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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馥，你这个杀坯，专门造些笑话讲讲。”杜月笙听到这儿忍不住放下烟枪，哈哈大笑着说。
“不，先生，千真万确的事，要是我造的，让鸦片烟把我熏杀！”
“真有这样的事，那太失礼了，招待不周，招待不周，阿馥，你跑一趟，告诉帐房，送根条子给他们两位，代我打个招呼，表示实在对不起。”
6月11日下午．庆典活动在压轴戏——庆赏黄马褂中结束。
这是出彩头戏，演的是清朝初年黄三太弃暗投明，立下广大功劳，康熙皇帝给他一领黄马褂的故事。花开婪尾，戏到圆场，十分符合杜月笙的身份，来了个吉征喜兆。
据说，这是上海开埠百年来，上海人从未见过的一次“大出丧”。勉强可与之“媲美”的，是清朝末年大买办、大官僚盛宣怀的出表，和外国冒险家哈同的大吊葬。
旧中国教父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九章
涉足工商界的同时，杜月笙也开始涉足报界，对他提出这个意见的，是大名鼎鼎的杨度。杨度为什么会向文化程度并不高的杜月笙提出这个见议呢，这还得从一首叫《夜过霞飞路》的新诗说起。
这首诗是新诗人王礼锡与陆晶清小姐在日本结婚后，1931年5月来上海居住时写的，发表在6月中旬的《大晚报》副刊上。诗曰：
精小咖啡馆，德浪集人妒；
狐舞流媚乐，钦绕路旁树；
宛转入人耳，痴望行者驻。
前耸千尺楼，高明通神恶；
迭窗如蜂巢，纵横不知数。
下有卡车夫，喘奔皮骨柱；
又有白俄女，妊饶买怜顾；
惶惶度永夜，凄凄犯风露。
墙根劳者群，裹草寒无裤；
仅图终夜眠，室庐宁敢慕。
此诗与杜月笙有什么关系呢？有。因为在这首诗底下还登了一篇特写《杜祠落成典礼盛况记》，似乎有意作个鲜明对比。
霞飞路在30年代是法租界最为繁华的马路。在上海滩，它仅次于南京路。
杜祠典礼活动结束后，杜月笙便带着一群人到杭州一游。行前秘书捡出那份大晚报，放在了杜月笙的皮包里，让他在火车上看一看，注意社会舆论。到杭州后，他们住进西湖饭店，他把《大晚报》递给同去的杨度看。
杨度躺在饭店阳台上的藤椅里，双手擎着这份报纸，借着落日余晖，仔细阅读。
“不错，王礼锡这几句写得不坏！月翁，这诗不是针对你的。至于放在‘盛况记’上边，那是编辑的事，与作者无关，你可不要去为难他。”杨度向躺在对面藤椅上的杜月笙劝道。
杨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生于1874年，系王间运的门生，早年留学日本。1902年，他与杨笃生等人创刊《游学评编》，后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任宪改编查论提调。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要求清政府召开国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1914市袁世凯解散国会今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联络孙搞简、严复、刘师培、胡疾、李爱和等组成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遭国人痛骂。
近年来，他移居上海，成为杜公馆的上宾，杜月笙特聘他为名义秘书。
“这些小报，坏点子不少，我派人炸了他个狗娘养的！”杜月笙愤愤地说。
“报纸这玩艺儿，正同水一样，”杨度慢条斯理地打起比方，“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处理得不好，报纸能把你咬得碎尸万段，处理得好，胜过百万雄兵呀！”
“怎样才算处理得好，怎样才算处理得不好呢？”
“处理得好，就是把它拿过来，为我效力。处理得不好吗，那就是会惹恼所有报纸，他们一起联合起来攻击你。”
“怎么拿呢？又拿谁呢？这方面，我可是一窍不通啊。”
“眼前正好有一桩‘报业纠纷’，月翁何不趁此时机一显身手，来个一箭双雕。”
几句闲话，吊起了这位大亨的胃口。他从藤椅上坐起，双手拍了两下，一个穿白长衫的传者应声而出，低下头，恭敬地问：“先生要什么？”
“来两壶咖啡。”
“马上就来。”
不一会，侍者端来两壶咖啡，放在阳台茶几上，并在两只青花瓷杯里各斟了大半杯，然后夹着盘子退了出去。
杨度与杜月笙边唤着咖啡，边谈那桩“报业纠纷”之事。
当时的上海滩，发得最广的报纸要算《申报》和《新闻报》，这两家报纸各有所长。
《申报》的社长是史量才，此人身兼中南银行的董事长，是一位在新闻界和金融界都很有实力的人物。
说起《申报》和史量才，杜月笙是明白的。
《申报》是旧上海影响最大，发行时间最长的一份报纸，这份在中国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报纸，最初是外国人办的。
早在清同治初年，英国人美查和其兄来上海经商，他们先后做过茶叶、布匹等生意，后因经营不善而亏损。当时，美查看到西人在华办报有利可图，便试图办份报纸。
1872年（同治十一年），美查和他的三个友人每人出股银四百两，共集资一千六百两，创办了《申报》，并聘请进士蒋苦湘任主笔，买办席子眉为经理，后席子眉病故，由其弟席子佩继任经理之职。
《申报》初创时两天一期，自第5号起改为日报。当时用毛太纸单面印刷，日出八版，本埠零售每份八文钱，初时日销六百份，以后销量逐年上升，至1889年，《中报》的日销量已在六千份。
就在这一年，美查年迈思乡心切，离沪回国，将《中报》委托其友芬林代为经营。1905年5月，席子佩以一千五百银元的代价购进《申报》。
席子佩接办《申报》十余年至民国初，当时上海已有数家大型报纸，与《申报》展开激烈竞争，席颇感厌倦，遂有退意。史量才闻讯后欲集资接办。
1912年，史、席签订转让合同，史以十二万元巨款（分三期付清）从席手中购得《中报》，史自任董事长，仍聘席任经理，另聘陈景韩为总主笔。至此，史量才成了《申报》的主人。
说起史量才购进《申报》的那笔资金，还有一段风流艳事。
史量才，名家修，1878年生，系前清秀才，原籍南京，寄居松江，二十岁时来沪，初在南洋中学教书，后又创办一所女子蚕业学校。辛亥革命时，该校曾是民军攻打制造局的据点，史因此获得革命党人的好感。
上海光复，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后，史即在政界商界频繁活动，名声渐扬，并获得了名妓沈秋水的青睐。
沈秋水有位老主顾陶某，原系清直隶候补道，曾在南京任军政要职。辛亥革命爆发后，陶挟其所贪污的军响十几万元来上海，住在沈的妓院，所带钱款也交沈保管。后来，陶被陈其美枪毙，沈恐当局追究陶的钱款，就找史量才商量。
史量才说：“凭我在上海的地位，这点事算什么？你丝毫也别怕。”
沈秋水十分感激，又素爱史量才英俊薄洒，遂以身相委，并将陶交给她保管的十几万元钱都交给了史。这笔款子，后来就成为史量才购进《申报》的资金。
史量才接办《申报》后，大力罗致人才，锐意改进业务。他开辟了国内外新闻网，增加了消息来源，扩大了广告范围，并大力做好发行工作。1919年又在三马路上建成新馆舍，购进美国新式印报机。由于内容翔实，印刷质量上乘，《申报》的销量扶摇直上，1919年日销量突破三万份，到1926年激增至十四万份。
对于《新闻报》，杜月笙也是略知一、二的。
《新闻报》曾创日销十五万份的纪录，系当时最有影响的大报之一。该报是英国人丹福士在1893年创办的，馆址设在望平街西侧的三马路上。
1899年，丹福士因经营其他企业亏损无力继续办报，便将《新闻报》出售给美国人福开森。福开森自任总董，聘汪汉溪为总经理。从此，汪主持《新闻报》二十余年，在此期间，该报业务蒸蒸日上，销量一举超过《申报》，跃居沪报首位。
《新闻报》成功的奥妙，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汪汉溪有一手吸引读者的办报方法，把报纸办出了自己的特色。
轻政重商是《新闻报》的一大特色。作为一份报纸，当然不可能不谈国事，但该报处理时事新闻的原则是多报道，少评论，这就是汪汉溪所标榜的“无党无偏。”当时《申报》常以长篇评论议论时局，《新闻报》却别出新意，把第一版电讯、第二版通讯和第三版本埠新闻分成新闻一、新闻二、新闻三三个版面，每版还配有新评一、新评二、新评三的短评。这些短评文章简洁，通俗易懂，比起别的报纸的长篇大论，更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新闻报》在1922年首辟的《经济新闻》专栏，集中登载商情物价等方面的消息，大受商界人士青睐。
《新闻报》的另一个特别是重视本市新闻。当时，上海各报的本市新闻大多比较简单，有的仅仅摘录几段官厅批示，公告之类的官样文章。汪汉溪为了吸引本市读者，不惜重金开辟消息来源，在报纸上大量刊登本市新闻。他在一些敏感的部门和单位，如巡捕房、会审公堂、救火会、医院等处，特约了一批类似现在通讯员性质的“报事员”，这些地方一有风吹草动，“报事员”马上向报馆通风报信，报馆即大作文章。因此，《新闻报》的本市新闻及时翔实，这也吸引了大批读者。
汪汉溪办报十分注意新闻时效和报纸质量。当时《新闻报》编辑部内有几句这样的口号：新闻快速，纸张洁白，校对精良，编排醒目。这几句口号实际上是该报编辑部的工作准则。为了做到新闻及时，《新闻报》率先设立国际电讯收报房，专收外国通讯社的电讯，听到比较重要的消息，当夜译出，次晨见报。而其他报馆这方面的新闻要等外国通讯社在上海的分社收到电讯后，译成中文誊写油印送来，才能编排见报，这样时间上就比《新闻报》晚了一天。
《新闻报》的纸张质量在上海各报中一直比较稳定，并将“纸张洁白”作为办好报纸的口号之一。当时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但汪汉溪却说：“一个人首先要注意卖相，纸张洁白，好比一个人穿上漂亮衣服，令人一见面就发生美感好感，所谓三分人才， 七分打扮， 它的重要性不减于内容，甚至超过内容。”在这种注意报纸“卖相”思想的指导下，《新闻报》宁可多化些钱大量购进质量较好的纸，不但做到纸张洁白，而且保持色泽稳定，使人一看到报纸就产生良好的第一印象，这也是《新闻报》畅销和原因之一。
汪汉溪主持《新闻报》长达二十余年，以后由其子汪伯奇接任该报总经理。
1927年， 《新闻报》 总董福开森年迈思乡，欲将报纸出让后回国。当时《新闻报》的发行已超过《申报》，史量才如芒刺在背，此时，他终于找到一个好机会，仗着财大气粗，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