巫山十二峰之上，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