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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事实对於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也很重要。这是与官吏家族有关的，每一朝代的法律都承认官吏家属的特殊社会地位及权利。”cxxviii
费正清的看法稍有不同，在他那本影响很大、多次再版的《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他认为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
“因此，自古以来就有两个中国∶一是农村为数极多的从事农业的农民社会，那里每个树木掩映的村落和农庄始终占据原有的土地，没有什么变化；另一方面是城市和市镇的比较流动的上层，那里住着地主、文人、商人和官吏——有产者和有权势者的家庭。那里没有永远不变的社会等级制度，因此从农民地位上升的机会是有的。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农民的国家，有五分之四的人生活在他们所耕种的土地上。所以社会的主要划分是城市和乡村，是固定的土地上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和百分之十到十五的流动上层阶级人口之间的划分。这种分野仍旧是今天中国政治舞台的基础，使国家统治权难以从少数人手里扩散给多数人。”cxxix
这一划分使我们想起古代的“国人”与“野人”之分以及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城乡对立”，它自然仍具有等级差别的涵义，但城居与乡居，以及其他种种形式——诸如财产、名望、礼仪、婚姻、服饰、建筑、舆马、丧葬、祭祀的差等，似乎都只是等级的表现或结果，而更值得注意的还是等级形成的原因，上层人物的来源、成分和渠道。但无论如何，透过以上种种论据，晚清以前中国社会的等级状况看来是一个难以否定的事实，这种等级结构也体现了春秋战国前后两个社会的连续性∶它们都属于等级社会。但即使承认此，古代“等级”与近代“阶级”究竟有何不同？春秋前后的两个等级社会又有何根本差异？上层人物的来源和成分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否具有社会基本结构而不仅仅是具体制度上的意义？这些都还需要结合具体的历史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最近一些年，台港、海外的一些学者对春秋战国之变及其以后的中国社会作了相当拓展的研究。他们的研究往往撇开意识形态之争而深入具体的问题。例如杜正胜认为∶从春秋中晚期到西汉初叶这五百年间，中国社会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改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但这似还只是历史转变的果而不是推动转变的因，只有各级贵族消失，形成国君在上，万民在下的二元结构，才能造成集权的中央政府。这种人民就是“编户齐民”，他们才是中央集权的基础、世变动力的凭依。“齐民”即指户籍创举后，举凡著隶之人的法律身份一律平等的人们。它的出现打破了封建城邦的身份制，消除了国人与野人、公民与私属的分别，对原先身份较低的被统治者（野人和私属）而言，不啻是一次大解放。
管东贵认为∶周代封建制的解体是连同它的社会环境的一种“大时代”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种种迹象包括∶
分解（宗法秩序的崩解）
姓（姬姓之族）……………………………………》氏
（除天子外）转变
世袭（行政首领）…………………………………》尚贤
分化
庙堂论政（祭政复合）……………………………》朝廷论政（祭政分离）
转变
财产公有……………………………………………》财产私有
转变
阶级制………………………………………………》齐民化
转变
封建制………………………………………………》郡县制
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宗法制的解体，这一解体导致了其他方面的许多变化。
如果不仅观察战国秦汉间的数百年，而且瞩目于战国至晚清的二千多年，一种在社会制度中的长远趋势，一种对社会结构而言日益重要的新发展就变得引人注目了，这就是历经察举、科举的选举制度的发展所确立的一种新的、越来越稳固的社会架构，当大陆的史学工作者相当注意研究在改朝换代等非常态期间的农民战争和造反的同时，海外一些学者则在相当努力地探寻那些在和平时间悄悄发生的社会变化和社会流动。许倬云、杨联 、余英时等对春秋战国至两汉期间的社会变动及社会势力和政治势力间的关系的研究，cxxx
毛汉光等对中古时代（两汉至隋唐）统治阶层社会基础和成分的研究；cxxxi 何炳棣、张仲礼等对明清科举和社会流动状况的研究，cxxxii 已经开始联成了一线。而从最近几年大陆的出版物看，对中国古代选举制度的兴趣也转趋浓厚。cxxxiii
也许，中国自战国至晚清一段漫长的、迥别于西方的社会历史，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谜”，也许，本世纪对这一段社会历史仓促提出的解释将显得很不够，不得不由其他的解释来补充、丰富乃至替代，因为二十世纪越来越显得只是一个过渡时代，就象战国那样。而我们现在正在步入一个新的、但看来会长期稳定成型的社会。我们今天相对来说已经可以比较心平气和地看待中国社会的历史，这种心情也许最易窥见历史的真相；我们也想弄清正在来临的新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特点，而这不能不借助于历史的回顾；最后，我们还预感到文明在这一新的社会形态中仍将受到考验，我们若要做出创造性的回应，就不能不从我们的历史中汲取灵感和资源。
i 顾亭林：《日知录集释》卷十三“周末风俗”，河北：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585页。
ii 许倬云：《求古篇》，“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29、340页。
iii 另参齐思和：“战国宰相表”，载：《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1938年。
iv 中间个别有重复者，如张仪先在秦、后入魏为相。
v 见前第四章第二节。
vi 许倬云：《求古篇》，“春秋战国间的社会变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336页。
vii 布罗代尔（F。Braudel）：《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23页。
viii 布罗代尔甚至把这看作是一个难解的谜，他说∶“无论怎样进行观察都只能表明，这种内在的不平等是社会的恒在法则。社会学家也都承认，这是一条没有例外的结构性法则。但是，应该怎样去解释这条法则呢？……人们一眼就看到的，是高踞金字塔尖的少数特权者。……在他们下面的是被统治的群众，地位不等的劳动者和众多的经济工作人员。最底层是大批社会渣滓，无业者的世界。……社会牌局的发牌当然并非一劳永逸，但重新发牌的机会很少，极其难得。人们拼命想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却是枉费心机，往往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成功，而一旦成功后，如果不再奋斗，也就不能维持下去。……管理、行政、司法、宣传、财富积累乃至思想都被上层所垄断；杰出的文化也在上层社会加工和制造。……令人奇怪的是特权者的人数始终很少。既然存在着提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既然少数特权者的存在有赖于非特特权者向他们提供剩余产品，那么，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多，特权者的人数也应增多。事实却完全不是如此，……总之，不管在什么社会，在什么时代和在世界的什么地区，极少数人的统治已成为一条始终起作用的规律。这确实是一条恼人的规律，因为我们弄不懂其中的奥妙。……我们可借用伏尔泰的话作结论∶在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里，少数人‘使役多数人，由多数人供养，并管理多数人’。”见《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施康强译，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09…515页。这一现象在剩余资料相当充裕、分配也相当平等的现代社会似乎也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如果这一现象确实难以改变，那么，由哪一些少数居于上层，他们通过什么渠道进入，在他们不适合时又如何更换的问题就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了。
ix 有时在两个朝代之间，也有大量的社会流动，但那只意味着改朝换代，社会结构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
x 见前第四章第一节。
xi 犹如在古希腊时代一样，在“virtue”的原始意义下，“德性”与“才能”并不太区分。
xii 参见迪韦尔热（M。Duverger）：《政治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领导者总是倾向于让自己的子女享受自己拥有的好处和威望，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任何社会中都将如此。马克思主义的缺点在于，它认为这种现象只存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畴内，只要消灭了私有制，这种现象就会随之消失。然而，所有的官僚阶层、领导阶层、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阶层、特权集团和尖子人物都企图让后代子承父业。要想不让他们得逞，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机制来阻止他们这样做。但这些机制也难以实施，因为执行者通常正是这些机制所要限制的对象。……”
xiii 在春秋时期，一些最有文化修养、艺术趣味最高的贵族往往是其祖先甚贵，而其后裔却不昌；高尔斯华绥的长篇小说《福尔赛世家》中描绘了继创业的资产者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转向文学艺术的情况；而曾经是极其骁勇、武化的满清八旗贵族，逐渐变成了相当委靡、但却文化味十足，参与创造了老北京一种特殊的生活氛围的“八旗子弟”，更是人们经常引证的例子。然而，人们一般是把这作为反面的例子而引为鉴戒的，这样作可能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转向文化、注重生活也许正因作为一个自在的目的，正是奋斗者的一个理想，且不说这种转化或迟或早总要发生的，虽然转向什么样的文化、注重什么样的生活在不同文明间、不同情况下会有很大的差异。
xiv 甚至包括生理上的因素，例如布罗代尔写道：“由于生物学上的原因，上层社会的人数逐渐减少，遗产和权力更加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但这种集中有一定的临界线，佛罗伦萨于1737年，威尼斯人于1685、1716和1775年都曾达到过临界线。到了那时候，就无论如何也必须开放门户，吸收新贵族，……在我看来，朝气蓬勃的十六世纪，或者说1470至1580年间，整个欧洲处于社会地位急剧上升的时期，其自发性堪与生物的成长相比。……可见这是一个普遍的过程，而且具有双重性∶在整整一百年内，一部分贵族消失了，他们的位置立即被替代，而在新人占了位置以后，大门又重新关上。”见其《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与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517—523页。
xv 首先可能是一种由于资源有限导致的向下流动，G。Lenski在其《权力与特权：社会分层的理论》中写道：“农业社会常常被描绘成一个很少有垂直流动的社会，事情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