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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迅速膨胀。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迅速膨胀和垄断地位的加强。是依靠政治特权和经济掠夺来实现的。它掠夺的对象不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而且有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
四大家族中最富的就是孔家了，而实际说起来孔家却是参与政治最少的一个家族。陈氏兄弟长时间控制国民政府的情报机关和国民党的党产，因而势力强大。宋子文作为国民政府的主要外交家和列强周旋近二十年。
蒋家自然不必说了。而孔祥熙从政也不过是主要管理金融界，孔祥熙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中央银行总裁，当时南京政府每月赤字。当时财政部由宋子文负责，由于“九一八”和“长城会战”等原因，1933年前半年国库就有6000万元的新亏空。宋子文表示自己的才能不足以扭转这个局面，希望辞职。孔祥熙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胆和出色的手段，不但很快稳定了国家的金融秩序，还把财政收入转为盈余。可以说，孔祥熙担任中国金融界的主要掌舵者的期间正是中国经济几十年来最为困难的二个时间。同时和列强关于历史外债问题达成了共识，最重要的是建立了法币体系——这也是保证八年抗战胜利极为重要的一个决策，影响深远。
西安事变戏中戏：救蒋、灭蒋与逼蒋
“西安事变”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引起的错综复杂关系的演变，各种政治力量、各种人物的较量——有的人获得了胜利，有的人遭到了失败，有的人成为英雄，有的人成为小丑，他们之间进行的只是良心和欲望的角逐。
“九一八”事变以后，受到影响最大的人是张学良，一纸《塘沽协定》使张学良的军队失去了自己的地盘。张学良周游欧洲回国后就被蒋任命为西北剿匪副司令，东北军被迁移至西北，执行剿灭红军的任务。张学良在失去自己的地盘后，不再采取过去的对日妥协政策，转而成为坚决的抗日者。他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满，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围剿共产党，提出联共一致抗日遭到拒绝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凭借武力扣留了蒋介石，试图以“兵谏”的方式来逼蒋改变政策联共抗日。
当时的国内人士虽然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政策不满，但也并不认同张学良武力逼迫国家元首的作法。各路军阀和实权者纷纷表示支持蒋介石，社会舆论也大部分替蒋介石说话。南京政府更是采取了坚决不让步的政策，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也开始督促张无条件释放蒋介石，这使张学良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蒋介石开始不接受抗日的建议，后来在周恩来的说服下，才勉强口头答应：“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向努力”，但狡猾的蒋介石没有签署任何文书。
蒋介石返回南京，象凯旋的英雄一样受到政府官员、各路军阀以及市民们的盛大欢迎。之后，蒋介石称自己要对“西安事变”负责，因而递出了辞呈，但被中央政府挽留。而在南京的军事法庭则以反乱罪的名义对张学良判刑十年，但随后蒋介石提出对张学良进行特赦处理，此后张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也在失去领导人后发生了内讧，被中央军队改编接收。
1936年10月“西安事变”之前。日本侵略军驻华北部队倾巢出动，进行以北平为进攻目标的军事演习。国人再次呼吁：“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南京国民党总统府的官员，正在为庆祝蒋介石的50大寿忙碌着。他们要动员全国人民捐款献飞机，美其名曰：“祝寿抗日”。
然而，蒋介石最关心的并不是抗日，而是如何消灭中共及其红军。“攘外必先安内”，是他不容动摇的既定方针。
张学良多次恳请蒋介石正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人心所向。然而，已经下定决心实施镇压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去，反而斥责张学良的立场。张学良甚至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遭到蒋的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张、杨的请求，进而调集嫡系部队进驻陕甘，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否则就将张、杨部队调离拆散。甚至当西安民众得知蒋在西安时向蒋游行请愿要求实施抗战时，蒋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杨对蒋错误政策的不满。张、杨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了蒋介石，并囚禁了随蒋同行的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
“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如何处理事变的问题上，南京政府当局出现了强硬军事解决与和平谈判解决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
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过程一无所知，事变完全是张杨的单独行动。事变的发生给中共中央引起了强烈震动。中共中央对事变发生后国际国内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研究，出于团结抗战民族救亡的大计，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主张用一切方式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西安事变”同样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密切的关注，大家强烈希望和平解决，不希望在日本侵略的紧要关头自相残杀、自毁长城，因此形成了强大的和平解决的舆论压力。
事变发生后，张、杨二人立即邀请中共派出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参加了谈判。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２月２４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终于表示同意谈判条件，“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才得以稳定了局势。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由内战转向准备抗战的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南京政府当局终于逐步转变了长期以来在“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下对日妥协、退让的懦弱行为，开始准备抗战。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出于民族大义支持蒋介石国民党一致抗战，毅然决定与国民党进行第二次合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至上的伟大胸怀。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中国得以集中精力准备全面抗战。
张学良与蒋介石两人中的一个必须承担不抵抗的罪名。蒋介石说：“现在的局势就象一条在惊涛骇浪中上下颠波的小船，我们两人中只有一个能乘它渡过河去。如果两人都想过河，那么，要么是我们俩都沉下去，要么是其中一个人跳下去。”问题是：“你跳还是我跳？”。张学良说：“我跳下去！”
蒋介石的前面总是困难重重，虽然他已经确立了全国军事领袖的地位，但他的那些占据各省的对手们却始终没有放弃有朝一日取而代之的企图，而蒋介石在抗击日本侵略上明显的勉强和拖拉，则正是这些对手可以大加利用、以图东山再起的理由。
蒋夫人更加反对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张。很明显，现在有可能达成一个和平的解决办法了。
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很了解少帅，他飞往西安为蒋夫人的到来做一些安排。这个安排是很明智的。委员长夫人长得漂亮，很有魅力，既老练圆滑，又有外交手腕。她这时的角色是调解人，很出色。在她本人的叙述中，对少帅的描述是“很疲倦，忧心忡忡，甚至有些惭愧”，杨虎城则“明显的很紧张”。她友好地会见两个人，好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
１９３６年圣诞节，蒋介石和他的夫人飞往洛阳，然后飞向南京，带着一种牺牲精神，少帅一路相伴，作为他们人身安全的保证。张学良本人也确实没料到要受监禁，他把他自愿护送蒋介石到南京当作是对委员长继续效忠的表示。
至于杨虎城，他也被关押起来，有意报复的蒋介石乘１９４９年共产党行将占领重庆之际杀害了他。现在有一种普遍的说法：扣押蒋介石是杨虎城的主意，他劝说张学良袖手旁观。在西安事变中负责的决不止一方。蒋介石可能会理直气壮地声明——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他从未正式接受扣押者交给他的八项要求。当然，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在任何文件上签字。但是，种种迹象表明，他至少默默地接受了上述要求的大部分内容。他停止了其“镇压”或“消灭”共产党的计划，不再称之为“共匪”。在西安事变这台令人惊奇的各种力量的三角戏中，只有少帅和他的迫随者失去了一切。
溽暑匡庐盛会开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和汪精卫等正在庐山邀请政府要员和社会名流召开国事座谈会。卢沟桥事变发生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的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