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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人性的抗议。
自然主题的诗，在华兹华斯诗中成分最大。他把自然景象作为污浊社会的对照来进行描写（《在威斯敏斯特桥上所作》），童稚的可爱、可贵也在于与大自然息息相通。他热爱小小的生灵们，以孩童般的热情写下《致蝴蝶》、《致云雀》、《致杜鹃》等，杜鹃清脆的啼声唤起他童年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幻想。他热爱花草树木 （《致雏菊》、《致小白屈菜》、《采干果》）。当诗人像一片孤云飘荡、对生活厌倦失望时，一大片迎风起舞的水仙花唤起了他的喜悦和力量 （《我象一片孤云飘荡》。天上的彩虹，山谷的回音都唤起诗人哲学的玄想冥思。《翻案》中，诗人强调了他的泛神论思想，强调自然对人心的影响，写道：“要认识事物的真帝，让自然做你的导师”。《丁登寺》是他最出色的自然诗之一，诗人故地重游，他追忆青年时对自然的感受，描绘现在的体验，幻想将来的回味，表明他对自然终生的崇拜，把自然看作人生欢乐和智慧的来源。
《歌谣集》出版之际，华兹华斯着手写一部哲理长诗《隐者》，分“人”“自然”和“人的生活”3部分。《序曲》是这首长诗的序言，被很多批评家看作是华兹华斯最重要的作品。（全诗可分为两个部分1805年完成初稿，1850年定稿）。前8卷讲述诗人的早年生活：童年和就学生活；剑桥生活；假期生活；书的影响；阿尔卑斯山之旅；伦敦小住，由爱自然发展到爱人类。后6卷则写他成熟时期，法国的经历，回返英国乡村。回忆他在各个时期的感受和思想，记述了1798年前“一个作家心灵的历史”，可清楚见出他的政治、人生、艺术思想发展轨迹。
华兹华斯计划写作的长诗没有完成，第一部分只完成1卷，记录了诗人兄妹在格拉斯梅尔的生活，对自然风景的欣赏。完成了的第二部分《漫游》（1814）共9卷，通过漫游者出游，讨论政治、哲学、宗教、社会等问题，反映他诗作中常见的对法国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失望情绪，提倡道德、美德和宗教信仰。
对革命感到失望的华兹华斯仍保持正义感，他的《寄都生》（1803）、《一个英国人对瑞士被奴役的感想》（1807）第十四行诗，都反对民族压迫，歌颂自由独立。他的政治抒情诗《弥尔顿，此刻你应该活着》表现了对英国现实的强烈不满。但是他的政治热情不断消退，思想上充满矛盾。1808年后，他的创作激情开始衰竭，创作成就处于衰势。《漫游》中充满抽象思辩和说教。 《雷阿德迈阿》（1874）取材于维吉尔的《伊厄德》，采用了他向来反对的神话题材和手法。《教会十四行诗》转向了宗教题材。他的诗名日盛，但他却写不出以前的杰作了。拜伦、雪莱都对他思想上的倒退行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无论就他对文学史的贡献还是他创作本身而言，华兹华斯都是一位重要诗人。他的诗歌理论和实践标志着英国诗歌完成了从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的转变，开启了现代诗风。他的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中心的抒情诗，意境清新，形象生动，语言质朴，韵律优美，影响了一代浪漫主义诗人。
2、驰骋想象的诗人柯勒律治及骚塞“湖畔派”另外两位诗人是柯勒律治和骚塞。他们也长住在西北部的湖区，在思想上同样经历了从政治狂势转向保守的过程。在诗歌成就上则各有特色。
萨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是3位诗人中最有天才的。他生于德文郡的奥特里·圣玛丽镇，父亲是教区牧师兼文法学校校长。他从小颖悟异常，很受家人宠爱，在他9岁时，父亲病逝，第二年，他到伦敦基督慈幼学校上学，大量阅读古典作品、研习古希腊哲学思辩著作。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消息传来，17岁的柯勒律治写了颂诗《巴士底监狱的陷落》歌颂法国革命，由谴责专制统治而攻击学校森严校规。1791年，柯勒律治进剑桥大学攻读古典文学，他阅读政治书籍，积极参加政治活动。1793年底，他以假名进骑兵团，4个月后返校。回校不久，柯勒律治与友人结伴游威尔士，结识了骚塞，一见如故。他们商议到美洲新大陆建立理想国“平等邦”。在骚塞的促成下，他和参与这个计划的骚塞的妻妹结了婚，然而这场义务性的婚姻是不幸的。尽管柯勒律治为“理想国”奔走努力，这个计划终于告吹。柯勒律治与骚塞国政见分歧关系破裂。
1796年底，柯勒律治受友人之邀，移居西部湖区，与在1795年结识的华兹华斯和多萝西密切交往。从1797——1798年，他独立完成了最著名诗篇
《忽必烈汗》、《老水手》和《克里斯特贝尔》的第一部分，与华兹华斯共同出版了《抒情歌谣集》1798年，他与华兹华斯兄妹来到德国，学习德国古典主义唯心主义哲学。第二年回国后着手翻译席勒的《华伦斯坦》，1800年，他再次迁居湖区，但终因与华兹华斯的友谊破裂而再度离开湖区。1876年他来伦敦和特区的吉尔曼医生家，一面接受治疗，一面授课、写作，出版了文学批评著作《文学传记》（1817）、《关于莎士比亚讲演集》。晚年的柯勒律治思想日趋保守，转向唯心主义哲学和宗教。1824年被选为皇家学会成员，10年后逝世。
柯勒律治并非多产诗人，但他的诗作独树一帜，是英国浪漫主义的奇葩。
《老水手》（1798）发表于《抒情歌谣集》首篇，是柯勒律治最优秀的作品，已成为英诗选必选的杰作。如果说华兹华斯寄情山水，在大自然中寻找精神慰藉，柯勒律治则对奇异事件情有独钟。柯勒律治以后曾回忆他们的合作打算：“我努力的方向是超自然或至少是浪漫的人物性格……华兹华斯先生则在另一方面致力于赋给日常事物以新奇魅力，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其方法是唤醒心灵对习惯的慵懒加以注意，并且注意显现于我们面前的世界的新奇可爱外。……根据这个看法，我写了《老水手之歌》，此外还有《黑女郎》、《克里斯特贝尔》诸篇，以更能由此实现我的理想。”
《老水手》全诗625行，分为7段，由老水手叙述他在海上的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老水手与船员们驶船航海，骤起的风暴把他们的船吹向南极，一只飞落的信天翁为他们带来幸运，冰消冻解，老水手却射杀了信天翁，灾难从此降临。船驶入太平洋无风地带停滞不前，船员们备受炎热饥渴的折磨。他们把死去的信天翁挂在老水手的脖子上，惩罚他的杀鸟之过。驶来的骷髅船上的“死亡”与“死中之生”掷骰，“死亡”赢得全部水手，只剩下老水手在死去的同伴诅咒眼光中煎熬7天7夜。老水手怀着本能的怜爱向海中的水蛇祝福，信天翁从他脖上突然坠入海中，风雨降临。在他睡去之时，死去的船员们精灵附身，驾船回国，醒来后老水手向林中隐士忏悔，从此逢人便叙说他的故事以诫世人：“谁最爱世上万物，／谁的祷告最灵。／因为仁慈的上帝，／爱他创造的万物和人类。”这首诗的魅力不在于博爱得救的主题，而来自贯穿作品的奇特瑰丽的想象。华兹华斯曾在1798年写过一首叙事诗《彼得·贝尔》，写自私凶暴的陶工在驴对主人的爱的感化下洗心革面，被称为“华兹华斯的老水手之歌”。但其中缺少诗意，成为雪莱等人戏谑讥嘲的对象。柯勒律治的这首诗却以神奇的力量，摄住了读者。诗人没航过海，却驰骋想象描写出大海上神奇诡谲的图景：既有和风细雨，又有风暴狂澜，从天寒冰坚的南极到炽热灼人的北太平洋，女妖、精灵出没，而他又能以细腻的笔触写得栩栩如生，平凡的细节和富于诗意的想象交织，显示了他在《文学传记》中宣传的原则，即以自然、逼真的形象和环境的描写，表现超自然的、神圣的、浪漫的内容，使读者在阅读时“自动摒弃其不信任感”，感到真实可信。诗中充满抒情性的诗段，诗人采用隔行押韵的歌谣体，富有音乐性。
《克里斯特贝尔》是未完成的叙事诗。男爵的女儿克里斯特贝尔月夜跪在城堡外橡树前，为远方作战的情人祈祷，却意外发现一位落难美妇，遂把她领回城堡。在就寝时克里斯特贝尔才惊骇地发现美妇是女首蛇身的妖魔，但她已被妖魔施了魔法，无法向父亲说明真相。次日，妖魔冒充男爵故友的女儿，受到男爵的款待。故事到此中断。诗的背景放在中世纪，诗人以出色的诗行，成功地创造出与“歌特式”小说相似的神秘恐怖气氛。只闻猫头鹰凄叫的沉沉黑夜里突然传来的痛苦的呻吟声，进城堡时狗的躁动，将熄炉火的突然燃烧等，都成为将到来的恐怖场面的凶兆。
《忽必烈汗》是3首诗中最短的，柯勒律治年青时为治病痛服用鸦片，以后渐渐成瘾。据他自述，一次他在读关于忽必烈汗建造宫殿的记述时感到不适，吞服鸦片后睡下，梦中得诗二三百行，醒后他立即记下，但被客人们打断，只记了54行。《忽必烈汗》中，没有超自然的人物、事件，但异域神游同样令人着迷。在遥远的东方，忽必烈下令在上都建造宫殿，那里有清澈河流，深不可测的洞穴，花草并茂的花园，古老幽深的森林，巨壑下，泉水汹涌，石块飞舞。断片最后部分，突然转向手拨琴弦的非洲阿比西亚少女，听着这美妙的音乐，诗人如饮琼浆玉液般陶醉痴迷。这篇梦境之作，再次显示了诗人高超的想象力。
柯勒律治其他优秀诗篇还有 《霜夜》。这首诗以简捷的对话式语言，讲述诗人在霜夜的心理活动。他忆起童年，默想他孩子的未来。《沮丧》初稿采用写给萨拉·哈金生的书信形式，诗人曾陷于对她无望的爱情。诗人描写了自己沮丧的心情，追忆过去，他聆听风声驰骋想象，内心情感起伏不平。
《致威廉·华兹华斯》和《菩提树我的监牢》分别写给他的朋友华兹华斯和兰姆，都是被露内心感情的佳作。《青年与老年》悲叹青春的消逝，暮年的来临。这些诗表现诗人晚年生活遭遇和抑郁寡欢心情。
柯勒律治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 《文学传记》记述自己的文学生涯，更主要是发挥文学，哲学思想。通过对他自己和华兹华斯诗的评论，阐述他的美好思想，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对现代文学批评以及“新批评派”有很大影响。柯勒律治同时还是浪漫主义“莎评”的开创者之一。
无论作为诗人还是评论家，柯勒律治在西方都素有盛名。他的诗以生动的想象、美妙的韵律，赢得“纯粹的诗”的赞誉。
罗伯特·骚塞（1774—1843）在3位“湖畔派”诗人中，诗才最为逊色。他生于布利斯托一个布商的家庭，小学时便表现出对文学的兴趣。他 14岁进入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学校，开始试写诗歌。法国革命爆发后，他醉心革命思潮、创办刊物，宣传民主思想。1792年，近毕业时因发表评击校方体罚的文章被开除，这使得他更向往革命。1793年他进牛津大学，写作歌颂法国革命的史诗《圣女贞德》。但随革命的发展，他由欢欣鼓舞为惶恐苦闷。与柯勒律治商定的建立“平等邦”计划化为泡影后，他去了葡萄牙。回国后，思想转为保守的改良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