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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报佳人舞几回。”
公众舆论尽管如此，但张学良对日立场十分坚决，不容置疑。事变前夕，张在接获紧急情报后即据以致电蒋介石，并慨然请缨：为国为家，愿意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而蒋介石这时训诫张学良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还发出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而在事变前的一周，蒋介石再次密电重申不抵抗的政策。这些“内幕”公众舆论自然不会知晓，致使张学良一直背负着不抵抗的罪名。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有这样一段：“政府现在即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当时就有一副对联讽刺说：“主权零趸，坚持不抵抗主义；良心批发，发扬大无畏精神。”横批为：“中正不正”。事后日本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五十多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五十多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於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也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在临近中秋9月18日夜晚，东北三千里江山被鲜血肆意染红，大部国土相继沦陷敌手。白山、黑水成为东北人民的梦魇。不战而退，实在令国人为之痛愤。半个世纪过去了，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而这些话里也许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吧！
1933年3月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们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只好离去，交出军权，借名到海外考察，实则带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是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难道抗日有罪
1936年12月张学良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被蒋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还打算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蒋介石还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对蒋不满。张学良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蒋介石，并囚禁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蒋介石迫不得已同意。
在释放蒋介石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乘飞机离开西安。结果刚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张学良被扣之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制止了军队里的骚动。张学良与周恩来都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以前曾听说过的名字”。在延安事先曾进行过商谈的张学良与周恩来基本达成一致抗战的认识。张学良说，“尽管我们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他曾评价周恩来“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刻”，“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到很清”。张学良实现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直接会谈。张学良领着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并列席了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
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钟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遭到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的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刀下留人
郭松龄在奉军将领中，是别具特色的一个人。他受过北京陆军大学的系统教育，曾加入同盟会，在广州和天津两次谒见过孙中山，深受其革命思想的影响。韩淑秀毕业于奉天女子师范学堂，任附小教员，学生时代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她的家就是活动的一个据点。辛亥革命爆发后，奉天的有识之士纷纷起来响应武昌起义，郭松龄就是组织者之一。他们两人在韩淑秀的家里相识，韩淑秀非常佩服郭松龄的为人和才干。郭松龄在白色恐怖中被捕，当局贴出布告判处郭死刑，韩淑秀四处进行营救活动。1912年12月25日，正当郭松龄等被带到大西门外荒草地杀人场行刑时，韩淑秀拿着一份当日的《盛京日报》，高呼着：“刀下留人！”十万火急地闯进法场。原来这份报纸上刚登出“清帝退位诏书”，韩淑秀在千钧一发之际，以政局骤变的快讯，挽救了郭松龄等的生命。两人在生与死之中建立了感情，结为恩爱夫妻。
郭松龄在奉天讲武堂任教官期间，刚好张学良在这里学习，他亲身感受着郭教官远离声色，自持清廉，治军严谨，对部下赏罚分明的一身正气。张学良对他湛深的学养和高洁脱俗的人品极为钦佩。郭松龄虽比张学良年长19岁，两人却成了莫逆之交。经张学良不断向父亲推荐，加上两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屡立战功，郭已成为奉军中的重要将领，掌握奉军的精锐师旅。
血溅老虎厅
杨常事件中的杨宇霆、常荫槐本来是张作霖的得力干将，但在张作霖死后，居功自傲，处处与少帅张学良作对。张学良对于杨、常的专横虽也如梗在喉，但他念及杨、常的才干和他们追随大帅的功绩，总是心存余虑，委决不下。
张学良继承父业后，杨宇霆视张为后辈，凡事都是自作主张，甚至张提不同意见，也不予理睬。有时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也给予张以难甚。张学良暗下决心，一定要寻找机会除掉这个飞扬跋扈的人，“杀一儆百”以起到树立权威、稳定政局之目的。
面对咄咄逼人的杨宇霆与常荫槐，张学良感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认为若不除掉这二人，东北集团内部的派系矛盾就难以解决。于是张学良借要吃晚饭为由对杨、常说，吃饭后再议。他利用杨、常回家吃饭的时间，召集警务处长高纪毅作了周密布署，待杨、常晚上再来议事时，当即将二人处死于老虎厅内。张学良处决杨、常不仅使他的权力集中了，而且给其他怀有异志的东北军将领敲了警钟，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东北易帜后，日本人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仍然企图瓦解东北政权，并认为在东北没有再比杨宇霆更合适的人选了，而要让杨上台，又非打倒张学良不可，所以，那一阵子日本人和杨宇霆的接触也更加频繁了。
说来也是杨、常利令智昏，弄巧成拙，“东北五路”这个日本人的政治讹诈早已使张学良怒不可遏了，他们偏偏在这时又节外生枝，提出一个涉及外交和东北政局稳定的新问题，张学良当即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大事应该慎重考虑，不能草率从事，此事必须从长计议。
杨、常若稍有自知之明，应该就此止步了。可是他们竟坚持己见，继续纠缠，掏出事先就已写好的便条，硬要张学良当场拍板，即行签字。
张学良被逼无奈，心中冒火，几次想拒绝，可又觉得多有不便，毕竟杨宇霆、常荫槐人本为东北军元老，在张作霖时期曾受重用。
据说张学良当时用抛银元来占卜是否除去杨常两人，连抛两次都是肯定的，袁大头朝下，张学良很纳闷，一气之下第三次把银元仍得很远，被张夫人余凤至捡到，一看还是没有头像。认定杨常两人非除不可，于是告诉张学良第三次也是肯定的，从而坚定了张学良的决心。现在老虎厅的张桌子上陈列的就是当时那枚银元。
杨常被杀后，少帅做到了“立威”，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再也没有人认为少帅是扶不起的阿斗了，但是对于杨常事件是对是错很多人还各有各的看法。
一代传奇，赵四小姐
赵一荻，人称赵四小姐。很多女人都会爱上风流倜傥的少帅，但能没名没份地陪伴一个失意的男人度过数十年寂寞生涯的，只有赵四小姐。关于这对“牢狱鸳鸯”相濡以沫的爱情，不管何时娓娓道来，都带着一种世纪沧桑风云变幻的感慨。
赵四在《新生命》一文中写道“为什么才肯舍己？只有为了爱，才肯舍己。世人为了爱自己的国家和为他们所爱的人，才肯舍去他们的性命。”还有张学良用他那浓重的东北口音讲过的“这是我的姑娘”，而这句“这是我的姑娘”至今令无数人动容不已。
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初识在天津，当时北洋政府中有些达官贵人，因在北京生活受到拘束，便常溜到天津在交际场中品酒赏花，高歌酣舞。张学良在天津有私邸，颇为精美。他有时路过天津也小作逗留。好奇的赵四小姐，到那里看热闹，经人介绍，与张学良相识。两人一见钟情，坠入爱河。
后来，赵四小姐私奔，在赵家掀起了轩然大波。其父赵庆华登报声明，断绝父女关系，并从此不再做官。而张学良原配夫人于凤至担心赵四小姐的私奔有辱张家门庭，只给她秘书的地位，没有正式夫人的名义。
这些都丝毫没有动摇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意，赵四心甘情愿地以秘书身份陪伴着张学良。
而心胸大度、温柔贤慧的于凤至感念赵四小姐的一片真情，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