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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则武昌城内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之为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请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而后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之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个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
发过布告，一些隐匿逃散的军官纷纷出来，表示愿意归附军政府，此后各省云集响应，特别是一些清朝大吏和清军高级将领也都附和革命，看来黎元洪做的这个“榜样”倒有一些效果。
两面讨好
这里也要说说黎元洪的另一面，虽然黎元洪被寻获时，人正躲在床底下发抖，一副不济事的样子，但革命党人没有经验也不懂军事，只知道名义上也要一个“领导”，因此最后大家公推黎元洪为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汉阳失守后，黄兴为任务失败而痛不欲生，黎元洪马上派人劝慰，并让黄兴迅速撤回武昌，逃离危险。一些革命党人对黄兴表示不满，强烈要求追究黄兴责任，这种怨愤的“民声”让黎元洪知道之后，黎元洪劝解说：“这件事，要责备，首先要责备我，因为是我任命黄先生为总司令的。但是大家应该知道，黄兴这两个字对革命来说，具有不可估量的力量和号召力。如果现在我们因为汉阳失守而对黄先生作出不理智的行为，那么革命党内部团结的力量就有了分化，使独立各省灰心，敌人得知，就会气焰嚣张，这不是长了他人志气，灭了自己威风？”在黎元洪的安排下，黄兴顺利地离开武昌回到了上海。
13日晚，黎元洪主持了革命党人的军事会议，发表了任职后的首次演说：
“今日革命军起义，是推翻清朝、恢复汉土、废除专制、建立共和的开始。承党人及军、学界多数同志推戴兄弟为都督，我无德无学，何能担此大任。但众意难辞，自应受命。我等身为军人，从此须抱破釜沉舟的精神，扫除一切顾虑，坚决去干。……我鄂军出差驻防各部队，闻义帜飘扬江汉，必立时响应，前来归附……长江下游及云贵等省军队中之军官，多为鄂军出身，北洋军中，由吴禄贞统领带去的军官不在少数。东三省的上中级军官由湖北军界调升去的亦有五十余人，下级军官自不待言。这些人平素即有革命志向，也一定能响应革命。因此，革命事业成功，绝无疑问。……”
湖北三杰
黎元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从一个镇压革命党人的清朝官吏，一变而为民国政府的首位都督，日后还因此莫名其妙地当了副总统，乃至于大总统。民国时期的北京还有“湖北三杰”的说法。其一就是黎元洪，做了总统又做副总统，人称官界中第一人；其二为谭鑫培，老生，人称伶界中第一人；其三为小阿凤，人称花界中第一人。
出任军政府都督，但他很快顺应了历史潮流，为武昌起义的胜利发展起到了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他后来在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中拒受王封、消极抵制；在两任大总统时能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等军阀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斗争，也具有维护共和、反对封建独裁的动机和目的。封建军官出身的黎元洪在辛亥革命后也做过一些错事和坏事，但我们不能把他等同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那样的封建军阀，还是应该肯定他曾经起到过的历史作用，做出过的历史功绩。
挑瓦革命
武昌起义的炮火打响，革命形势迅速向全国蔓延，清王朝大势已去。此时有一个江苏巡抚叫程德全的，居然爬上巡抚衙门的房顶，用竹竿挑下几片瓦，然后跑到房间赶快脱掉清朝的官服，再把巡抚衙门换上军政府的招牌，宣布自己也“革命”了，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党！很多大官僚、大地主眼看清朝封建统治的大厦要土崩瓦解，纷纷随风转舵，附和革命。
革命一起，满清的遗老遗少们纷纷逃亡，租界附近的房价也因此骤升不落。有好事者书一联曰：“君在，臣何敢死？寇至，我则先逃。”
头发也大有文章
说起头发，《韩非子》中说：“古者披发文身。”后来满洲入主中原的时候，辫子成了是否效忠大清皇帝的象征，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严厉威胁下，人们莫敢不从，这就留下了蓄辫的习俗。1645年，顺治皇帝发令“自今布告以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官员不得递奏论剃发之事，否则“杀无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剃发令”。文人墨客也以此为吟咏的对象，在当时广为流传着一副描写剃发蓄辫的对联：
暮暮朝朝，洗洗刷刷剃剃。
停停歇歇，光光挖挖敲敲。
剃了发，只留头顶的一撮，然后蓄辫子，而这条长长的辫子在不知不觉间已经梳了三百多年。在当时很多外国人的眼里，民国的中国人是很奇特的，男人脑后拖着一根油腻腻的长长的发辫。男人的发辫和女人被裹得畸形的脚，成为当时最令人费解的标志。
随着大清王朝的灭亡，辫子这种陋习也被终结。武昌起义之后，剪辫子被看成是一些革命者与清王朝决裂的第一步。孙中山在1895年开始投身共和革命的时候就剪掉发辫并且改变服饰。1903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也剪掉了长长的辫子，还照相留念，并题了一首忧国忧民的诗。黎元洪剪辫子的事情早已被传为笑谈。康有为是第一个正式向皇帝奏请断发剪辫的人。1898年夏，主张维新的康有为就大胆地向光绪皇帝提出断发易服主张。康有为极力主张剪辫，并且把剪辫提到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和变法维新强国的高度，还举出了俄国彼得一世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皆先行断发易服”的例子。他请求光绪皇帝在变法之前断发易服以“振国民之精神”，然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全面实施变革。
溥仪听庄士敦说辫子没有好处，于是就想把辫子剪掉，旁人一听皇帝要剪辫子，都吓得不敢出声，妃子和宫里的师傅们苦苦相劝，但是溥仪还是亲自动手把辫子剪掉了，后来还请了理发师给自己理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学生头”。
应该说最为轰轰烈烈的剪辫子运动，是在1912年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专门发出二十九号公告，号令民众一律剪辫之后开始的。那时候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自起义始，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的告示。
一些有识之士早已剪去发辫，并且劝告和动员他人剪辫。也有一部分墨守成规迂腐不堪的遗老遗少视发辫为性命，唯恐剪去了会身遭不测。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一些人主动去剪辫子，一些人被迫被剪辫子，一些人躲藏起来，这场剪辫子运动在当时闹得轰轰烈烈。
当时有一个叫樊樊山的名士，辛亥革命之后的年轻人总是喜欢穿洋装，而樊樊山依然穿着大长袍子，就有人问他现在怎么还穿着满洲服呢，樊樊山反问道：“那你穿的是哪里的服饰呢？”对方回答道：“我穿的是外国服啊。”樊樊山说：“我这也是外国服啊。”
那时候很多人在大街上游行，游行队里的人都扛着扫帚和扫把。这个意思就是扫除遗风旧习，而这个旧习就是女孩子从小缠足，直到双足畸形，男孩子留辫子。游行的人边走边喊，说以后不给女孩子缠足了，男人也不要在蓄辫子了，因为辫子毫无用处。
一时间，失去辫子的中国人还有点难以适应这种变化，于是帽子开始时兴起来了。久负盛名的盛锡福帽店就创建于1912年。当时盛锡福不分昼夜地大量赶制帽子却仍然供不应求，社会风俗的变化之快，革命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时局的剧烈动荡，使大街小巷还出现了不少新奇的“景致”。商家把挂在道路两旁的招牌布幌中的“满”字改成了“新”字，如“满汉全席”、“满汉茶食”改成了“新汉全席”、“新汉茶食”。
剪辫子大军的运动盛况空前，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滥竽充数，在街上看到一个拖着辫子的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哄而上。有的趁机敲诈勒索，有的浑水摸鱼。而在公共租界的茶馆店里，设了一个义务剪发会，还有富商自掏腰包，鼓励市民前来剪辫——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非但分文不收，还奉送大肉面一碗，这样来剪辫子的人摩肩接踵，整个茶馆门前熙熙攘攘。到此，这条辫子终于被剪掉了。
艰难的起步
在上海市郊一幢西式小楼的书房里，几个胸怀大志的年轻人相聚在一起，他们满腔热血，意气风发。尽管当时的中国还处于满清封建王朝的黑暗统治中，腐败的清廷政府，对内残暴镇压民众，对外丧权辱国。他们一致认为，要走出自己的救国道路，必须用武装起义，推翻满清政权。于是他们组织过几次大规模的起义，失败过，牺牲过，甚至被人讥讽唾弃过，但是一直保留在他们心中的就是那种勇往直前的革命热情和革命积极性。后来他们的名字被记载在中国近代史上，熠熠生辉，流芳百世，他们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文、陆皓东、王韬、宋耀如等等。
由于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相继失败，孙文被迫流亡海外，矢志不移的他继续组建革命政党，徐图再举。他四处奔波筹款。先到纽约、旧金山，后到了加拿大，筹措革命的活动经费。他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事迹广传海外。当时还在美国读书的宋庆龄，四处搜集报道孙文的报道，对孙文满心敬佩。
当国内轰轰烈烈的武昌起义首义告捷的时候，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领袖的孙中山当时还远在美洲，没有亲自领导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
武昌起义前，孙文曾收到黄兴从香港发来的密电，但是当时密电被搁置在行李中，没有及时阅读。几天之后孙文到了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这是才检出密电的密码，译出黄兴电文：“新军有动，请急汇款应急。”孙文本因筹款不够，而回复电文“勿动”，但是当时天色已晚，电文没有发出去。第二天中午的时候，他正在吃饭，不经意间看到一份报纸，上面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般震撼，他自己马上购买了一份报纸，看到武昌已经被革命党占领，欣喜若狂。他立刻奔走美、英、法各国，开展活动，希望等到列强的支援。在国内再三致电催促下，他从法国乘船回国。抵达上海后，于1912年1月1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京临时政府算是一个廉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