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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拿给庄灵看，他特别为台视做了一次专题采访。后来工业局长找我去，并介绍交通银行投资五百万，与我们公司合作生产。一切进行得都很顺利，但这只是未来的远景。目前却因零壹公司的财务状况不佳，我又不愿借钱，各方面都要兼顾，吃力非常。
一九八二年年底，资策会通知业者，召开一个中文编码会议。有二十多家厂商代表与会，我也忝属其中之一。新闻界则有经济日报及工商日报的记者。
不料主持会议的竟是何宜慈，记得上次溪头会议时，他还很谦虚，自认为对信息这个新兴的行业一窍不通。没想到事隔几年，口气已经变了，彷佛是君临万邦，他为了解救中文计算机界，设计了一套中文码，要大家承认为中文交换码，共同采用。
等他把细节一讲，原来就是那套拚凑不全的“溪头码”，现在摇身一变，成了尚方宝剑！会场之中只有我与经济日报的记者是上次的劫后余生者。据何宜慈的说法，该码是国内的一流专家，在他的主持下规划出来的精心杰作！如果贵为“国家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居然也能掩耳盗铃、一手遮天，我真以做一个中国人为耻！
溪头码只是一种儿戏式、大家搓圆仔汤的应酬结果。会中吵吵闹闹，根本没有结论，出席该会议的人士，也没有人背书。我是全程参与溪头会议者之一，从头至尾大家都反对制定不成熟的国家标准。因为彼此都有此一共识，所以也没有几个人把溪头码当作一回事。当然，除了别有居心的少数人以外！现在，何宜慈据之以为进军信息界之法宝，实在令人齿冷！
我立刻表示反对，溪头码只有一万三千字，而仅仅当时国税局的人名用字就有一万八，更别说图书用字了。我认为中文交换码理应包括所有用字，至于各家要用多少，基于应用的范畴不同，应由计算机公司自行决定。
何宜慈反驳说中文交换码的订定，是为了顾及业者的利益，字收不多是因技术上有困难。至于用字不足的问题，国家可以立法限制人民的用字范围。
我听了心里一惊！这正是我最担心的结果，多年来我孤军奋战，何宜慈不知躲在哪里？今天中文市场成了气候，他就来个“锯箭法”，削足适履，美其名为使业者有“生意”可做，骨子里却是要斲断中国文化的命脉。
一万三千字与八千字有多大的分别呢？不正是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差吗？民国元年国民政府公布了八千字的“电报明码”，早已成为国际上中文之通讯标准，既现成又省事，为什么不就用电报明码作为交换码呢？我参与过国内多次重要的编码会议，深知其中原委。字数不够并非主因，实际上是有人希望表功，藉此争取一席权威的地位。
早先的明码设计考虑不周，八千字不够用，才导致今天的各种困扰。而现在技术进步了，设备更新了，分明可以把六、七万个字同时纳入系统中，为什么不趁着目前规划之初，一次彻底解决？稍有大脑就可以看出来，一万多字绝对不够用，一旦大量资料建文件完成，再想修改标准，那就痛苦不堪了。
不仅外行如此，连目前大多数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的人，都不曾涉及中文系统的规划，没有文字应用与功能效率等方面的认识。有人甚至以为在计算机中放几个中文，就算是中文计算机了。在这种前提下，对卖计算机的商人而言，用字越少成本越低，对设计的程序员也越是省事。那么为什么不用八千字呢？干脆些，用英文岂不更简单？
有些“误人”专家还提出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论，认为字数少可以节省传输的速度，兼顾与英文软件兼容的能力。这种理论相当于说：因为中国人口太多，如果人少一点，不仅交通方便些，国民生活水准也能提高，我们甚至可以与工业国家匹敌。这种理论百分之一百冠冕堂皇，但也百分之一百的与现实不符。我们怎能改变中国人口众多的事实呢？把少数民族忽略掉？再不然杀掉一半？
这种话听起来十分荒谬，那为什么只承认一万三千字就不可笑呢？我们要使中国脱离贫穷、无知，要使中文计算机发挥文化上应有的效益，难道就没有其它的方法吗？时代虽然在进步，但是人性依然，无知、无能使得急功近利的人，总会想尽一切方法，为自己谋取巨利，再用堂而皇之的巧言掩饰他们的私心。
真正的中文计算机应用者是户政、地政、财税机构以及图书馆，这些工作都需要完整的中文字集。这套内码如果不成功还倒罢了，只不过令市场上难以适从，迟早还会有改进的机会。万一真的由国家立法，限制人民用字，其结果必然是几代以后，中国人将无缘认识历史上所用的古字，也就与中华文化彻底分道扬镳了。（果然到了一九九五年，为了户政的计算机化，户政司又制定了一套5；5196字的字集。仅在北、高两市试用的结果，就不足六千余字，将来图书馆计算机化可能又要另订一套标准了。不幸的是，当年大言炎炎的专家们此时都功成身退了，我以一介归隐的老耄，犹要重做冯妇。）
我毫不客气地当着各计算机公司代表及媒体记者，指责何宜慈说：
“这样做是文化罪人！你说技术上有困难，那是你的能力不够！我已经证明，在汉卡中已有三万多字，此外宏碁的天龙、神通的汉通、诚洲的仓颉都有三万到四万个字。你不知道，不妨先问问他们！怎么能把头埋在沙中，硬说技术上不可能？反而要定一万多字的标准？”我越说越气，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修道人！
“你是生意人，我一向不和生意人打交道！”何宜慈也火了。
“你错了，我不是生意人！我从事中文是为了文化，国家要我可以送给国家！”
何宜慈把手一摆，收起桌上的资料，说：
“我不跟你胡扯，我下面还有一个重要的会议，我先走了。”
果芸一直想打圆场，但却插不上口。这时见何宜慈要离去，只得腼腼腆腆地陪他出去了。一时场面很僵，谁都不说话。
会场上一片寂静，一会儿果芸回来了，问我：
“朱先生，你说要送给国家可是真的？”
“绝对不假，在场的有好几位可以作证，我只要求政府替我把零壹公司的问题解决，我可以全心全力把中文系统建立起来。”
接着果芸征询在场各厂商的意见，大家都很支持一种共通而实用的方案。为了要证明确实可用，当场推派了三位工程师：宏碁的施崇堂，神通的刘大卫，还有一位是王安的，名字已经记不得了。由他们代表厂商共同评估，以定取舍。
我的技术计有三大部分，一是中文字库，能在 64KB 的空间内，提供三、四万字（再多也能扩充）。而且有各种字形大小、字体种类的变化。其次是中文系统，为了与英文兼容，中文必须考虑内码的编排，以达到最高的效益。第三则是中文软件，我们已经在“北极星”系统上开发了一套综合文书、数据库与表格处理的程序。
三位工程师评估后，一致认同，并建议资策会采用。十二月十五日，在资策会果芸执行长及黄为德副执行长的保证下，确定要在旧历过年后，正式作技术转移。
这次我深信不会再有变化了，谁都知道资策会就是政府的计算机管理机构，两位负责的主管已向我保证过，难道还会错吗？零壹公司的部分同仁，初时对我的决定还有些不能谅解。我便向他们解释我的立场，在大我的面前，小我是不能顾及的。此外中文需要很多特别的技巧，未来他们的工作只有更形重要，而非就此解散。
过了阴历年，所有的移转资料都准备好了，零壹已经停业，人人等待着。一天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星期的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完全不像有任何人对我们的技术有兴趣的样子。为什么呢？我这一生永远像是生活在恶梦中！
我打电话去资策会找黄为德，每次他都不在，果芸更不用说了。找不到上面的人，只好找几个经理或工程师，结果不是人不在，就是一问三不知。
记得是四月三日左右，参加会议的经济日报记者打电话来问我中文技术移转的情况如何？我告以没有消息，他则说他打听的结果，有人指控我是共产党，所以转移的计划可能有问题。
我听了不禁心灰意冷，我知道共产党的帽子一被戴上，再加上我曾有想回大陆的企图，先别谈文化，我很可能连小命都难保。
我从事中文计算机工作本非为名求利，不过是为中国文化的救亡图存尽一份心力而已。如果社会肯定我，我便有义务为这个社会多作奉献，否则又何苦自取其辱？自己虽然对计算机软件及硬件还有很多构想，且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可是在一个义人稀少的地方，利多适为大害。
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邦有道则仕，无道则隐”，夫子早有明见。既然有人视我为眼中钉，我何不退让几步呢？
我想到袁守谦，他曾是父亲的部属，父亲在时曾嘱咐过我有重要事可以找他。他目前位居高官，且参与国事，说不定可以打听出一点消息。我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电话打过去，袁伯伯说正要找我，却不知道我的电话和住址。
他证实确有此事，照理这种小事不可能提到国安会。不论如何，那天科技小组开会是由国安会主席亲自主持，会中讨论接不接受我的技术转移，主席手上还有一份指称我是共产党的报告，主席说：
“这个人既然是共产党，如果共匪也用这一套，我们该怎么办？”
会场上一阵沉默，过了一会，有一位委员（据说是沈君山先生）说：
“我们要考虑的应该是这个人的技术有没有用，如果说因为共产党用了他的技术，我们就不要用。如果共产党决定采用三民主义，是不是我们也要放弃呢？”
下文没有了，至于台下有什么动作，袁伯伯也不知道，他只是慎重地问我：
“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袁伯伯，先父不要钱，我也不要钱，但我绝对不是共产党。”
“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建议你离开台湾吧！”
打字机也顾不得了，我立刻安排公司的后事，首先问有没有人自愿随我流亡，结果只有沉红莲愿意。这就够了，事实上，也只有她能够帮我。然后我把全部股权都转移给员工，这才发觉为了技术转移，公司财务已经快空了。
我又忙着安排些生意，同时抽空去基隆天显宫，问最近运气如何。大帝公说：
“快走吧！有小人害你，晚了就来不及了！”
“可是公司没有收入，我还要做一点生意才行。”连神都这样说，我也急了。
“不必，公司没有问题，你快走，越快越好！”
“去哪里呢？”我心里想问的是，能不能去大陆，因为只有在大陆才能搞中文。
“你自己清楚，快走！”
“那我走了就不能回来了？”
“谁说的？一定能回来，放心！”
四月二十日我和沉红莲匆匆搭机离开了台湾，二十一日抵达美国洛杉矶，开始了八年的流放生涯。
老孙来接机场我，要我们住他家，但因为我的妻儿也在洛城，我便婉拒了。
老孙给我介绍了一位美国律师，他有个中国名字－－万佩鼎，曾从学于赵元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