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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长期为回鹘、吐蕃以及汉人建立的归义军政权所割据。这些割据政
权在其统治境内均大力提倡佛教，其中尤以归义军政权所控制的沙州莫
高窟和瓜州榆林窟的佛教最盛。西夏统一河西走廊后，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调动人力和物力，大修佛窟、佛塔和佛寺，从而使这一带的佛教文
化发扬光大。
2。佛教发展的概况
西夏统治者在发展佛教方面，主要有以下一些建树：
1。加强组织管理。西夏佛教有一套比较完善的管理机构及管理制
度。西夏在其统治机构中设功德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据西夏文《天
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其中央机构中共设有二个功德司，即僧人功德
司和出家功德司。这二个机构在西夏五等机构中属第二等，即“次等司”
①，说明其地位的重要。功德司设功德司正，全面负责。设功德司副使为
其辅佐，担任功德司正和功德司副使的僧人大都为有名望的高僧。他们
是西夏僧人和佛教事务的组织者和管理者。至仁宗仁孝时，在诸功德之
上，还增设有“偏袒都大提点”，负责掌管全国佛教事务。
同时，西夏还有一套管理寺庙僧人的职称和制度。如《凉州重修护
国寺感通塔碑铭》记载，凉州管理护国寺感通塔的僧职有“提举”、“僧
正”、“僧副”、“僧监”，等等。而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杂字》
官位第十七中记僧官以下有僧正、僧副、僧判、僧录等僧职，正好与碑
文中出现的僧职互相补充和印证。
2。广建寺塔。西夏境内佛寺极为普遍。全国各地所建寺庙，几乎比
比皆是。“近自畿甸，远及荒要，山林溪谷，村落坊聚，佛宇遗址，只
椽片瓦，但仿佛有存者，无不必葺”①。这说的是对佛教旧址的修葺。至
于新建佛寺虽无详细记载，但其数量不会很少。下面就西夏境内的一些
①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 《重修凉州感应塔碑铭》。
著名寺庙略加介绍：
戒台寺 在兴庆府，景宗元昊妃没藏氏曾在此出家为尼，号没藏大
师②。其具体建置时间和寺址，无从考定。
高台寺 公元1047 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元昊建于兴庆府东
15 里。与高台寺同时建立的有佛塔，寺塔高数丈，贮藏宋朝所赠大藏经，
并译为国书（西夏文）。
承天寺 公元1055 年（夏福圣承道三年），毅宗谅祚母后没藏氏“役
兵民数万，相兴庆府西偏起大寺，贮经其中，赐额“承天”③。所谓“承
天”，即“承天顾命”之意。该寺建成后，皇太后、皇帝亲临听讲佛经，
从而提高了该寺的地位，扩大了佛教的影响。
感应塔与护国寺，公元1093 年（夏天祐民安三年），乾顺鉴于凉州
感应塔与护国寺年久失修，征调了大量人力物力，重修凉州感应塔寺庙。
第二年完工，乾顺下令剃度僧侣，赏赐钱物，作大法会，并树碑以资纪
念。该碑记载了西夏统治者对佛教崇奉的盛况。所立感应塔碑文是西夏
字和汉字同时并列的刻石。
卧佛寺 公元1102 年（夏贞观二年），乾顺为了替母后梁氏祈求冥
福，在甘州修建卧佛寺。“宏仁寺，城西南隅，俗名大寺，一名睡佛寺。
西夏永安元年建”。卧佛寺由党项僧嵬名思能建议，崇宗乾顺所修。“李
乾顺之时，有沙门族姓嵬咩，法名思能，早从燕丹国师，妙领真乘，深
造■奥，阖境贵贱耆老，愿信无间，号之为国师”①。嵬咩，即嵬名，为
党项皇室族姓。其所以名曰卧佛寺，与当地僧人法净在甘浚山下挖出古
卧佛像3 尊，献给乾顺有着直接的关系。
此外，西夏在黑城（今内蒙古额济纳旗）还兴建了众多寺庙和佛塔。
黑城，位于河西走廊北部，是西夏西北部的军事重镇。它给我们留下了
许多有关佛教的遗址遗物。在黑城内外，不仅幸存佛塔寺庙遗址20 余座，
而且还出土了大量西夏文、汉文佛经、佛像。西夏文木雕经板等等。说
明该地既是僧人念经、老百姓烧香礼佛之处，也是刻印佛经之地，从而
证实了黑城佛教的兴盛。
3。重修和改建寺窟。位于西夏西北部的莫高窟（今甘肃敦煌县）和
榆林窟（今甘肃安西县），属于西夏另一类型的寺庙建筑。莫高窟建于
鸣沙山崖，其对面为著名的三危山，两山之间的大泉河横贯其中。榆林
窟开凿于踏实河两岸的陡崖峭壁之上，两地环境幽雅，景色宜人。自公
元5 世纪起便开始开凿石窟，中经隋朝、唐朝和宋朝，已凿石窟数千。
西夏占领瓜、沙二州之后，即对两地石窟进行重修和改建。如莫高窟222
窟就是改建唐代洞窟。29 窟也是将唐代壁画重新改绘而成。据统计，在
莫高窟、榆林窟500 多个寺窟中，可以确定为西夏洞窟的过去认为莫高
窟和榆林窟各占4 座。但经1964 年敦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同志联合调查后，重新确定两地属于西夏洞窟的为88 座。其中莫高窟77
座，榆林窟11 座。
两地石窟所留下的壁画和题记，是我们研究西夏历史、地理、生产、
② 《西夏书事》卷18。
③ 《西夏书事》卷19。
① 《甘州府志》卷5，及卷3。
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珍贵资料。
题记可分为西夏文题记和汉文题记两种，其中以汉文题记最多。从
题记的内容看，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西夏僧俗人等前来朝山礼佛，诵
经念咒、烧香求福及修整寺庙的发愿文字。如莫高窟285 窟西夏文题记：
“八人同来行愿，当来山庙烧香”。第二类为供养人题榜。如榆林窟第
29 窟，其内室西壁上，下两层绘有当地一贵族家庭成员的供养像，像前
各有西夏文题记，记其身份和人名。其男供养人为瓜州监军司和沙州监
军司官员。第三类为一般游人题款。这些西夏文和汉文题记，真实而生
动地记述了西夏时期各阶层人物前来这里进行佛事活动的情况。是研究
西夏社会历史、文物制度及语言文字的珍贵资料。其具体内容包括西夏
纪年、国名、地名、官制、封号以及西夏姓氏（60 多个），西夏语言文
字，等等。
除了莫高窟、榆林窟之外，在酒泉的文殊山，肃北的5 个庙都存在
着西夏修建的石窟。在武威县城西南50 公里有天梯山石窟。石窟内发现
一批西夏文佛经残页。其中有《妙法莲华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
《圣胜慧到彼岸功德宝集偈》等。在宁夏固原县则有须弥山石窟、石窟
中有谅祚奲都年号的题记。
4。输入佛典。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曾向北宋多次请购佛经。
公元1030 年（宋天圣八年）十二月，德明派遣使者去宋，献马70 匹作
为工值，“乞赐佛经一藏，从之”①。公元1034 年（宋景祐元年，夏广
运二年）十二月，谅祚又派使者去宋献马50 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
赐之”②。公元1058 年（宋嘉祐三年，夏奲都二年），宋仁宗通知谅诈，
他所赎求的大藏经、经帙、签牌等，均已及时印造。“候嘉祐七年正旦
进奉人到阙，至时给付”①。公元1062 年（宋嘉祐七年，夏奲都六年），
毅宗谅祚请购赎大藏经，宋仁宗应其所求，并及时命印经院印造。“候
嘉祐十一年正旦，进奉人到阙给付”②。公元1072 年（宋熙宁五年，夏
天赐礼盛国庆三年）十二月夏惠宗秉常遣使贡马，“赎大藏经，诏赐之
而还其马”③。
以上五次是西夏主动向宋请购，有时宋朝也主动赐予。如公元1055
年（宋至和二年，夏福圣承道三年）四月，“赐夏国大藏经”④。
5。翻译与校勘佛经。西夏统治者为了发展佛教，在输入佛典的同时，
还重视组织人力，指定专人负责，有计划地大量翻译校勘佛经。其所指
定的负责之人，是西夏僧人中地位较高的“国师”。如景宗元昊时主持
译经的著名国师有白法信，惠宗时的国师白智光，西夏晚期译经的蕃汉
法定国师，等等。法师之下，还有学有专长参予译经的僧人。西夏统治
者组织人才在首都兴庆府进行大规模的翻译佛经。用西夏文翻译佛经，
早在景宗元昊建国伊始，就命国师白法信主持翻译工作。他以向宋朝求
① 《长编》卷109，天圣八年十二月丁未。
② 《长编》卷115 景祐元年十二月癸酉。
① 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20，《谅祚淫狡》。
② 王珪：《华阳集》卷18，《诏夏国主乞续大藏经诏》。
③ 《宋史》卷486，《夏国传下》。
④ 《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庚子。
赐到的两部汉文大藏经为底本，组成一个32 人的翻译班子，全力以赴地
将其译成西夏文。惠宗秉常期间又命白智光主持译经。至崇宗天祐民安
元年（公元1090 年）先后用半个多世纪（53 年）的时间，译成佛经362
帙，820 部，3579 卷。传世的西夏文佛经，绝大部分译自汉文大藏经，
但也有少量译自藏文、梵文。如科兹洛夫自黑城劫走的约8000 种西夏文
刊本和写本，其中约占80％的佛经，有的译自藏文和梵文。
自仁宗仁孝以后，除了继续根据需要翻译一些佛经之外，则把主要
精力放在校经之上。据《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源文记载：
“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
这里的护城皇帝即仁宗仁孝，“南经”指宋朝输入的《开宝藏》。“北
经”指辽刻《契丹藏》和金刻《赵城藏》，均为汉文大藏经。以南、北
两种藏经版本为底本来进行校勘、核正，反映了西夏最高统治者仁孝不
仅重视佛经翻译的数量，而且越来越重视质量。
大量的佛经经过翻译、校刊、刻印成西夏文佛经之后，广为散布。
一方面为西夏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物质条件；另方面促使了西夏造纸业的
发展。如黑城刻印佛经用的就是当地造纸厂造的纸。
6。延请高僧弘扬佛法。公元1159 年（夏天盛十一年），仁孝派遣使
者到西藏，延请迦玛迦举系教派始祖松钦巴。松钦巴因故未来，但派其
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佛经、佛像随使者到西夏传教，仁孝奉其为上师，
并组织力量翻译他所带来的佛经。
此外，还延请了一些回鹘僧到西夏讲经说法。如首都兴庆府的承天
寺就延请回鹘僧讲经说法，演绎经文，“没藏氏与谅祚时临听焉”①
由于西夏统治者带头崇奉佛教，修建佛寺，改建和重建石窟，购置
佛典，翻译佛经，延请高僧前来宣传佛法，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老百
姓信仰佛教，从事诸如作佛法、盖寺舍、烧香礼佛、诵经等各种佛事活
动，也就日益广泛普遍起来。
3。佛教对西夏的作用与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痹人民的鸦片烟。佛教在西夏的广为传
播，它对统治阶级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使西夏广大劳苦大众看不清统
治阶级剥削、压迫的反动本质，它要求劳动人民忍受各种苦难，多多行
善。要求他们深信灵魂不灭，因果报应。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从而掩盖
社会矛盾，引导人民脱离现实斗争。在西夏统治近200 年漫长的时期里，
以党项为主体的各族，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很尖锐的情况下，之所
以很少发生较大规模的人民起义，其原因固然很多（诸如西夏统治者善
于笼络各族上层，经常注意调整民族政策，调整生产关系，以及文献记
载不全，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