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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利场上，人们熙熙攘攘，皆为利来，萨克雷冷眼旁观，看到的唯有虚空。蓓基机关算尽，荣华富贵也不过昙花一现。老奥斯本“辛劳一生挣得偌大家产，却没有继承人”。老赛特笠昔日的风光不再，翻本的努力落空，靠冤家的施舍度日。“70多年来使心用计和人竞争”的老毕脱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白痴”，碌碌营私、角逐名利者如此，追求精神价值的人又如何呢？都宾洁身自好，乐于助人，摆脱了名利场中污浊，但是他在生活中依旧找不到精神归宿，他挚爱的朋友乔治是个花花公子，他追求一生的爱米丽亚最终回报他的不过是“浅薄的、残缺不全的爱情”。爱米丽亚对追名逐利的超脱，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清醒，不如说是一种盲目的天真。在萨克雷看来，仁爱和个人道德完善，已难以拯救这个堕落的世界。
与狄更斯的象征夸张手法不同，萨克雷更偏重冷静的写实态度。他曾声言：“本人著书旨在写实，舍此便无意义了”。他反对当时流行的惊险浪漫小说，沿循菲尔丁至奥斯丁的小说风格，他说：“我的读者不能指望看到这么离奇的情节，因为我的书只是家常的琐碎”。（《名利场》）。他集中描写上流社会的日常家庭生活，在这个领域里，探究这些体面人物，势利之徒的真面目。在叙述法上，他的作品是通晓一切的第三人称叙事者的典型，他以傀儡的领班自居，在人物表演时插入一番议论，让读者既入戏，又能出戏，作出道德上的评判。小说具有机智幽默和冷俏的讽刺性叙述风格。
《潘登尼斯》再次表明萨克雷着重写真实的态度。他要写“既不优于、也不逊于大多数受到教育的人们”的普通青年的经历。主人公潘登尼斯具有自传的因素，他出身破落贵族家庭，对生活充满憧憬，但他遭到一连串痛苦的失望。严酷的现实使他逐渐认清了上流社会的虚伪可鄙，摒弃了虚荣浮华，与真诚善良的露拉结婚，并取得文学事业上的成功。萨克雷表露出对弃恶向善，获得幸福的希望。
《纽可姆一家》表现的生活场景要广阔一些，描写了纽可姆家族。克莱夫·纽可姆是个诚实的青年，但他在生活中找不到有价值的目标，对从政，当议会候选人亦不感兴趣，虚掷年华。他爱上表妹艾塞尔，但遭到阻挠，只得与露西结成平淡的婚姻。克莱夫的父亲托马斯·纽可姆上校，是小说中最出色的形象。他不无怪癖，但善良坦率、高尚无私，具有旧派绅士风度，比他儿子更进取、更富正义感。萨克雷在纽可姆上校的竞选纲领里，反映了自己激进的民主义观点。萨克雷从不放过对贪婪与势利习俗的攻击，小说中老伯爵夫人、工于心计的麦肯齐太太和无耻的银行家巴恩斯·纽可姆，都是势利之徒的出色画象。
历史小说《亨利·艾斯芒德的历史》，采用回忆录的形式，以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英国为背景，描述卡斯乌德子爵家的故事。亨利是卡斯乌德子爵四世家收养的“私生子”，子爵临终证实了他合法的贵族身份，但他将爵位留给子爵的儿子后离去。他加入军队，到欧陆作战，回国后又卷入詹姆士二世党人的阴谋复辟活动。拥护者们的冒死努力却因为斯图亚特王子的贪恋私情而告失败。艾斯芒德对自己的政治活动和对表妹比阿特丽特的爱情失望，与表婶卡索伍夫人结合，到美洲去寻求新生活。艾斯芒德在参与詹姆斯二世党人活动时，往来贵族圈内，发现许多著名政治人物都为一己私利而竭力钻营、不惜出卖朋友，甚至背叛祖国。辉格党人、托利党人、亦或詹姆斯二世党人，并无二致。“一连串奇怪的妥协——这就是英国的历史：原则的妥协，政党的妥协，礼拜的妥协”！”“萨克雷的历史小说不同于司各特浪漫主义风格的历史小说，他学习18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方法，重视对人物忠实的描绘。他小说的人物具有强烈的真实感。比阿特丽斯爱慕虚荣、贪图财势，她拒绝艾斯芒德的真情，一心梦想成为贵妇，她有蓓基·夏泼的野心，比后者又多出一份坦率。
续篇 《弗吉尼亚人》讲述了在美国定居的亨利·艾斯芒德的外孙辈乔治和亨利·华林顿孪生兄弟的故事，继续批判势利、傲慢与伪善的英国贵族社会，同时又讽刺了新英格兰地主们的无知和狭隘。萨克雷让人物如比阿特丽斯在不同小说里连续出现，增加性格完整性和事件真实感。
萨克雷是与狄更斯一样关注现实、重视道德劝诫的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代表，但他主要揭露上层社会和中产阶级的恶习，并表现出更为“客观”的态度。狄更斯流着眼泪写小耐儿，萨克雷则以冷静、疏离的态度塑造人物，并不鲜明地表露自己的好恶爱憎。他赞赏菲尔丁“尽力向你讲述人性的全部真象，在他的人物性格中，善和恶都是重要的。”他的人物比狄更斯笔下的人物显得性格要复杂，需要读者从人物外表举动中识别他们的真实动机、揣摸作者的评价。他把细节的描写作为刻划人物性格的重要手段。
3、盖斯凯尔夫人和勃朗特姐妹
一批卓有成就的女小说家出现，是19世纪中叶英国文学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
盖斯凯尔夫人（1810—1865）原名为伊丽莎白·克莱格霍恩·斯蒂文森，1810年9月29日出生于伦敦郊区一个牧师家庭。她幼年丧母，在纳茨福德镇的姨母家度过童年、少年时光。这偏僻的小城风土人情为她以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她幼时便从父亲那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14岁又到附近的斯特雷福德镇一家女子学校学习。1832年，她与曼彻斯特唯一神教会的副主持威廉·盖斯凯尔结婚。
曼彻斯特是英国的工业中心城市，我们可以从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的焦镇窥见其风貌：浓重的烟尘遮天蔽日，简陋红砖房里挤满了工人，他们被机器吞噬了生命的活力，度日维艰。盖斯凯尔夫人从小受父亲和姨母宗教思想的熏陶，婚后又积极严加教会慈善活动，在与下层人民的接触中，对他们的悲惨遭遇、思想情感有了较多的了解。曼彻斯特是宪章运动的发源地之一，盖斯凯尔夫人与一些宪章派人来往，对劳资尖锐对立的状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玛丽·巴顿》（1848）便以劳资矛盾为题材，在19世纪文学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19世纪30、40年代被称为“残酷的30年代和饥饿的40年代”。这构成了 《玛丽·巴顿》的背景。工人们薇薄的收入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一家家男女老少都在变成饿鬼，只缺少一个但丁来记录他们所受的痛苦”。工人们的悲惨遭遇只有意大利诗人但丁笔下的地狱惨景可比拟。织工约翰·巴顿诚实辛劳，可是他的母亲饿死，自己也没逃脱失业、妻儿惨死、妻妹沦为妓女的厄运。如果把工人的悲惨推诿为经济萧条，那么又如何解释资本家的奢侈生活，街上马车疾驰，音乐会热闹非凡，店铺里生意兴隆，工人们不禁发问：“为什么单单要他们来承受不景气的打击呢！”工人们开始了公开的政治斗争，在向当局请愿失败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品德高尚的约翰·巴顿成为工运的积极分子。年轻的工厂主亨利·卜尔逊对工人代表的恶劣态度激怒了工人们，他们抽签决定派约翰·巴顿去暗杀小卜尔逊。约翰的女儿玛丽·巴顿美貌而虚荣，幻想借好婚姻摆脱贫穷，在小卡尔逊追求下，她一度疏远了当工人的恋人杰姆，但她不久就发现了自己这种选择的错误。她一面竭力保护父亲，一面设法救援涉嫌谋杀的无辜的杰姆。老约翰在暗杀小卡尔逊后，受到良心谴责，临死向老小卡尔逊坦白并求得谅解，在博爱和宽恕中，阶级矛质得以调和。尽管这个结局是软弱的，但作品生动感人的主要是对工人生活状况和斗争的描写，许多读者包括狄更斯都受到深深的感动，盖斯凯尔夫人因此步入文坛，与狄更斯、卡莱尔、福斯特、罗斯金等著名作家相识。应狄更斯之邀，她开始为地主办的杂志《家常话》撰稿，她的另一部杰作《克兰福德》便是在这个杂志上连载的。这以后她又写了两部有关社会问题的小说《露丝》（1853）、《北与南》（1855）和几部以乡村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1865年11月12日，55岁的盖斯凯尔夫人死于心脏病。
盖斯凯尔的8部小说在题材范围上有两个，一是关于社会问题，另一类是家庭生活小说，题材相距不小，但都出之于作者的真实感受。《北与南》是盖斯凯尔夫人表现劳资矛盾的另一部重要小说，女主人玛格利特从南方来到北方工业城市，对工人的贫困状况和他们的斗争抱同情态度，与强硬的工厂主约翰·瑟顿产生了冲突。作者在渲染工人苦难的同时，更着力宣传基督教博爱、忍让、仁慈的思想，主张阶级调和，瑟顿对资方态度有了省悟，与玛格利特也结为良缘。《露丝》以极大的同情描写贫苦的女裁缝被资产阶级少爷亨利·白林汉始乱终弃的故事，她坚强地独立谋生，但冷酷的资产阶级人物仍然以虚伪的道德观念去迫害她，盖斯凯尔为妇女遭受的不公平待遇鸣不平。小说还以较大的篇幅描写当时手工业作坊恶劣的劳动环境和工人的贫苦生活。
《克兰福德》（1851—1853）以作者早年在纳茨福德小镇的生活经历为基础，以狄更斯式的幽默讽刺手法描写虚构的克兰福德小镇的风土人情，是英国文学中著名的描写小城生活的小说。偏僻的外省小乡村里生活简朴，市民幼稚天真，也时有小小的戏剧性事件和滑稽故事。乡村中产阶级生活得到细致描写，颇有奥斯丁风采。连载于萨克雷主编的 《康希尔杂志》上的《妻子与女儿》 （1864—1866），也是写小城故事，围绕医生卜森两个女儿的爱情事件来探讨家庭中各种关系。
盖斯凯尔夫人对英国的传记文学作出很大的贡献，她的《夏绿蒂·勃朗特传》（1857）为这位命运多舛的女作家写了第一部传记，提供了感性材料，具有细腻动人的艺术表现力。
在北部福克郡山区的哈沃斯小镇上，有三姐妹默默地写着小说，她们坎坷的生活经历，风貌各异的作品，都引起后世读者极大的兴趣，特别是其中的夏绿蒂·勃朗特和艾米莉·勃朗特为英国文学史留下了传世佳作。
夏绿蒂·勃朗特（1816—1855）是勃朗特三姐妹中的长姐，她们姐妹的童年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中。母亲去世的时候，夏绿蒂只有5岁，父亲当牧师的收入难以供养这个有5个女儿、l个儿子的大家庭。他把夏绿蒂·艾米莉和她们的两个姐姐送到哈沃斯附近的一所慈善学校，学校收费较低，但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教师还经常体罚摧残学生。两个姐姐因营养不良，染上肺病夭折。20余年后，夏绿蒂写作《简·爱》时，在对劳握德学校的描述中，回溯了这段痛苦的时日，作者在善良温顺而又早逝的海伦·彭斯身上表示出对姐姐玛丽亚的深切怀念。
夏绿蒂和艾米莉从慈善学校回到家里，在 1831—1832年，夏绿蒂进入罗海德的女校学习，3年以后，她又回校任教，并资助妹妹和弟弟学习。1839—1841年，夏绿蒂两次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