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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更永无止境。很多西方的智者已经在反躬自问，难道人生的目的是在作物质的奴隶吗？如果不是，这种迹近疯狂的经济竞赛将伊于胡底？
问题在于人类是否具有足够的智能了解自己，如果没有，人类本身必将是愚昧的受害者，直到毁灭的末日，都不可能得知答案。否则，在关键性的时机，人类必然会得到一些启示，明智而慎重地选择未来的前途。
东方的文化是人类经验的长期记录，可惜的是如今西方物质文明兴盛了，东方瞠乎其后。就像一些没落的贵族后裔，当别人还在欣羡其家世的光辉时，这些子孙只顾贩卖家当，把过去累世聚积的资产以及文物精华视为敝履。不仅不知珍惜，将之发扬光大，尤其深恨自己投错娘胎，弃之唯恐不及。
最为今天的中国人骄傲的是所谓的五四运动，而五四的受益者正窃居国之庙堂。他们眼中只有德先生与赛先生，把孔夫子、孟夫子推到一年一秀的孔庙中。他们崇尚白话文，降低了人的思维品质；强迫实施义务教育，遑顾人性的特质。以致上材受到拖累，不能尽其全功；下材不适其教，一个个成为问题青年。
不仅如此，五四残余的文化学者口口声声发扬中华文化，但遍观一些“大师级”的钜作，除了用些西方哲学的分类观念，将中国思想削之缩之，硬套公式之外，我没有见到任何一本着作，任何一个人，真正说明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什么！
我认为所谓的中华文化精髓，指的是在五四运动以前，一些中国读书人的行为准则，以及在其遗留的著作中，字里行间所抱持的中心思想！
相信没有人反对，过去中国读书人的态度是安贫乐道、逆来顺受；抱持的立场，是无私无欲、清静无为；所追求的境界，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所读的书，是以《易经》为首的经典。
在这四类之中，我们总应该看得出中心何在了吧！有人会说是儒家，但是更明确的说是“黄老思想”。这且不去争议，因为老子的思想还没有到流行的时机。
只说儒家的《易经》，今日的学者又懂了多少？为什么胡适之、陈独秀等这些大思想家，对《易经》却说不出个所以然？是否不屑于学习呢？
有些不懂的人，偏又喜欢自命不凡：
“易经是迷信！”
是不是迷信先放在一边，就算中华文化是由迷信开始的，那么迷信也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呀！要不么，干脆一点，大义灭亲，不要再谈什么“发扬中华文化”！要不嘛，就先花点功夫，学通了《易经》，再来谈中华文化！
中国几千年来前人的宝贵经验，在今人心中早已难与西方抗衡。至此空有中华文化之名，却无中华文化之实，成了文化断层！
尽管我目前力有未逮，公司中仅有十多个人，我却决定让杨美芬专心学易，其它的事都不必管。我自己则直到十余年后，中文计算机的硬仗打完了，卸下责任，才转战文化。
在西方，学者咸认为信息时代将以文化冲突为主力，国内的学者居然还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在哪里？五四之余威也就可想而知了！
西方红楼一梦之余，开始反省，正要借镜过去的得失，以作为未来文化发展的参考。他们求助于东方，却发现面前只矗立着一片文化废墟，徒供凭吊惋惜。而在新兴的工业城镇中，无数西装革履的黄皮肤黑眼睛，还在红楼竞艳，津津乐道地膜拜着西方文明。
不论个人愿意与否，在环境的影响下，人的思想行为离不了其土根。现代的中国人尽管满心想摆脱历史的包袱，但意识型态却充满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对当前的西方功利主义欲迎又拒，在得失之间矛盾彷徨不已。
举个最明显的例子来说，人人都知道日本人最团结，美国人最好合作。为什么呢？日本是个岛国，地狭人多，除了团结奋斗之外，别无他途。美国人都是世界各地的移民，过去不堪回首，到了一个崭新的环境，机会唾手可拾，自然各人自求发展，重视自我享受，只顾赚钱、发财。同伙做生意，只要能赚钱，大家全力以赴，当然合作愉快。
中国人则不然，在过去阴影的笼罩下，穷得怕了。心羡西方物质文明，从政从商，发财是主要的目的。可是在传统社会压力下，又必须保护声名，才能在亲友、族人之前维持颜面。即使已经名利双收了，仍然意犹未尽，因自卑进而自傲，一定要掌握大权，封妻荫子，俨然一个小小王朝，以期光宗耀祖。
就算移居海外，人种肤色、思想习惯在在与欧美人士不同，难以摆脱。无根可植，无枝可栖，又不得不认同自己的血缘、文化。不幸的是国力薄弱、政体分裂，加以党派林立，各持己见。在意识型态的斗争中，民族观念早已荡然无存，虽然忠孝之心尚存，却也左右为难。
因此，现代的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是包袱太重，人各一心，互难苟同。处身异域偏又心怀故乡，以致首尾两端，与当地风俗文化格格不入。这正是一个时代的分水岭，如果我们真能体认到中国人就是中国人，大家相互容忍，把心理的包袱丢掉，且不论东方西方、中国外国，有好的就学习，有坏的便扬弃，那我们还会有明天。
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只能要求自己牺牲，如果连中文计算机都不能统一，还有什么文化和社会的大道理好谈？思而想之不如起而行之，于是我在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二时，在台视前的“名伦”西餐厅，邀请了电信局的陈德盛、资策会的杨键樵、宏碁的施振荣、神通的侯清雄、大同的林叶增、东元的颜世英、经纬的李音生、声宝的庄先生、王安的陈幸良和星茂的王久华，连我共是十一人，同商大计。
我首先表明，中文计算机属于全体中国人，应该采用最好的方法，我个人愿意拋砖引玉，把我的方法提供出来，由大家共同评鉴。任何一种理想的方法，必然是最经济、品质最高，人人能够接受的。各厂商若能统一采用，才能更上一层楼。至于硬件与应用软件则由各厂商自行设计，努力拓开市场，造福社会国家。
陈德盛及杨键樵二人全力支持，慷慨陈言。在场各人无不动容，都表示愿意合作，只是要详细研究，不能草率行事。杨键樵立刻在现场打了一通电话给信息策进会董事长李国鼎，李先生表示全力支持。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策划小组，公推大同公司的林叶增为筹备会主席，订下了第二次会议的时间。
杨键樵联络的结果也有了正面的响应，资策会委托工研院电子研究所所长杨丁元博士参加会议，并负责全面的评估。
第二次会议是十一月四日下午二时，人员略有变动，声宝来的是位陈经理，星茂是温国荣，王安是林荣生，经纬是位纪经理，神通则是朱厚天。
我先提出我的计划，我将中文字库、中文系统以及中文打字机等全部技术拿出来，希望有新台币二千万元的权利金。如果大家决议采用，由政府出资一半，各生产厂商出资一半。我则负责在半年之内，将各种大小密度的中文字形产生器发展出来，并制成集成电路。其余产品则可在一年之内完成，供应各厂商使用。
杨丁元已获政府方面的授权，立刻表示支持，拟先评估中文字形产生器的可行性，与会的厂商负责人也一致同意。于是我便交出全部的技术资料，由杨丁元领导的电子研究所先作技术评鉴，再决定下一个步骤。
过了一个星期，杨键樵找我去。他说根据杨丁元的评估，我的技术没有价值，他有把握在三个月内做出比我更为完善的中文字库来。
杨博士没有错，为中文奉献，人人有责，谁能做得更好，就应该由谁来做。所以当杨键樵向我一再表示歉意时，我则很诚恳地期望杨丁元博士能兑现他的诺言。只惜事到如今，物换星移，杨丁元博士的中文系统不知在哪里？
十二月九日，我接到电话通知，说李国鼎先生要在资策会顶楼接见我。我到时，他的秘书告诉我，会面只有十分钟的时间，要好好把握。
当时李国鼎是资策会的董事长，是国家科技政策的设计者，他既然找我，我猜一定是要表示支持中文计算机的计划。我诚惶诚恐，一见到他，就等着他的指示。他好整以暇地坐在沙发上，似乎也在等我开口。坐了一会，他说：
“朱先生，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没有找他呀！可能是有好心人希望我当面向李先生陈情，但事先没有准备，一时之间不知道从何说起。尤其是只有十分钟，深怕一句话错了，机会也就错过了。
“请李先生支持中文计算机的发展。”
“所有的专家学者都告诉我，计算机是高级的科技产品，不适合用中文。”
“计算机是高科技，可是用计算机的目的是处理文字及数据资料，中国人不可能人人都会英文，也不可能把文字都改成英文。”
“朱先生，老实说，我不懂计算机，所以我必须相信专家学者，据他们告诉我，只要懂一百多个英文单字，就可以使用计算机。我们在中学就把英文列为第一外国语，照理学会几百个英文单字，应该不成问题才是。”
“李先生，谁这样说，谁就是有意蒙骗您！”我说着说着就激动起来：“没有只懂一百多个英文单字就够了的事，任何一台计算机都有几百页厚的操作手册，不看懂能用吗？此外，计算机里面放不进中文资料，我们中国文字及文化，在未来会是什么下场？”
他想了一下，慨然说：
“朱先生，我见过的所有人中，只有你一个人有这种看法。我觉得你是对的，可是我今年七十岁了，还在为国家忙个不停。我不可能重新去学，也不可能反对一般学者专家的意见，我只能对你作精神上的支持，希望你能成功。”
李国鼎先生是台湾政府中唯一对科技有认识的领导人物，连他都受到那些眼光如豆、只顾抱着金饭碗的专家所影响，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不过这也是千古不变的定律，有心为国为民的领导者，若得不到有胆识有能力的好幕僚，充其量也只能维持一个小小的局面。同理，做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不能提纲挈领、掌握重点，则在当今繁琐庞杂的技术时代，很难能认清真正有价值的任务和人才。
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实验室，宇宙又何尝不然？只要我们分得清楚，微观和巨观原本没有区别。在每一个不同的层次中，都有其时空的特殊条件以及变化运作必然的定律。只要我们能够把这些条件整理出来，人生，宇宙，又有什么我们不能理解的呢？
宇宙进化的模式是人类前途所系，身为人类一份子，我们能够掉以轻心吗？人类的历史是种族、社会、文化兴亡的前鉴，我们又能忽视吗？
我认识很多从事科技工作者，他们往往自命不凡，自以为是天之骄子，将所知有限的技术当作个人求名得利的工具，罔顾即将导致的恶果。我常常劝他们，建议他们考虑一下历史所启示的教训，而他们总认为过去的人犯错乃是因为无知无能，所以历史没有参考的价值！
更有一些迷信科技万能的盲从者，他们只看到科技创造的力量，不愿接受科技破坏环境的事实。他们认定总有一天科技能够解决一切，可是那“一切”指的是什么，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