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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民到议员的各色人等纷纷入彀。非洲传统的宗教仪式和基督教仪式在剧
中揉为一体，显出独特的舞台风貌。
1964年发表的《强种》是他写的唯一一出悲剧。写一个青年教师为了保
护一个白痴孩子，在除旧迎新的宗教仪式上自己做了牺牲品。此后他的剧作
一反清新明快的风格，变得深沉而朦胧，所反映的心理、道德和社会冲突越
来越复杂尖锐，善与恶、毁灭与新生的因素互相纠缠，神秘的象征，暧昧的
隐喻和讽刺，幽默、怪诞及神话色彩融为一体，其中蕴含着作家对社会生活，
人类命运的沉重思考。
《路》的最表层是对尼日利亚崎岖难行、危机四伏的“道路”状况的再
现，尼日利亚是世界上车祸发生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同时它又隐含着国家、
民族的发展之路、个人的生活之路，改变现实的出路等等寓意。而“路”本
身在剧中就是一个凶恶、神秘、控制众生的角色，它不出场，但左右着所有
人。
《疯子和专家》写的是一对父子。父亲在内战中宣传许多怪诞的主张，
战后被当作疯子关起来。儿子由战前的外科医生成了战后的情报专家，他指
派手下四员干将：一个癫痫，一个瞎子，一个瘸子，一个独臂人去监管他的
父亲。他的姐姐和两个采药婆婆试图拯救疯子和专家，最终未能成功。人物
形象怪僻，情节荒诞不经，加之混杂着大量文字游戏，令人十分费解。索因
卡自称他写这个剧本是为了“祛魔”，这个“魔”肯定不单指外部世界，还
包括他本人曲折艰险的内心历程和惊心动魄的灵魂搏斗。
索因卡说：“我始终不渝的信仰是人的自由。……虽然我知道光靠说话
是不能保证得到自由的，可是我的创作还是越来越多地针对那些压迫人的皮
靴——不管穿它的脚是什么肤色的——为个性自由而斗争。”这可以算是他
艺术的最高目的。他曾因抗议选举舞弊而被拘押，因反对内战而坐了两年牢，
他在进行艺术创作的同时，始终在关注着国家的现状，民族的未来。在尼日
利亚他被看做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甚至有人认为他在有意无意地担当着救
世主的角色。正是这崇高的生存目的给了他力量和灵感，使他能融非洲和西
方艺术于一体，创作出具有独特魅力的精神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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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中国文学
1。概述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即爆发了长达四年的解放战争，因此，
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端一般从1949年算起。其发展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文
学的大一统时代（1949—1978）和文学的多元共生时代（1979— ）。第一阶
段周期较长，但由于其中包含着几次与文学有直接关系的大的政治风暴和社
会动荡，因此可供进行艺术考察的文学现象并不十分丰富，第二阶段处于社
会相对平稳发展的历史时期，文学生存环境相对自由与开放，各种思潮、流
派纷呈杂揉、各种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文坛充满生机，它是当代文学的重要
阶段。
2。文学的大一统时代
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文学的意识形态化，文学自觉地为政治服务，文学的
价值取向与政治的价值取向趋同，成为政治的延伸，文学是工具和武器，又
是政治晴雨表。与当代西方文学的潮流基本隔绝。
与此相关的是创作方法的单一。现实主义在中国被称为革命现实主义，
并辅之以以革命理想主义为核心的革命浪漫主义，进而出现了“两结合”的
创作方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实主义的根本精神已消散殆尽，而蜕变
为一种伪古典主义。
在美学追求上，这一时期的文学强调崇高。从几部代表性作品，比如《红
岩》、 《红日》、《红旗谱》、《创业史》来看，都是表现主人公为国家、
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而忍受各种难以想象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他们的经历都
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那种炼狱般的共同特征。他们以人格与道德行为的
强大威力使审美主体感受到庄严、敬仰与心灵震撼。在人物塑造上有个人的
英雄化，英雄的神化的趋向，其极端表现是几个样板戏。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当代中国文学整个从世界文学及人文精神的大背景
中脱离了出来，在一定程度上也与传统文化的血脉隔断了，在高度封闭的状
态中自给自足地衍化了许多年。从50年代起，欧美文学基本上被拒之门外，
只有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学受到推崇，苏联文学是中国人民的“生活教科书”，
也是中国作家的文学教科书。苏联文学的解冻思潮激发了中国作家干预生
活，表现人道主义的勇气，出现了一批后来被收入《重放的鲜花》中的作品。
60年代以后，苏联文学被当作修正主义文艺批判了近20年，于是中国文学
成了几乎与世隔绝的文学。
但是在一个有着数亿人口的大国，公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望、传统文学的
遗泽、民间文学的刺激会合为一种四处弥散的氛围，使文学家在有限的生存
环境和艺术空间中将能够有限展露的艺术个性和才华发挥出应有水平。因
此，前30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依然是有成就的、不可忽视的，少数作品在20
世纪中国文学历程中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1）故事中的世界
从1949年到1977年，文学的最主要成就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从
数量看，前17年长篇小说总数不过100余部，而80年代平均每年出版近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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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总数已逾两千。但是从发行量、读者面和影响的深广度看，前者远远超
过后者。有许多作品不仅在当时风行全国，而且穿过岁月的风尘传了下来，
比如：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山乡巨变》、
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陈登科《活人塘》、柳青《铜墙铁壁》、
《创业史》、孙犁《风云初记》、《铁木前传》、杜鹏程《保卫延安》、赵
树理《三里湾》、梁斌《红旗谱》、杨沫《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红
岩》、吴强《红日》、曲波《林海雪原》、知侠《铁道游击队》、欧阳山《三
家巷》、冯德英《苦菜花》、高云览《小城春秋》、姚雪垠《李自成》、周
而复《上海的早晨》、李英儒《野火春风斗古城》、雪克《战斗的青春》以
及《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平原烈火》等一批抗战小说。
这些出自前17年的小说（文革十年基本上是空白）如果以现代主义尺度
衡量，也许会使人感到缺乏艺术探险的精神，但它与当代中国人的阅读心理
与鉴赏习惯比较吻合，有着自己独特的美学风貌。
①故事的完整性与情节的生动性。 《青春之歌》写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
路的曲折历程；《红旗谱》写农民由自发地反抗压迫到自觉地跟共产党闹革
命，通过朱老忠和严志和两个家庭的变迁，通过他们的悲欢离合和奋斗历程，
展现了从本世纪初开始三代农民的革命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小城春秋》
写作者家乡厦门发生的一起由共产党领导的大劫狱；《林海雪原》写第四次
国内战争初期，一支解放军小分队在人迹罕至的长白山区和绥芬草原与数十
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残部周旋作战，历尽艰险，全歼敌人的故事，是一个神
奇的英雄传说。这些作品都是讲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容易给读者造成寻根
究底的阅读期待。所有作品也都十分注重情节的起伏转折和新奇，《林海雪
原》中的智取威虎山、大战四方台、智擒小炉匠及雪地追踪、攀岩跳涧，《野
火春风斗古城》中的爱与恨交织，敌我友混杂的复杂背景与纠葛，《苦菜花》
中那一个个血与火组成的场面，尤其是老百姓在日寇屠刀下置生死于不顾，
冒认共产党干部作亲人的情景，《铁道游击队》中的飞车夺枪，都足以使人
过目不忘。
②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17年的小说作家主要是师承《三国演义》、《水
浒》等古典小说，因此都注重故事情节，同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煞费苦心，
有成就的作品都能注意以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来布置场面，推动情节发展，
形成完整的故事，因此故事情节的背后总是血肉丰满的人物。通过故事来塑
造人物，使其成为足以传世的文学形象，在这一点上，80年代的小说尚不能
企及。《红岩》中的江姐、许云峰、华子良作为为理想而奋斗、受难、献身
的共产党人，《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少剑波作为大智大勇、所向无敌的
革命战士，《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中的老孙头、亭面糊作为老一辈中
国农民，《创业史》中的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农村一代新人，在当代读者的
心中都有不可磨灭的印象。80年代的长篇小说侧重人物的情感心理纠葛，呈
现静态或稳态，人物多是为命运所拨弄，在生活中找不到适当的位置，也缺
少强有力的明确的目标。此一时期的小说人物则往往处于时代的急风暴雨
中，有着单纯而明了的奋斗目标，为理想而力克艰难险阻，因而较少内心冲
突而较多外部动作，更具动态性与可视性，所以栩栩如生。
③语言的锤炼。由于古典小说诗文及民间文学的影响和作家的刻意追
求，这一时期小说的语言有很高的成就。孙犁、赵树理、周立波等人都是公
认的语言艺术大师。孙犁的语言清澈澄明而有情致，讲究起伏顿挫，流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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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明快，富于乐感与诗意，如《铁木前传》、《风云初记》，读者在了解
人物、熟悉故事之前总是首先为其语言的磁力所吸引。赵树理是立志创造新
的农民文学的作家，青年时代受新文学影响极深，但他将《阿Q正传》读给
父亲听时，这位老农民显出茫然的神色，于是赵树理感到新文学文坛太高，
必须将它拆散铺成“文摊”，使最大多数老百姓能读得懂，喜闻乐见。他研
究评书、鼓词、山东快书等民间文学，搜集和提炼农民的口头语，因此他的
语言本色而机智，具有鲜活的生命气息和朴拙之美。时过境迁之后，赵树理
对社会生活的把握引起争议，而他的语言功力始终无人能够否认。周立波出
身乡村读书人家庭，通外文，有不少译作，因此他的语言既有乡野的清纯灵
秀，俚俗粗犷，又有欧美文学中细腻绚丽的风采，既有牧童织女的活泼俏皮，
又有绅士式的幽默，对意境的营造，则是他的基本特色，比如：
“天正下着雨，空际灰濛濛。远山被雨染得迷迷茫茫的，有些地方，露
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