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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复，你不会做生意，哪有卖二十万的道理？难怪你到现在还苦哈哈的！两百万太便宜他们了，放心，他们会买的。”
他说得对，可是我也知道，再美的琴声也留不住我了。我知道时机、条件尚未成熟，所以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志同道合的人。
一九八七年四月，深圳科技工业园的董事长张翼翼与总经理王允实联袂来美考查，寻找合作的项目。到了东方公司，天任提出合作生产中文打字机。双方略事讨论，一拍即合，立刻签署了协议书。当然，真要动手，我非去大陆不可。
科技园和天任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似乎只要有了资金，我再一动手，打字机就生产成功了。至于生产打字机所需要的精密零件、生产厂房、技术人员等完全没有提及。甚至于连资金、市场、规格等都没有提出来讨论，为什么呢？
是天任一时疏忽，或是他完全不了解技术问题？我多方观察之下，发现事情并非这样简单。原来他的公司全靠美国海军的合约维持，美国政府为了保护中小企业，订了一个法案，规定在一定金额之下的政府合约，都必须由中小企业承包。
这些合约的金额，对公司每一个员工工资，与公司股东的利润都算得一分不差。这对公司的生存当然有绝对的保障，可是在这个法案下，一板一眼，没有多余的发展空间。承包的公司除了能维持生存外，不过是签签合约，一点技术都摸不到边！
为了交换学者，公司里养了一大批闲客，结果是手头比我这个穷光蛋还要拮据。他口风不露，房子抵押了，并且到处借债。我们来时，他还抱着一丝幻想，料不到我是个赚不到钱的空心大老倌，反而又增加了一个包袱。
我怎能看他这样下去呢？我再苦，总还有办法。所以主动告诉他，我和沉红莲的薪水不要了，只希望他能暂支买房子的银行贷款，我则设法赶些产品来，以渡过难关。
我立刻动手帮忙，老陈的印书程序接近完工了，为了测试排印的全部功能，我便把正在写作的自传拿来作样品，以便反复测试。
还没印多久，就有人来告诉我，说我印书的举动被误解为利用公司设备。我还不信，第二天，我们办公室的激光打印机自动送修去了，再也不见踪影。
我有两个选择，一是向天任解释目前工作的状况，一是体谅他的处境，另觅生路。前一条路很难行，即使产品完成了，想要赚钱，还有包装、广告、市场等必要的投资。而且有了一次的误会，难保没有第二次。但若说立即离去，于情于理都有困难。天任是个大好人，只是太好面子了。如果我找不到适当的理由，他是不便也不能由我说走就走的。
巧的是这时有朋友自洛城来，说廖幼鸣主持中共国务院电子振兴办公室，打算大张旗鼓，招才纳贤。几个月前，他到处托人务必要找到我，邀我回去。
人生的路标似乎指示得非常明白，从事中文信息，必须在使用中文的环境下才能发挥效益。上次回国是时机尚未成熟，大廖有眼光、有魄力，很令我折服。他现在位居要津，岂非龙飞在天？是不是时机成熟了？
于是我向老郑提出，由我代表东方与大陆合作中文自然语言及人工智能的各项计划，所有利益均与他对分。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我再度回到北京。可是怎么都想不到，不久之前，大廖升为某部副部长，已离开了电子振兴办公室。
不得已，我只好再找统战部出面，把我介绍到国务院人才引进办公室。由人才引进办及电子振兴办共同出面，邀请了北京各界有关单位约三十多位技术主管，在电子计算器管理局破旧而阴暗的会议室里举行会报。
这要有一比，倒有些像当年诸葛亮单骑渡江，舌战江东群雄的故事。不同的是我没有诸葛之才，他们也没有江东群雄的精明。过程简单明了，就像球场上吹过一阵缓缓的轻风，疲态尽露的球员们，打了个呵欠，如是而已。
会议是上午十时开始的，大家都很准时，也都非常客气。我一口气介绍了一个半钟头，却只能概略说明中文自然语言的可行性。我特别声明，如果大家真有兴趣，进一步的探讨可能还要一两天的时间，有必要再细谈。
会场上安静的气氛，极像是在一所宁静的庙宇中，蒙眬的光线透过重重深厚的窗帘，照在一座座稳坐缄默的金身罗汉身上，的确肃穆得令人六根清静。
我只记得主持的官员姓张，他打破了沉默，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他的话宛如一粒投入万丈深渊的石头，半响仍未扰动无波的明湖。
最后是前电子计算器管理局局长伸出援手（姓名已不记得），他满头白发，听说业已退休，只是因为关心这件事而来。他说：
“我也是由朱先生处得到的灵感，上次我受邀去新加坡讲学，特别以“牛”字为例，来说明中文的优越性。例如说以牛为种类，就有黄牛、乳牛、水牛、小牛等等，而英文则要用不同的字汇，如cow； ox； buffalo等。同时牛头、牛尾、牛肉、牛毛对中文而言也不过是排列组合的问题，英文却又是各用一字。这完全可以证明中文的逻辑性远远比英文的功能要高，结果引起了极大的回响。”
终于有人开口了：
“应该是吃饭的时间了吧！”
这是我生平感受最深的一次会议。
晚上，大廖请我到北京有名的四川饭店聚餐，这是一间极为精致的竹屋，据说所有的竹制家具都是由四川运来，甚至厨师、跑堂也都来自四川。席上有十来人，大部分都会说四川话，一时“格老子”不绝于耳。
大廖是我第二次回北京时认识的，他看我讲学时每天八小时，一连六天不断。有感于我的热心，就这样结交成为朋友。他还是当年的气概，洒脱、爽快，高高的个子，出色的仪表。他显然知道会议的结果，只是拍拍我的肩膀，说：
“老弟，别泄气！我们慢慢谈。”
饭桌上还有长城计算机公司的总经理王之，在我第一次回国时，曾是四机部的外事局长。他坐在我旁边，言简意赅地说：
“我找了你很久，干脆你来深圳吧，不要在北京混！”
“行！我会去找你！”我也很痛快，只要能做事哪里都一样。
大廖则是不断地追问我计划的重点，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实在不可以道里计。每当我提出一点，他就能立刻抓住重心，一针见血地问出关键技术。每上一盘菜，他一边吃，一边思考，不时还说些笑话，让满桌客人无一冷场。我以为他只是在敷衍我，不料，下一句话就是另一个相关性的课题，得花上半天才说得清楚。
十二道菜过去，对他而言，真可以说是谈笑用兵，竟把我的全部计划套了出来。当所有的客人正对各种菜肴赞不绝口，旁边侍立的女服务员一个个笑得花枝招展，前仰后翻之际。大廖突然把桌子一拍，说：
“老弟！你这些构想可以定名为‘淮海计划’！我来看看如何进行！”
“我看没有单位可以落实！”王之冷冷地接了一句。
“淮海计划？”我却想不通这个名称有什么意义。
大廖没有开口，彷佛陷入了长考，倒是另一位年纪较长的官员说：
“淮海作战是我们成功的决定性战役，我当时……”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转向了革命、建国等等兴奋的话题。这些对我这个失败的一方来说，确实是种难堪的经验。虽然政治与我无涉，但是自己的政府被羞辱了，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大廖看出我的不安，立刻端茶送客，并叮嘱我尽快把书面计划写好，以便进行。
回到美国，老郑一听“淮海计划”这个名称，脸上就变了颜色：
“糟了，你被利用了，他们在统你的战！”
“一个名称又有多大关系呢？计划本身的成败才是正经。”我认为一个计划的名称只相当于一个人的衣着，至少对我而言，只要有衣服可穿，型式及质料都是次要的问题。
沉红莲所担心的，则是由谁来主持计划，中共虽是社会主义制度，但权力核心却仍是少数人。以我们对这个计划的认知，如果受制于有私心的个人，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沉说得不错，大廖我可以相信，然而他却只是那个体制中的一份子。此外，大廖是否真正了解人工智能所导致的后果呢？他有能力看到科技的价值及影响，却未必能认知人性贪婪下的后患。如果未能慎始，到了木已成舟，不仅是他，任谁都无能为力了。
所以，这份计划也就到此为止。
智慧之旅 （第三部） 八、夏至 回归、深圳、学生、园区沉红莲虽然家在台湾，却也认为与其在这里给人增加麻烦，不如为苦难的中国人奉献一点力量。那时大陆还没有对外开放，此去东风萧萧，要去就不作重返的打算。刚买的房子、车子以及大批的各种书籍，加上那台钢琴，又到了要割舍的时候了。
唯一的问题，是还有个需要我负责的家，我在美国混了几年，赚的钱不论多少，一概都给了内人。虽然银行里有些存款，但那都是沉红莲的，尽管我们从来不分彼此，我心中总是难安。现在要去大陆，安家费呢？以后的生活呢？
话说回来，我又怎能只顾小义而忘大体？今天苦难的中国需要我，我却推说有家累。而只要有这个家在，家的责任就永远附骨随形，无法卸脱。我本不是个正常的人，做的又是不正常的事，还有什么好顾忌的？我与沉红莲商量，把最后的两万块都存入划拨的户头中，每个月按时汇一千五百块给内人（原为每月两千五），如此尚可维持一年多。
沈红莲甫由大学毕业，参加我的工作起，就注定了她人间地狱的噩运。大帝公曾对她说：“你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如果没有她的奉献，日以继夜，一点一滴的将我的构想化为实际的技术，我无从想象会是怎样的后果。
有时我感慨万分，无法不相信冥冥之中有一只手，操纵着人世的机遇。每一个人从生到死，都有着既定的方向，各种机缘之下，一步一步拖向无可避免的终点。如果没有沉红莲，我很可能早就改行了，出家？有可能，艺术家？也有可能，唯有留在计算机界继续奋斗是绝无可能。道理很简单，人的行为是相互的，看她认真的工作态度，我就觉得惭愧，不得不更加努力。再看到她奉献牺牲的精神，我还有退缩的余地吗？
不过，目前我并不想知道太多的天机，因为我还怀着一点私心，我希望能有个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为社会多做点有价值的工作。万一我命中注定了连姜子牙都不如，到八十岁还没有机会，那我先知道自己的命运又有什么用？
再一想，自己自命为得道了，还嘀咕些什么？既然早把人世的功名利禄放到一边，还和姜子牙比什么？我的目标已定，只要我还在努力，我就对了。至于结果如何，哪里是我该考虑的事呢？
一九八七年十月，我们到达深圳，王之把他对面的一间公寓留给我们。深圳虽然高楼林立，设计却很草率，这栋十二层的大厦有如一管洞箫，仅在一侧留了几个小孔作为窗子。以至于室内通风不良，各处潮湿得水珠密布，墙上、地下没有一处是干的。
我们能挑剔什么？王之以总经理的身份，也没有比我多享受一点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