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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当时毋宁说是不很明确的──既没有明确规定是世袭，也没有明确规定是不世袭。
我们再引从周初三公到成康六公的例子就可看到，他们有的是严格的世袭（如召公），有的不是严格的世袭（如另外五公），两种情况都有。从西周到春秋，卿大夫的世袭从程度到范围确实都有一个演变过程，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在卿大夫得到他们的官职或“采邑”，与他们的家族可以世代继承这些官职或“采邑”之间，还有一个颇长的演变过程。受赐的采邑或官职并非一开始就都可世袭，而毋宁说受赐者在其死时或者封赐者死时是要归还采邑即“致邑”的。这一点我们还可以取旁证于西方的封建社会。viii 卿大夫的世袭并不是先有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再照此实行的，而毋宁说是渐渐形成了一种惯例，形成了一种虽无明文规定却依然强有力的不成文法。
那么，这种卿大夫的世袭大致是什么时候成为一种普遍和稳定的现象，促成其产生的条件又是什么呢？我们从前面对中国古代封建的探讨可以看到，周人之天子传子的嫡庶制旨在定内，诸侯的封建制则在应外，沟通两者的是一种实际上的宗法制∶即以嫡出的长子为天子、为大宗，以其他嫡子及庶子为诸侯，为小宗，天子、诸侯均世袭。而天子是一单数，诸侯则为复数，天子居于中心，诸侯则散于四周，是由天子所建。然而，用来处理天子与诸侯关系的原则，未尝不可以搬来处理诸侯与大夫的关系，所以，诸侯的封建以及世袭，就为卿大夫的立家以及世袭提供了直接的范例，尤其是同姓公族大夫的立家。孙曜说∶“世族者，封建制之产物也”。ix 顾颉刚说∶“可见那时候实在是推封建诸侯之义于卿、大夫、士，嫡子庶子各有其位，父亲的职位多由嫡子继任，上下阶级厘然不混，所以它的效用能使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封建制度即从宗法制度来，它们的意义是一贯的。所谓卿、大夫、士，除王官外，就是诸侯的诸侯；他们的职位虽不必全是世袭，但决没有一个庶人可以突跃而为卿大夫的。” x 这其中，一个“推”字说得最有意味，指出了封建政治制度（诸侯的世袭）与世族社会（卿大夫的世袭）之间的联系。
如果只有君主的世袭，是不足以构成为一个世袭社会的，只有在整个社会的上层普遍存在着世袭的倾向，我们才可以称这一社会为世袭社会。而只要在整个上层存在着封闭的世袭（包括“世选”的世袭），即使下层仍有大量水平的流动，甚至于上层没有一个世袭君主，在一个各种主要资源都联为一体并由上层控制的社会里，我们也就足可以称这一社会为“世袭社会”了。但是，在中国的周代，社会的世袭与君主的世袭显然又有一种联系。我们前面曾将卿大夫的立家嗣世称为一种“社会性的封建”，以联系于、同时也区别于诸侯的“政治性的封建”。
这类“社会性的封建”不是有意的制度设计，虽然它们个别地说都是自我主动、有意采取的行为，但从整个社会来说，它们是自然而然产生的，是许许多多自发的社会行为汇聚的结果。这种“社会性的封建”无须明文的规定或专门的号召，在人性中已经蛰伏着把获得的利益传给自己的子孙的倾向。正象在人类中产生差别是自然的一样，试图通过世袭使这些差别固定甚至扩大，对于能由这些差别获利的人们来说也是自然的。虽然这后一种“自然”比起前一种“自然”来在道德上更可质疑，但它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维其有之，是以似（嗣）之”。xi 这种自然倾向亦不以处在有利位置上究为何人或何阶层为转移，换言之，换一批人亦是一样，这就是说，它与人类的普遍本性有关，但这一问题显然已超出本书所想探讨的范围。
无论如何，春秋以前的情况虽然不很清楚，但到春秋初年，“政治封建”的原则显然已经延伸到社会的领域里来了。有关大夫立族的两段最重要的言论都见于春秋初年，一段是桓公二年晋师服所言∶“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xii，这里明显是把“诸侯立家”与“天子建国（封建诸侯）”相联系，但是，这种“诸侯立家”还只能说明公族的来源，而不能说明异姓之族的来源，所以，隐公8年鲁国众仲的一段话应当说是更全面地说明了世族产生的方式∶
“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xiii
羽父之请可能亦有为自己身后计之意，而隐公询问立族之事于众仲，似还说明即便在“亲亲”气氛较浓的鲁国，当时大夫立族也还不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隐公不甚清楚。这段话也把卿大夫的世袭与诸侯的世袭相联系，“因生赐姓”“胙土命氏”是说的天子封建诸侯的事，至于大夫世族的建立则有三途∶第一是以祖父（有时也有父亲）之字为族，这多用于公族；第二是以官名为族；第三是以邑名为族。这后两种情况多用于异姓之族，或由公族别出之氏。但后来用法也就混杂了，世族的命名似还是以后两种情况居多。
公族的建立首先是因为与君主有直接的血缘关系，但既然并非凡是公子都能立族，是否得立实际上就还得依赖于一些其他条件，例如功劳、德行、机会等等，但无论如何，公子立族自然要比异姓大夫立族有着更为便利的条件，故公族在鲁、卫、郑、宋等许多国家都占有压倒的优势；异姓之立主要是靠功劳，但是，被立者也还必须本来就具有作为卿相大夫的资格，如晋之范氏、赵氏，其祖先皆有所称，是历史悠久的旧族，所以，无论公族还是非公族，血统在其建立过程中都起着关键的作用，或者说是一个初始的必要条件。春秋时代决不会有世系不清、来历不明的人跃居要职的。春秋时代是一个“血而优则仕”的时代，不仅世族建立之后是这样，世族建立之初就是如此。甚至在那些所谓的异姓之氏或士族中，我们也还是可以明白地寻出其高贵祖先的血统，如由陈奔齐之陈氏，由宋奔鲁之孔氏，由孟孙氏别出之阳虎，其血液中都有君侯的血统。只是这些氏族时起时伏而已。
立族也就是称氏，所以我们还须简单说一说姓氏。杜正胜认为∶古代姓氏分开，二者都是政治术语，与血缘没有必然的关系。他引《国语·晋语四》司空季子的话，说既然同父同母的兄弟黄帝与炎帝都可以异姓，则姓最初只是治理不同土地与人民的符号。至于后来姓成为血缘的表征，连庶民也有姓，那是西周以后的新制，是周人（姬姓）通过宗法而“收族”。氏也是如此，本义与原始的姓并无差别，“氏即国也”（《孝经讳》），有国方有氏，无国即无氏。后来因封建兄弟之国，于是产生姓氏并存的局面，姓渐专指血缘，氏则成为统治贵族的象征，所以贵族男子才有氏，女子只有姓。但后来氏同样也平民化了，战国秦汉以下，以氏为姓、姓氏合一，人人都有姓氏，姓氏成了纯粹血缘的表征。xiv
不过，在春秋时代，氏还是为贵族所专有，姓则为部落国家之标志，凡一部落之民，无论男女皆有姓，氏则只是贵族男子可以称之，“氏”意味着部落族姓内部的等级化，是区别平民的标志。开始氏均要出于君侯之赐，赐氏亦即立族，诸氏也就是诸世族。赐氏之法并有一定的规矩，大要就是众仲所说的以“字”，以“官”和以“邑”，但后来君侯权力下降，不仅大夫，士也争着立家，赐氏之法就渐渐地乱了，而氏一多也就无所谓贵，所以立之族也不可能长久，作为贵族之称的氏于是随着鼎食之家的世族一起消亡。
以上我们叙述了世族社会与封建政治的联系，说明了卿大夫的世袭是随诸侯的世袭而来，后来是前者成立的范例、初始动力和条件。至于它们各自成立的时间，则诸侯的封建主要是在周初，从武王到成康的一段时间里（见第一章第一节），后来一代代天子的亲族越来越多，而可分封的土地却越来越少，他们则只能被赐封为无土有禄的“内诸侯”，王室大夫，甚至下降为士。在我们所能掌握的史料的范围内，卿大夫的纷纷受赐而立家建族大致见之于西周末至春秋早期，但在这之前，是否已经有过世族的一度、甚至几度繁荣亦未可知。春秋中叶，卿大夫家族乃至于开始建置自己的“侧室”或“贰宗”，例如鲁孟孙氏在孟献子时分出子服氏，叔孙氏在叔孙戴伯时分出叔仲氏，季孙氏亦在季悼子时分出公父氏。春秋晚期，甚至有的士也想建立自己的世族（如阳虎）。庶人工商据说也皆有“分亲”。但我们对士庶人以下的亲族情况既乏史料可征，就本书目的而言亦无关紧要。由于世袭上层社会是一个相当封闭的社会，士、庶人、工商很可能也在相当程度上是世袭其业的，但即便他们不世袭其业而有大量相互之间的较为水平的流动，也不影响大夫世族居支配地位的社会已构成为一个世袭社会，因为我们下面就会看到，当时社会主要的资源（权力、财富和名望）基本上都是控制在世族手中的。血统或家世是取得精英地位的首要条件。世族的建立，尤其是其发展壮大，虽然还是要有赖于个人及子孙的德行、才干和机遇，但无论个人贤否，家族血统都是上升的第一要件。有限的选举是隔离的，分别发生在大夫与士阶层的内部，可供个人选择的余地相当之少。
当然，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居下者自我感受总是非常糟糕，总是图谋反抗或者颠覆上层，居上者毕竟还是有其先辈作为征服者或优胜者的某种才能的遗传，以及附着于传统之上的权威，且他们又深谙等级隔离，以绝觊觎之望的致治之理。一般来说，只有兼具上升之才和上升之欲，同时又处在隐约露出上升机会的时代的人们，才最易在内心生发痛苦（春秋时代的士阶层最有这种可能），而如果人对某事决无希望，则可能会把对幸福的追求转向其他方面，甚至根本就不动此念，于是在现代人看来十分严重的古代不幸，却可能不曾被当时的不幸者感觉为那样严重，甚至根本不觉其不幸，而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拥有更优先的判断权的现代原则，亦使我们对古人的生活不敢轻易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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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秋世族的一般情形
学术著作…伦理学 伦理学 社会史 人生哲学 返回首页〉学术简历〉讲授课程〉招研计划〉学术著述〉散文杂著〉翻译著作 《世袭社会》 《选举社会》
第四章 春秋社会的世族 二、春秋世族的一般情形
春秋时代的世家究竟有多少？一般的情形怎样？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原始史料来回答，这些史料主要是《左传》和《国语》，以及其他一些可靠性稍差、数量也并不太多的先秦文献，我们还可以借助后人的一些整理和研究成果，尤其是新近的一些成果。但是，由于这些整理研究也只能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