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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打工仔都坚信不疑，另一种说法是：早在清朝年间，当时的政府就在附近的渡口那里开采过金矿，而且已经知道此地也有金矿。但是后来发现，渡口那里的矿石含金量太低，当时的技术条件无法提炼，所以就放弃了。当时以为，此地的矿石肯定也是含金量极低的，所以根本就没有来开采。但是当地的老百姓却记住了这件事，而且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一直到前两年，农民们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就开始试着“打金子”。谁知道风声走漏，引来了山外的人。当地农民和小贩一般都相信这个故事，第三种说法是：国家其实早就勘测过这里的金矿，但是由于储藏量小、含金量低，不值得进行正规工业化开采，也就一直没有动它。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带的山区，经济发展一直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该县领导就反复向上级要政策，终于获准自行开采这个小金矿。县里又缺乏资金，于是就鼓励私人投资开采。也就是说，这个金矿是各级政府向民间让利放权的产物。金矿指挥部（县政府的派驻机构）的人，一般都坚持这个说法，而且对打金子的人们的不领情很光火。
笔者所要考察的，并不是此地的经济发展，因此并没有去刻意地溯源。但是金矿的发展史对笔者的研究目标却很重要，因此调查了解如下。
三、金矿区的发展简史金矿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这里的第一个“洞子”，开掘于1995年到1996年的那个冬天。真正打出金子，则是在1996年的春天，有人说是3月，有人说是4月。
金子对人类的吸引力和号召力，那是没的说；对贫穷山区人民的诱惑力，更是不用说。于是在后来的短短3个月里，开打的洞子就增加到30多个。
这就是金矿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那时候，鱼龙混杂，人人疯狂，毫无秩序可言。大多数携款人不敢上山，更不敢在山上过夜。各洞的洞主、工头和民工之间经常发生纠纷，曾经出现过一些斗殴和半偷半抢的案件。最大的一桩刑事案件是：有人来抢劫某个洞主，用炸药一下子炸翻了洞外的8个人； 有没死的，还要上去乱刀剁死。同时炸塌了洞口，把12个人活埋在里面（事后救出）。洞主血肉横飞，数十万现金不翼而飞。
这个故事在当地尽人皆知，讲起来栩栩如生。但是指挥部的干部却予以否认，说这其实是发生在数百里以外湖南雪峰山的另一个私人乱来乱掘的金矿里的事情。
不过干部们也承认，外地的这个案件的发生时间，确实与本金矿的初创时期相吻合，确实很符合本金矿当时的疯狂心态与混乱状况。而且，恰恰是在这个惨案的刺激与推动之下，县政府才十万火急地组成指挥部，提前一个月上山执法。因此，干部们现在也并不去辟谣，反而经常“以案讲法”，故意含糊掉案件发生的真正地点。＇4＇
但是，此地的最初的经济秩序却是打金子的人自发创立的。
据3位洞主或者工头、 2位服务业老板和1位民工说，大约是在1996年的春节前后，最早来打金子的洞主（老板）里边，有两个人的洞子打着打着打到一起去了。
双方各不相让，争执得很凶，因为双方都认为自己已经抓住了矿脉，舍不得放弃。
后来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洞主出面协调，还召集了大多数洞主一起商议。尤其是其中有人指出，那两个打到一起的洞子，其实并没有打到主矿脉。这样，十几天以后双方才得以和解，而且从此立下一个规矩：如果两个洞子互相打通，那么后来打到的那个洞子， 必须后退3米，重新向别的方向打，而且必须负责把人家原来的洞子修补好。
据说，这个规矩的建立，主要是由于出面的那个洞主（据说姓覃），在当地属于德高望重之辈，而且他很善于交际，大讲江湖义气的无比重要，才得以成功。但是他本人后来不久就下山干别的去了。否则，他会不会成为“盟主”，会不会建立起一个“准政府”呢？要知道，那时离政府干部上山，还有大约4个月。想干的话，大概连一支军队都来得及建立。据此推测，干部提前上山，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治安混乱，而是因为已经有别人可能来管理治安了。＇5＇
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1996年6月2日，直属县政府的×子坪金矿指挥部正式成立。一开始的时候，最紧迫的任务是要维持治安， 因此调集了15名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其中有6人是县里的刑侦人员。他们上山以后，以空前严厉的手段弹压了各种明显的刑事案件或者其苗头，建立起初步的治安秩序。
据指挥部最老的工作者之一张××回忆， 当时他曾经连续8天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整天在山上跑来跑去，还要下山去30里外的渡口调查情况，最多的一天上山下山4次。结果，十几天就穿坏了一双解放鞋。
据张××个人的说法，当时的主要办法是一铐二跪三打。张××解释说：农民只认这个。手铐就是法律。别看他闹得凶，一铐，他就老实了一半。你跟他讲法律，讲政策都没用。往矿渣上一跪，再挨点打，什么都招了。干部对他说：你这就叫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也说：对、对、对。
另据另一位老工作人员王××回忆，当时前来打金子的人主要是邻近地区的农民。他们既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又倚仗着自己人多势众，经常侵犯、损害甚至欺辱当地的农民。据说当地农民的鸡鸭曾经被全部偷光。当地农民甚至手持砍刀，轮流守夜。＇6＇
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时至1996年冬天，金矿的治安已经初步整顿好，尤其是许多洞子都开始出金子了，于是指挥部的工作重点显然开始向管理经济活动转移。这有三大表现。
第一个是：县政府抽调了公安系统以外的干部上山。指挥部的编制扩大到50人，由一位副县长挂帅坐镇，成为一个直属县政府的、在原有行政系列之外的、统管当地一切事务的权力机构。
第二个表现是：县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也纷纷派人上山执法。县里的几乎所有局委办都把手伸到这里来了。有的纳入指挥部编制，有的是单独行事，还有的则是不时上山，实行“打游击式的管理”（“平时不见面，收了费就走”）。
第三个表现是：原来当地的那9户农民，以及3条路的沿途农民，都以土地被占用为理由，从各个洞主那里抽取“干股”（无投资股份）。这时却被政府一律禁止了。各个洞主改为向指挥部和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缴纳一切费用。
政府既然都转向经济了，老百姓当然更加有恃无恐。于是金矿爆炸式地发展了。
这个阶段中，金矿投资者的队伍飞速扩大，成分也日益复杂。各色人等纷纷以私人集资的形式直接参与金矿生产（当地叫做“打股”）。
在前两个发展阶段里，附近几个县的农民一直是投资的主力。他们卖牛押田抵押房子，凑钱前来打股。此时，不仅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的人千里迢迢前来打股或者独立门户，而且附近几个县的各级干部、工人也纷纷加入打股的行列。尤其是，许多国有单位也来打金子，甚至附近的驻军也来了，而且一下子就开了4个洞口。
更重要的是，在周围几个县之内，真正的拜金已经不仅仅是一种“主义”，而是群众性的盲动。一时之下，就连远在70多公里以外的铁路车站，只要你一说想去这个县，马上就会有人来跟你谈合伙打金子的事情，或者请你来打股。
还有一个产物——腐败。不过这是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
就是在这个阶段中，山上的人口剧增，几乎清一色是男人。
上述因素共同作用，就催生了另一种“淘金”——“性产业”。
金矿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1997年春节后，指挥部再一次扩大到80人。其中大多数是管理经济活动的干部；负责治安的，基本上仍然是原来的那15个公安出身的干部。尤其是，指挥部实行了分片负责制，就是一个干部负责管理几个洞子的所有事务，别人不得插手。
可是治安管理却仍然是全面的、不分片的，仍然由那些公安出身的干部来管。
用原公安干部张××的话来说，这种分片负责制，其实就是“他们分粥，我们放哨”。
这极大地影响了治安人员的积极性，对当地“性产业”的发展，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
四、金矿区的现状到笔者上山的1997年5月，这个金矿区已经发展为如下规模。
矿区总占地大约1000亩，已经打开312个洞口，分布在5面山坡上和两个山沟里。
据当地的民间说法， 其中已经有100个左右洞子出了金子。其中最大的一位洞主拥有6个洞子，每个都出了金，最多时每个洞子每天可以出6两到1斤金子。人们传说，这里一共已经出了两吨金子，还有6吨的蕴藏量。
指挥部以保密为由， 拒绝向笔者提供任何官方统计资料，但是指挥部的3个干部私下都说，真正的原因是：由于洞子都是私人投资开采，私人自行出售金子，而且缴纳的各种费用又一律是以洞子的个数来计算；所以有多少洞子出了金，出了多少金子， 指挥部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掌握。同时这3位干部也都认为，民间的传说过于夸大了。如果把这些情况都减去1／3，跟真实情况就八九不离十了。
金矿区的山脚有两条小溪。各洞子打出来的含金矿石，直接卖给淘金的人。后者在山脚下粉碎矿石，用水淘洗，筛出粗金，然后就地直接出售。这里的粗金，成色一般只有90％左右，每克的售价在80元左右浮动。买金子的以东南沿海地区的人为主，大都是携金远走高飞，据说是走私出境了。
打洞子的人、淘金的人和买金子的人都是各自独立，各行其事。打洞子的人赌的是能不能打到矿脉。淘金的人赌的是买来的矿石里究竟含金量有多高。买金子的人则赌的是以后的安全和利润。三者之间全部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赊不贷。整个金矿区里的一切经济活动也全部是现金交易，所以当地人戏称：上山的人，个个都拿着个破烂尼龙编织袋，可是里边有许多装着几十万钞票。这就叫做人不可貌相。
除了原有的9户农民以外， 金矿区里的所有人都住在棚子里。这些棚子一般都是用毛竹支架起来，在外面蒙上尼龙编织布，就是那种红蓝白三种宽格相间的编织布，一般用来制造大型编织袋。这样，足以遮风挡雨。有些商店的棚子，在编织布外面再加盖一层竹席，为的是遮挡阳光。但是一些民工住的棚子，连编织布也买不起，就用各种废旧塑料布、化肥袋子等等作为顶棚和墙壁。金矿指挥部的棚子是公家盖的，当然是最好的，但是也只不过是支架得更多一些，包裹的更严实一些而已。
金矿区里有3000多个棚子， 层层叠叠、密密麻麻、铺天盖地般地挤在矿区的5坡2沟里。 在最高处，雄踞着指挥部的那一排分外整齐漂亮的棚子，似乎在俯瞰和监视着下面的芸芸众生。整个矿区远远望去，群峰怀抱着片片白棚，白棚的延伸中，又显露出点点青山，也是颇为壮观的景致。往好里形容，就像海涛奔腾席卷，已经快要冲上山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