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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在衡阳待了三年，老虎入闸，无所事事。这三年中，却为他赚了极其良好的声誉。他天天通电号召和平，又率先提出了四不主义。不做督军，不住租界，不结交外国人，不举外债。1920年，张敬尧在湖南刮地皮，刮得地深三尺。而皖系成立“安福会”，垄断了几乎所有内阁实缺，政府肥差。吴发起了狠，不听老段调令，直接带兵撤出湖南，一直走到了洛阳。吴孤身前往保定，和曹锟密商大计。
曹锟没有主见，招集各处直系将领，合兵一处，讨伐皖系。这是对中央政府的一次考验，当时的徐世昌想去调停，但此人并不把他放在眼里。曹、段拂袖而去。
按理说，皖系久居中央，控制中枢时日久了。吴佩孚只不过湖南回来一个小阀，兵械倦怠，那是不能和安福会比了。可实际，皖系却吃了一个大亏。当时的皖系主力，全部由徐树铮带领，在外蒙平息了叛乱。听说湖南兵变，急急忙忙地赶回来。千里奔波，再加上段祺瑞心存骄傲，顿时吃了大亏。
第一次直皖战争，只打了四天。吴佩孚出尽了风头。又是埋伏，又是齐射，又是飞射，又是烧粮。徐树铮大败，皖系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直皖战争，意义十分重大。吴佩孚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小官，自此踏入了上洛之路。
吴佩孚七月入驻洛阳后占了湖北，而且一口气打下了湘北重镇岳阳。四川方面，川军一直攻破宜昌。吴不及休整，亲自带兵直赴战场。但懋辛、蓝文蔚听着就怕了。打了几仗，丢了就跑。于是吴佩孚完全控制三峡。鄂王一战，吴佩孚定下了武力统一天下的雄心。
他在第二次直奉大战中失败以后，在情况十分危急时，有人劝他躲进外国租界地暂避一时，或者是取得洋人支持出国，以求东山再起。但吴佩孚都坚决拒绝了。在他忍辱负重逃到四川奉节白帝城以后，日本人又派特使找到他，答应给他财力和武力的大力支持，帮助他报仇雪耻，恢复霸业。但是，吴佩孚却不为所动，他对日本人的回答是：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用不着外人插手。
当时共产党重要人物董必武的一番评价，足以代表共产党人对吴佩孚的基本看法。董必武说：“吴佩孚虽然也是个军阀，但他有两点却和其他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关、岳，他失败时不出洋，不居租界……；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他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军队，他没有私人积蓄，也没有田产，有清廉名。”
血洒执政府
民国史上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战事和惨案。
而北洋时期中的惨案最为人们所熟知，并且经常提到的就是三？一八惨案。鲁迅《纪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对当时死难青年的沉痛哀悼与对凶残当局的强烈抨击。针对政府欲掩盖事情真相的流言，鲁迅一针见血的指出：墨写的谎说，决掩盖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在文章的末尾则干脆署上“三月十八日，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写”。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并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下令严惩凶手。之后，为表示对这场杀戮的忏悔，他宣布终身食素，此后不吃荤腥，至死不改。
三？一八惨案究竟是谁下令开的枪，虽大多指认是段祺瑞，但没有实证，还有其他说法，按傅斯年的说法是鹿钟麟，有人指出是总理贾德耀，还有人说是当场指挥官传令失误。
不管怎么样，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典守者难辞其咎。始作俑者自然是段祺瑞。
虽然段祺瑞在长跪不起，严惩凶手，但是，舆论并没有因为他们这些做法而对他们稍有宽恕。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纪念刘和珍君》在内的七篇檄文。著名报刊《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地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导惨案真相。此时中国知识界和媒体异口同声的要“唤醒各党各派，一致起而讨贼”。
在惨案发生之前，段祺瑞在国民心目中印象颇佳，以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名闻于世。更有逼迫清帝退位、反对袁世凯称帝、反对张勋复辟的“三造共和”之功。
惨案发生之时，是段政府处于“非常时期”。段政府既有内忧——颁布法令、人事任免均受到奉、冯两派的掣肘的内忧，又有外患——大沽口炮击事件。按逻辑分析，段祺瑞确实没有没有心力杀害和平情愿的学生，但是惨案已然发生，段必须承担一切后果。何况，在此之前杀害革命元勋张振武，废除《临时约法》等作为，根本是不把法制、共和、民主放在眼里。虽有“三造共和”之功，却无共和之意，究其根源，无非以共和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而已。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在昆明见到对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傅斯年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1926年3月3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涕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于一个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了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最低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311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1个月，1926年4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执政府的国务院总理辞职。而国民党北伐之所以迅速成功，除了军事上获得苏联的大量支持之外，国民党相对于军阀政权在政治道义的优势，也是其取胜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
鲁迅先生又以极大的悲愤写下了《纪念刘和珍君》、《可惨与可笑》等文章，称颂中国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临难竟能如此从容”、“在弹雨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称刘和珍等烈士是“敢于直面惨澹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猛士，是“为中国而死的中国青年”。
第四章 虎东北：老子英雄儿好汉
北洋时期的政治舞台上，最后出场的风云人物就是张作霖。一个出身于草莽的民间枭雄，一个有别于其他军阀的多彩元帅。张作霖身材短小，目炯炯有光，精悍之色见于眉宇。虽出身武莽，恂雅如一儒生。遇事剖决如流，机警过人，及其怒也，须发毕张，辟易千人。故人畏其威而怀其惠。文化水平不高的他，有智慧，有计谋，凭借着老百姓的口碑和自己鲜明的个性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从一个辽西的穷乡僻壤走出来的没有任何背景的孩子，落草绿林成为一方马贼的首领，后主动接受招安成为大清王朝的巡防营管带，再摇身变为中华民国奉天督军，越折腾越大，越走越顺，直至入主中南海成为安国军政府大元帅。凭借这些，张作霖在民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一个绝无仅有的风云人物。
“湖子”督军
甲午战后的辽西，是典型的“三不管”地区。散兵成群，难民遍野。官府无能，土匪横行，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里，苦不堪言。在这样动荡的岁月里，锻炼了张作霖过人的胆识和意志，还有宁死不屈的性格和嫉恶如仇的品质。
而张作霖青少年时代的履历与他同时代的军阀们在读私塾或读武备学堂的那些人的经历相比最为艰辛，他在东北的黑土地上尝遍了生活的艰辛。十几岁的时候，父亲被仇家打死，家被洪水冲毁，母亲不得不带着四个孩子改嫁。他虽聪颖却因家贫只读了几个月私塾便不得不辍学，后跟继父学相马、医马、骟马并因之结识了各路“胡子”，也就是土匪。
他为人好赌，一次赌博，被人合伙算计，输得精光。他看出被诈，就一刀剜下了自己腿肚子上的一片肉，掷在赌桌上：“来！都来，我坐庄，就赌这块肉！”旧时赌场的规则是庄家赌什么，众人就要陪着赌什么——张作霖赌了身上的一块肉，若赢了，输家也必须奉上自身的一块肉！众赌徒连忙向张作霖认错赔不是，并把诈来的钱悉数退还。敢作敢当，甚至敢玩命，这就是张作霖的性格。
婚后入住岳父家的张作霖因常替各路过往的土匪医马，而变得性情极为刚烈，惹得那些乡绅不满，有几个乡绅向县衙诬告张作霖“私通匪党”，张作霖因此蒙冤入狱，在狱里经受了一番磨难。后来县衙查无实据，关了张作霖一段时间后，将他释放了。出狱后的张作霖一时无路可走，一气之下，干脆就破罐子破摔，投奔了一路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