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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诗中常出现被残害或者精神失常的人的形象，象征一个病态的社会。二十
年代末，杜维姆逐渐洞察现实中的贫富不均，阶级对立，穷人永远处于饥寒
交迫，可是那些银行家和交易所的经纪人靠敲诈勒索，投机取巧却大发横财，
诗人指出他们背叛了他们祖先在法国大革命中表现的革命民主精神，成了堕
落的市侩。在三十年代发表的诗歌中，他对那些企图通过发动战争榨取人民
血汗的战争狂人和不顾国贫民困，终日寻欢作乐、挥霍无度的统治者作了无
情的讽刺。杜维姆的诗歌激情饱满，内涵深邃，他还善于运用丰富的民间语
言，刻画鲜明的形象。
安东尼·斯沃尼姆斯基（1895－1976）出身于华沙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他在诗集《十四行诗集》（1917）和《黑色的春天》（1918）中，描写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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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活中的痛苦经历，表现了他对旧世界的怀疑，不满和反抗的情绪，揭露
了世界大战的残酷性。在诗集《没有格子的窗》（1935）中，他深刻地指出，
在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家在生产过剩时，为了维持商品的价格，
他们把粮食和棉花烧掉，把咖啡抛入海中，可劳苦大众却只能活活地饿死。
他还预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会给全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在两次大战之间，
斯沃尼姆斯基还写过剧本、小品和政论。他的喜剧《家庭》对法西斯主义的
种族岐视进行了讽刺，在希特勒法西斯侵占波兰期间，这出戏在华沙上演，
受到了人民大众的欢迎。他的小品和政论文也表现了他为保卫人民的民主和
自由而斗争的思想。
由革命诗人弗瓦迪斯瓦夫·布罗涅夫斯基（1897…1962）、斯坦尼斯瓦夫·雷
沙尔德·斯坦德（1897－1939）和维多尔德·万杜尔斯基（1891－19370）在
1925年联合出版诗集《三声排炮》，标志着两次大战之间革命诗歌流派的产
生。稍后参加这一流派的还有艾德瓦夫德·希曼斯基 （1907…1943）、卢齐
杨·辛瓦尔德（1909—1944）和布罗诺·雅显斯基（1901…1939）等。他们的
诗歌继承了十九世纪末无产阶级革命诗歌创作的传统，其中以布罗涅夫斯基
的成就最大。布罗涅夫斯基早在中学读书时，就参加了学校里的秘密爱国组
织，后来他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参加工人运动，加入波兰共产党，
他把诗歌创作当作武器，同资产阶级和法西斯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
早在他发表的第一部诗集《风车》中，他就站在革命的立场，对资本主义社
会表示了强烈的反抗。五月政变后，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布罗涅夫斯基
面对现实喊出了“我不向这个世界投降”，在诗集《城上的烟雾》（1927）
中，他明确表示要使他的诗“成为战斗中飘扬的旗帜”“大风中举起的火炬”。
在《革命者之死》一诗中，他为一个被杀害的共产党员进行悼念，把为了人
类美好未来而战斗看作革命者的幸福和理想。在长诗《巴黎公社》（1929）
中，诗人通过再现法国无产阶级流血斗争的光辉历史，热情歌颂了工人阶级
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布罗涅夫斯基战前创作的这些诗歌生动地记载了波兰
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工农群众各个时期的战斗生活和历史，反映了他的无产
阶级世界观。他的诗歌语言通俗，形象生动，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在人民群
众中流传很广，对两次大战之间的波兰工农革命运动，起了鼓舞和推动作用。
二十年代初，波兰诗坛上还出现了先锋派，也叫未来派。这个流派在创
作上要求抛弃一切现实主义的诗歌形式和大众语言的语法形式，创作所谓新
的诗歌，新词和新的句法。诗人们提出在作品中描写“机器的轰鸣”，说这
是“先进的文化和文学”。这些作品的造句不合习惯的语法规则，但是它们
歌颂了二十世纪人类科技文明的飞速发展，诗人们认为，由于科学技术的进
步，必将创造一个正义美好的世界。属于先锋派的诗人有尤利杨·普日博希
（1901－1970）、尤泽夫·切霍维奇（1903－1939）和斯担尼斯瓦夫·卞达
克（1909－1964）等。
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戏剧创作中，以韦特凯维奇和贡布罗维奇为代表的荒
诞派戏剧影响最大。斯坦尼斯瓦夫·伊格纳奇·韦特凯维奇 （1885—1939）
不仅是一位剧作家，而且是一位戏剧理论家。他为他的荒诞派剧作构建的理
论是：世界充满了罪恶和灾变，剧作家为使观众获得所谓“形而上的满足”，
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自由地创造一个荒诞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既改变自
己，他又被别人改变，被世界改变，因此他的荒诞剧的理论是以灾变论为基
础的。在他的剧作 《水鸭》（1922）和《小庄院里》（1923）中，写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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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淫和仇杀的题材，展现了这个罪恶的世界。在《母亲》中，他甚至塑造了
一个恶贯满盈的罪犯的典型，主人公列昂既是一个骗子、吸血鬼，又是一个
外国的间谍、刽子手。在这些剧中，韦特凯维奇构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情节，
都是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在 《鞋匠们》这出戏中，韦特凯维奇还接触到了
阶级斗争和革命的主题。照他的看法，在这个世界上，除统治者的腐朽没落
外，革命也只是一个改朝换代的把戏，既然这些决定历史进程的重大因素都
失去了价值，这个世界就无法拯救了，它将走向灭亡。在《疯狂的火车头》
中，韦特凯维奇写两个罪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驾驶一列火车不顾一切地向
前飞奔，直到把车头碰坏，谁没有死，就可得到这个女人，车祸发生后，死
了许多旅客，这两个罪犯却没有死，结果一个被送进了疯人院，另一个自杀。
在剧作者看来，文明世界正如这列火车，由于人们犯下的罪孽，使它遭到了
毁灭。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 （1904－1969）的荒诞剧论述的也是人的生存
和文明世界的主题。在《轻歌剧》这出戏中，他把二十世纪人类的历史比做
时装模特的展览，各种稀奇古怪的时装和模特们的疯狂的舞姿表现了这个世
界处在极大的混乱之中。作者描写一个裸身姑娘藏在棺材里不仅多年没有
死，而且永葆青春年少的荒诞情节，说明只有这样才能脱离尘世污染，有很
大的讽刺意义。贡布罗维奇还写过荒诞小说，如《弗迪杜克》和《横渡大西
洋》等，也很著名。不管是韦特凯特奇，还是贡布罗维奇，他们在自己的作
品中，都力图从宏观的视角把握世界，通过对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透视，深
刻揭示这个世界的罪恶和黑暗，但他们对社会和历史的看法是悲观的。
1939至1944年间，法西斯德国侵占了波兰，侵略者肆无忌惮地烧毁波
兰的城市和乡村，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民，使波兰遭受了空前的灾难，波兰爱
国志士和进步作家面对敌人的暴行并没有屈服，他们在国内除组织或参加人
民近卫军、国家军打击敌人外，又秘密开办学校、地下出版社和文学刊物，
坚持反法西斯斗争。一批年轻的诗人这时发表诗篇和诗集，对法西斯分子的
滔天罪行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控诉，不少作品广泛地记载了爱国者和游击战士
的战斗生活和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如何打击和消灭了敌人。万达·杰伦
奇克的《人民近卫军之歌》和埃米尔·杰齐茨的《游击队员之歌》表达了人
民争取自由和消灭敌人的决心，在群众中流传很广。这些作品不仅鼓舞着人
民和法西斯侵略者进行战斗，而且记载了波兰反法西斯民族解放运动的历
史。
在德国法西斯侵占时期，许多老作家，还有一些青年作家和诗人都长期
流亡国外，布罗涅夫斯基流亡到巴勒斯坦，直到波兰解放后才回波兰，他在
国外发表的诗集《刺刀上枪》（1943）和《失望之树》（1945）充满了爱国
主义的激情，表达了在法西斯奴役下的人民渴望自由的心声。杜维姆和斯沃
尼姆斯基长期旅居欧美，杜维姆的长诗《波兰之花》表现了他对被奴役的祖
国的无限怀念。斯沃尼姆斯基的诗篇《警报》（1940）写首都华沙在 1939
年9月被法西斯毁灭的悲惨情景，反映了诗人在祖国灭亡后悲痛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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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文学
1944年波兰解放后，许多战时流亡国外的新老作家都回到了祖国，参加
了波兰的文化建设。除回国的新老作家外，这时国内又涌现出许多新的作家，
他们的创作使战后波兰呈现一片繁荣的景象。波兰战后文学的发展可以划分
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从1944年到1948年，这时期作家都热衷于写反映战
争和法西斯侵略罪行的散文作品。纳乌科夫斯卡的报告文学集《颈饰》（1946）
是根据她参加国际调查希特勒罪行委员会的见闻写的。沃伊切赫·茹克罗夫
斯基 （1916—）的短篇小说集 《来自沉默的国度》（1946）主要反映波兰军
队在祖国沦亡时期参加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斗争。塔杜施·波罗夫斯基（1922
—1951）的《和玛丽娅告别》 （1948）和《石头世界》（1948）揭示了占领
时期一些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状态，除以上外，还出现了所谓“知识分子清
算文学”，如耶·安杰耶夫斯基 （1990—1983）的《夜》（1945）、卡齐米
日·布兰迪斯（1916—）的《木马》（1946）、《战争之间》（1948—1951）、
斯坦尼斯瓦夫·狄加特 （1914—1978）的《波登湖》（1946）等，这些作品
写的都是知识分子，他们有过坎坷的经历，战后在适应新的环境的过程中，
在思想上产生了矛盾，有过转变。第三类小说侧重揭露战后初期的阶级斗争，
如安杰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灰烬和钻石》（1948），写的是一些参加过反
法西斯战斗的国家军分子，他们战后留在波兰，因不适应新的环境，便大肆
进行暗杀和破坏活动。战后初期还出版了不少历史小说，涉及题材广泛，如
塔杜施·布列扎 （1905—1970）的《耶赫雷的城墙》（1946）和《天和地》
（1949）、纳乌科夫斯卡的《生活的交结点（1948）等，反映了战前萨纳奇
亚政府机构的内部斗争。卢齐杨·鲁德尼茨基 （1882—1968）战前参加过波
兰工人运动，他的自传体小说《旧的和新的》（1948）主要描写他的革命生
涯，也真实地记载了十九世纪末至今的波兰工人运动的历史。
在战后初期的诗歌中，比较重要的有布罗涅夫斯基的《爱情之歌》、《五
月的歌》、《波尼亚托夫斯基桥》，它们表现了诗人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死
难的妻子和战友的怀念，歌颂了波兰战后的建设。密齐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