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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狄更斯去美国旅行，希望在这个被看作民主、平等、自由榜样的国度里找到英国的改良出路。但这次旅行成了失望之旅。在归国后发表的《游美札记》（1842）里，狄更斯以事实揭露了美国社会的阴暗面。在英国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在美国同样存在，政府机关贪污腐败，“言论自由”的报刊并没有充当社会的良心，监狱中囚犯受着违反人道的待遇，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奴隶制的存在，揭穿了人人平等的神话。从美国旅行开始，至1847年，狄更斯旅居意大利、瑞士、法国，偶而回国小住。这国外旅居时期便是他创作的第二时期。
在新的小说《马丁·朱述尔维特》（1843）中。狄更斯写出他在“金元帝国”里的感受，面对金钱势力下道德的沦丧，老朱述尔维特伤心地感慨：“背叛、欺骗、诡计阴谋、对真实的或虚构的竞争对手的仇恨……，卑鄙、虚伪、贪婪、卑躬屈膝……——这些就是财富给我显示出来的魔力。兄弟阋墙、父子反目、亲友相互践踏——这些就是在生活道路上的连台好戏”。约纳斯·朱述尔维特从小学会的第一个词是“利润”，第二个词是“金钱”。在父亲的教导下，他的贪欲恶性发展，甚至毒杀自己的父亲。培克斯厄夫则把凯觎财富的贪婪用心以假仁假义伪装起来，他大谈道德，为两个女儿取名“慈悲”和“仁爱”，但内心极端自私、卑鄙，“像一根路标，永远指点人们应该往哪里前进，而他却永远原地不动”。主人公马丁·朱述尔维特到美国的金钱漩涡里挣扎了一遭，险些丧命，在善良无私的仆人马克·塔普里和汤姆·品奇等人帮助下，摆脱了利己主义。个人道德上的自我改造和人们之间的真诚友爱，成为抵御社会恶习的最良手段。
温情脉脉的仁爱精神贯穿在《圣诞故事集》（1843——1848）里，家人团聚的圣诞节，最能体现家庭和睦的温馨气氛。《圣诞欢歌》（1843）中，守财奴斯克罗奇在圣诞前夜还让他的雇工干活。夜里他在幽灵引领下，看到自己童年过圣诞节的欢乐，看到他的伙计在现在的圣诞夜里清苦家景；看到未来的圣诞日，自己孤寂的死。他皤然醒悟，皈依了充满温情和仁爱的“圣诞精神”，从此乐善好施。在接下来的5年里，狄更斯几乎每年都怀着博爱精神写作圣诞故事： 《钟声》（1844）、《炉边蟋蟀》（1845）等。他描写穷人贫困生活，指责资产者的冷酷自私，希望圣诞节的钟声唤醒富人的良心，希望调和矛盾，让生活中弥漫普天同庆的圣诞精神。
狄更斯创作的后期 （1848——1861），也是他创作的繁荣时期。他对生活的认识不断深化，从对个别坏人的谴责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罪恶、陋习的批判。他愤慨地说：“我们的政府、贵族统治和我们的趋炎附势、结交权贵之风将致英国于死命”。他在生活中看到越来越浓重的阴影、痛苦、压抑和愤懑的情绪逐渐替代了原先的轻松幽默感。他依然倚重小人物温情和道德的感化力量去与社会罪恶抗衡。在现实主义小说艺术上，这时期作品也达到很高的成就。
在旅居国外的末期，狄更斯写作了《董贝父子》（1846——1848）。“董贝父子公司”的老板董贝先生，犹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笔下的老葛朗台，一切亲情、人性都让位给对商业发达的追求，是具有新时期典型特征的资产者形象。董贝把公司的利益作为衡量万物的中心，他盼望有个儿子，成为他产业的继承人，女儿弗洛伦斯与公司利益无关便受到漠视，妻子完成了生产继承人的任务、分娩死去，也没有给他带来悲痛。他用自己的人生哲学去教导儿子，扼杀他的正常的人的天性。保尔被迫与姐姐分离，在寄宿学校里更是没有童年的欢乐和幸福。他的早夭并没有使他父亲悔悟，反促使董贝更不爱他的女儿。他的再婚也像是商业契约，后妻爱迪斯终于不能忍受他对她情感与尊严的践踏而私奔。董贝的经历与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有些相似，在破产、失去他骄傲的资本后，他的人性开始复归。被他遗弃的女儿弗洛伦斯在他被别人抛弃的时侯来到他的身边，董贝在女儿的温情的感召下，成为慈爱的父亲、外公。狄更斯运用夸张的手法、谴责的的笔调，塑造了一个傲慢冷酷的资产者代表人物，同时又希望为富不仁者经过痛苦体验，懂得“仁爱”和“谅解”。他描写了另一个贫困简朴却充满温情、友爱、善良的世界，弗洛伦斯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希望。在《大卫·科波菲尔》等小说里，我们继续发现这样由地位低下、心灵美好的人组成的小团体。
童年的辛酸回忆常常出现在狄更斯的脑海中，他把自己的人生写入了自传小说 《大卫·科波菲尔》（1850）里。在序言上他写道：“在我所有的著作中，我最爱这一部。……正如许多溺爱的父母，我在内心最深处有一个得宠的孩子，他的名字就是 ‘大卫·科波菲尔’。”小说写入了作者本人大量的生活经历，他的父亲、恋人、朋友等都被他艺术加工为重要人物。小说并非是由于它的自传性，而是以它动人的艺术力量赢得读者的热爱。
大卫·科波菲尔是遗腹子，受到母亲和保姆辟果提的爱护照料，但是继父摩德斯通过先生给他们带来的厄运，大卫被送进寄宿学校，他的母亲则在丈夫姐弟的摧残下郁郁而终，10岁的大卫不得不进啤酒作坊当童工。他逃出伦敦去多佛投奔素未谋面的姨婆，得到好心的姨婆的救援，上了学，后又到法律事务所当实习生。他经过努力成为作家，在经历了愉快而又不无缺憾的一次婚姻后，他与情投意合的艾妮斯结成幸福的伴侣。在大卫的坎坷经历中，作者写了自己最熟悉的题材：孤儿的命运、寄宿学校的不人道待遇，童工的境遇、负债人的监狱等表现出对种种社会丑恶现象的批判。金钱势力侵蚀人的心灵、损害了家庭关系；冷酷的摩德斯通过婚姻骗取了大卫母子的财产；渔民的女儿爱米丽在“做阔太太”的引诱下，离开爱她的青年渔夫海穆，与富家子弟斯提福兹私奔。事务所的书记尤利亚·希普是贪婪和卑鄙的化身，他表现极为谦卑，实则心地歹毒，设计攫取了威克菲尔律师的财产和地位，还想霸占律师的女儿艾妮斯。风度翩翩的斯提福兹对爱米丽的始乱终弃，代表着富人的自私，对社会下层人们的冷酷。与他们的道德沦丧相对，以辟果提一家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则善良可亲，彼此友爱谅解，表现出高尚的品性。辟果提始终无私地挚爱和帮助大卫。她的哥哥收养别人的孤儿寡妇，旧船里由几个姓氏组成的家充满温情的友爱，大卫把他们引为自己真正的朋友。他不论在逆境在还是在顺境中，都正直、诚实、善良、努力，在冷酷无情的社会竞争中，保持了人的尊严和人的情感，信奉：“永远不要在任何事上卑劣；永远不要作假；永远不要残忍”。
这部小说在人物型造上颇有成就，人物性格极为鲜明。保留了前斯创作中乐观、幽默的风格，后期创作中严肃、忧郁的情调也开始出现，但不占主导地位。小说《荒凉山庄》（1853）则渗透着阴沉的情绪。
《荒凉山庄》的中心故事是贵族妇女戴德洛克夫人的爱情悲剧，她在得知自己过去的隐私将暴露、面临身败名裂的时刻，出走死亡。另一条情节线索是拖延20年的争夺遗产的诉讼案。贾迪斯的后代为继承遗产打起官司，一打便是数代人。大法官庭代表着英国腐败的司法制度和繁琐的法律程序，诉讼卷宗堆积如山，被牵入案子的人们在无望的等待中走向悲剧。当理查德成为合法继承人的时候，他可继承的全部遗产已被诉讼费消耗殆尽，身心交瘁而死去。“大法官庭真是个人间地狱”，这是作品中人物发生的诅咒，也是小说的主调。在对现实的描写中，作者还采用了象征手法，加重压抑、灰暗的色彩。作品开便描写了伦敦那铺天遮地的大雾，象征社会的黑暗势力。在法院旁有个破烂的旧货店，店主绰号“大法官”，最后，这个破店自燃烧毁了，这暗示了清除社会罪恶的愿望。
《艰难时世》（1854）是狄更斯直接描写劳资矛盾的重要作品。从30年代到40年代末，英国的劳资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遍及英国的“宪章运动”，人民的苦难和要求触动了富有正义感的狄更斯。他在小说里，对资产阶级的剥削行为和为之辩护的理论进行抨击。
黑烟弥漫，机器轰响的焦煤镇是工业中心城市的一个化身。国会议员葛擂梗和纺织厂厂主宠得贝是镇上的两个巨头。他们控制着镇上居民的命运。葛擂梗是资产阶级功利主义哲学的信奉者，是“专讲实际的人”。他随身携带尺子、天平和乘法表，把万事万物，甚至人性、情感都归为“一个数字问题，简单的算术问题”。如同董贝先生一样，他把自己的人生原则贯彻到家庭生活中去，用纯实际利益的“事实”哲学来教育他的一双儿女露易莎和汤姆。他们没有童年的欢乐，被关在牢房似的教室里接受无数的数字和概念，想象、情感，一切高尚的精神活动被摧毁。露易莎在青春妙龄也没有多少生命的热情，服从父意嫁给了比她大30岁的庞得贝，对弟弟的友爱因为弟弟的堕落而失望，避开了花花公子的诱骗却也陪葬了她唯一的一次爱情。汤姆则以“事实”哲学为自己的自私和堕落行为辩护，偷盗后又嫁祸给无辜的工人斯梯芬。小说通过葛擂梗教育的失败，讽刺了功利主义哲学。庞得贝则是更加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的代表。他把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口号作为剥削工人的口实。他宣扬自己卑贱的出身，把工人看作“没有爱情和喜悦，没有记忆和偏好，没有灵魂”的劳动力，把工人起码的生活要求斥为奢望，是“希望坐6匹马的车子，用金汤匙喝甲鱼汤，吃鹿肉”。
资本家对工人的不人道待遇必然引起工人的反抗。狄更斯为工人的遭遇而愤慨，描写了工人勤劳、正直、富有同情心等美德。但作为改良主义者，他同情、赞美吃苦耐劳、具有宽容谅解精神的工人斯梯芬，以漫画式笔法描写工运领袖，对宪章运动“暴力派”持否定态度。
对狄更斯来说，负债人监狱始终是个萦绕不去的梦魔。在《小杜丽》（1857）里，他又写了围绕负债人监狱发生的悲欢离合。女主人公小杜丽的父亲因破产长期入狱，出生在狱中的小杜丽努力工作救援家人。她的家人刚脱离苦海，她的情人又负债入狱。在这部小说里，作者运用漫画手法，出色地创造了代表官僚主义的机构“兜三绕四部”，它由贵族巴纳克尔家族操纵，以“怎样不管事”为宗旨，它的恶劣作风造成了小杜丽一家滞留狱中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悲剧。这部小说与《荒凉山庄》一样，也采用了象征手法。监狱是全书中心的象征形象，小杜丽一家哪怕出狱，还感觉笼罩在监狱的阴影中，法律界的弊端和罪恶，已不能由个别人所代表了。
在表现现实阶级矛盾的《艰难时世》中，狄更斯表现出对于暴力革命的矛盾态度。在历史题材小说《双城记》（1859）里，他继续为潜伏深刻社会危机的英国找寻避免矛盾爆发的道路。这部小说在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