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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是否终生献身宗教的问题，在海边，他经历了精神感悟的时刻，他发现站在水中的小姑娘“点缀着令人惊异的人间的美”，听到了生活的召唤，要到艺术创作中去寻求理想和事业。在最后一章里，斯蒂芬进入大学时代，他与同学们讨论艺术和美学的问题。在结尾他表明自己与家庭、宗教和国家彻底决裂的决心，“我决不会为我不再信仰的事业去效力。无论你把它称作我的家庭、我的祖国还是我的宗教。我将以某一种生活方式或艺术尽情地、充分地抒发我的热情……”。他远去欧洲，去自由地追求理想。
这部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相当丰富。不同的章节运用了儿童稚语到学究文风的各种语言风格，适应主人公不同发展时期的特点。因为题材是传记性的，作者大致按现实主义小说的时间顺序来叙述，但这部传记又主要是精神方面的，作者采用了打破时间顺序、自由联想和内心独白的意识流手法。并广泛运用象征手法来揭发人物意识活动。主人公的姓氏与神话中制造翅膀飞出迷宫的艺匠的名字相同，及鸟、水、路、牛等事物都孕有象征的意义。
《尤利西斯》（1922）是现代小说中最富有实验性、也引起最多争议的小说。小说分为3大部分、18章，叙述3个都柏林人——广告经纪人布罗姆和妻子、歌手莫莉及青年艺术家斯蒂芬——一天的生活和感情活动，小说完全是以意识流手法讲述的。小说开头，斯蒂芬流亡1年后回家看望病重母亲，第一部分便讲述他早上去学校教历史课，以后漫长海滨，思考历史、哲学等问题，第二部分讲述布罗姆的日常活动，他参加朋友葬礼、安排广告事宜、前去吃饭、挂念家中不贞的妻子。在傍晚他遇见斯蒂芬，早已失去儿子的他激起了父爱，整晚随斯蒂芬去游荡，将喝醉的他带回了家。小说最后部分则是莫莉入睡前的种种思想活动，在莫莉长达40页的混乱的意识流动中结束。
小说取名《尤利西斯》，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尤利西斯，即奥德修斯，是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英雄，作者把一个极平庸的现代人布罗姆在都柏林的一日游荡与尤利西斯的10年飘泊相比，在人物、情节、结构上都与史诗存在对应关系。但是，古希腊那种高尚的英雄气概的平庸、渺小的现代人身上已不复存在。布罗姆这个现代尤利西斯成了商业社会里忙碌奔波的凡夫俗子，在都柏林人中感到孤独的犹太人，失去了和谐、融洽的生活环境，忍受妻子的不忠、别人的侮辱，一派无奈的宽厚。处处寻父又帮助父亲恢复家园的勇士忒勒马科斯成了精神困惑彷徨的斯蒂芬，在布罗姆身上寻找到他“精神上的父亲”。忠于爱情的王后珀涅罗珀成了追求肉欲的莫莉，她的纵欲是道德衰微年代的一个缩影，斯蒂芬代表人的智力，莫莉代表人的肉体，布罗姆则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仁慈、正直又受挫、困惑的现代人。
作品运用意识流手法描写人物心理，在莫莉身上达到高潮，她在睡意朦胧中意识无限制、不停顿地流动，大段没有标点、没有大写字母、超越语法常规的内心独白，在凌乱跳跃中自有秩序，和盘托出一个女性内心隐秘。作者在写作技巧上作了许多创新，他运用不同色调的语言和表现手法描写不同的人物与情景，如描写斯蒂芬的沉思漫步，使用哲学术语、罕僻词语等，表明他的学识素养；在记录布罗姆琐碎生活时，多用具体、口语化的生活词汇，各章节的写作手法也配合特定的内容，学校的一章采用课堂上惯用的问答形式，产院的一章语体上模仿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的各种文体，与胎儿的成长过程相应。作者还大量引用文学、神话、历史的典故，使用外来语、双关语，并自创一些新词，在创作手法上努力独辟蹊径，写出现代西方生活的百科全书。
最后一部小说《芬尼根的守灵夜》（1939）比《尤利西斯》更为艰涩难懂，主要写一个酒店老板伊厄威克及家人的一夜噩梦狂想，在梦中溶进大量神话、宗教和历史的典故。书中各个部分与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历史循环论描述的时代相应。维柯认为人类历史由宗教、英雄、人类、混乱4个时代组成，周而复始，盘旋上升，小说中所有的人至日月星辰都表现无休止的升降、沉浮、兴衰。书的结构也符合这一循环思想，小说终结的字正是开头的字。作者使用时空错位、任意联想等意识流手法，大量创新词，借用了十八种外语，双关语、象征、隐喻，比比皆是，它彻底背离了传统小说的基本概念，使一般读者不敢问津。尽管乔伊斯自认这是他的杰作，评论一般都推《尤利西斯》为他的代表作。
3、“到灯塔去”：伍尔夫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1941）是英国意识流小说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作家。她沿循乔伊斯的道路，又有所发展。她出身伦敦的文学世家，父亲是著名学者和出版家，家中文学名流出入。她虽未受正规教育，但在浓郁的文化气氛中成长。1904年父亲去世后，她和兄弟姐妹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的住宅成为文学中心，其中有小说家福斯特、詹姆斯、诗人艾略特等。1912年，她与报界人士伦纳德·伍尔夫结婚，于1917年共同创办著名的“霍加斯出版社”。她还是积极的女权运动者，宣传妇女的选举权、教育权、精神独立性，她的《自己的房间》（1929）成为关于女性文学的传世佳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英国后，她感到恐惧不安，加上自幼的精神病不断恶化，于1941年3月投水自尽。
伍尔夫最初的两部小说 《出航》（1915）、《夜与日》（1919）属于传统小说范畴。 《雅各布的房间》（1922）是她第一部意识流作品，不再以连续的故事叙述雅各布的经历，而是在一连串场景变换中显示他的成长与活动。也正是在20年代，伍尔夫对当时以贝内特、威尔斯和高斯华绥为代表的传统创作追求逼真地表现外部世界和事物表面现象，不深入人物内心，而只有人类的内心世界是“实在的”、“永恒的”，要像乔伊斯等作家那样“不顾一切地去揭示内心最深处火焰的内光”，她倡导现代主义的、特别是“意识流”的表现方法。
《达罗卫夫人》（1925）表明伍尔夫脱离了传统的轨道。小说记述 15个小时内一位上层社会妇女的内心活动，达罗卫夫人为准备家庭聚会上街买花，在车声人语里她想起几十年前婚姻的选择、与女儿的关系等等，她听到街上传来的一声巨响，这声巨响也让一个在大战中精神受创的老兵吃惊，引出了一个并不相干的人物，共同表现“神智清醒的人和精神失常的人观察之下的世界”。
《到灯塔去》（1927）以作者幼年生活为基础，以她父母亲为主要人物原型，具有明显的自传成分。小说描写拉姆齐教授一家和几个朋友在一次大战前夕于苏格兰西北沿海小岛上度假的一段生活，表现人物思想和感情，在现代生活的混乱无序中，寻找自我隐退而享受谐调、秩序、稳定可带来的快乐的世界。小说开始时拉姆齐太太傍晚临窗眺海，思绪脱离尘世的烦恼，无意中飞抵另处一个世界——远处灯塔所在的地方，在宁静的瞬间自我与世界结合一体，孤独感、疏远感顿消，感到超脱和满足。她是帮助各个孤立的宾客和松散的家庭成员间建立友好稳固联系的纽带。十年沧桑，女主人去世，一个儿子死于战场，一个女儿因难产丧生。拉姆齐家又重返海边，拉姆齐先生带子女和船驶向灯塔，父子间隔阂渐消，似乎达到拉姆齐太太努力建立的和谐关系。画家布丽思科小姐也经历了精神上的感悟，在作品中达到了她向往的境界。全书象征色彩浓厚，生活与人物似乎笼罩在一片透明的灵光下，她的小说享有“散文诗”的盛誉。作者发展了《达罗巴夫人》对时间的实验，人物的精神活动是按心理时间进行的。
《浪》（1931）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几乎完全排斥外部活动的描写，突出强调人物内心的生活。构成小说情节基础的是6个人物的相互关系及各自为了在冷漠嘈杂社会里确立自己身份的努力，以日出到日落的变化代表他们从童稚到衰老的时光流逝，以他们的内心独白和意识波动表明他们的经历。行文的风格随他们智力与年龄的增长而渐趋复杂。
伍尔夫重要的小说的最后一部是 《幕间》（1941），描写具有中世纪色彩的英国乡村里化装庆祝会上的活动。“幕间”指古装演出各幕间观众、村民之间谈话，也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
在这4部小说里，伍尔夫贯彻自己的艺术理论。她主张要按人们日常生活中接受各种印象、作出各种反应的真实方式来创作小说，做到没有作者的介入、没有外物溶入的客观叙述。伍尔夫的意识之流不时流转于不同角色之间，往往在不明显改变风格和技巧的情况下由一个意识变为另一个意识，突出表现在《达罗己夫人》中，成为伍尔夫意识流技巧的一个重要特色。而在《浪》中，她又有意地使6股意识分流。
伍尔夫的小说缺乏乔伊斯作品所达到的思想深度，但她深刻反映了一战前后和两次大战间上层社会的精神世界。她的感觉特别敏锐细致，对人的价值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尤为关注。
意识流小说家对意识手法运用不尽相同，有的整部使用，有的章节使用，在二次大战以后，意识流技巧更多地被作为一种表现手法与其他技巧配合使用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成为现代文学中应用最广泛的文学技巧之一。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一、更新发展看未来
1939—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洁劫，全世界60多个国家和五分之四的人卷入战争。英国人民在大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也表现出勇气和团结的力量。战后的英国经济状况愈见衰竭，政治、军事实力逐步衰落。英国的所有殖民地取得了独立，“大英帝国”的结束大大削弱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力量和地位，英国人不得不接受事实：英国不再是世界事务的中心，而仅仅是美苏冷战的旁观者。英国工党在执政的6年中，推行“社会民主主义政策”，将私有工业企业、矿山、铁路国有化，实行免费医疗和发放老年抚恤金等制度，改革教育制度，使像哈代笔下的裘德这样的青年有机会进入大学，工人们生活状况有了很大改善。工党采取的措施为要求改革社会结构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希望。但是“经济奇迹”并没有发生，工党和保守党轮流执政，改革的进程滞留不前，人们感到建立新生活的希望破灭了。传统的价值观念面临挑战，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感到理性、理想、信仰、道德等观念动摇以至轰毁。二次大战前在法国产生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潮风靡欧洲各国，世界是混乱荒诞的、人生是荒谬虚无的思想弥漫。
战后文学各种流派及倾向同时并存，互相影响和渗透。这时期没有产生象乔伊斯、劳伦斯、艾略特这样有影响的大家，也很难说哪种文学流派或倾向绝对居于主导地位。50年代小说与戏剧中的“愤怒的青年”和诗歌中的“运动派”，抨击时弊、抒发怨愤，关注现实问题，具有明显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