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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挑剔什么？王之以总经理的身份，也没有比我多享受一点特权。苦的只是沉红莲，她第一是怕厕所脏，其次则怕厨房脏。偏偏这两处不仅是脏，竟有一层黑黑的厚苔，她花了整整四天的时间，才使变了色的磁砖渐渐浮现出来。
我的不幸是气管，潮湿的空气好象在胸口蒙上了一层沉重的布。每次呼吸就令我回忆起儿时所见的水烟壶，呼噜呼噜地，只听得肺管中打着泡儿。我一到就病了，好在这里打针很容易，楼下就有个医疗室，五毛钱就可以打一针青霉素。
当时，大陆的微电脑刚刚起步，长城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生产厂商。我到时，他们一栋六层楼的厂房中，正在装配由台湾转口来的生产线。据他们预估，到年底产量可达两万台，而当时全国的总需求量还不到一万台。
王之是个有心人，很早就有这个眼光。一九八三年我初次赴大陆时见过他，我对他的印象不深。他那时已经有意组成一个班子，来发展中国的微电脑。
王之家世显赫，父亲是王震，弟弟王军是中信集团的总经理。他想搞微电脑自然是水到渠成。可是在一九八三年，连台湾的微电脑市场都还刚刚起步，眼光太远的人，是很难获得他人赞同的。
直到八四年底，他争取到一个机会，与科学院软件研究所第四所合作，成立了长城计算机公司。可是在北京懂的人少，管的人多，他觉得难以施展，便把公司迁到深圳来。就在这时，他到处找我，我也刚好离开了博爱，彼此错过了机会。
目前长城的软件部门有工程师二十位，正在从事微软窗口的“汉化”工程。又是老问题了，我一听就大力反对，王之很支持我，但是软件部门的经理却不以为然。当时大陆上的软件工程师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要赶上美国就要先将他们的软件套件汉化。至于是否汉化以后中国人就会写程序了，则无人过问。甚至于连软件天天推陈出新，究竟要汉化到哪一天才算完成，也都没人去想。
与他们争论了两个月，效果不大，我详细介绍了我的观念，他们也不相信行得通。我刚回国内，各方面都没有适应，加上住的公寓又闷又湿，我一连咳嗽了十几天，心情极为烦燥。我一直在问自己，是不是我又错了，为什么我永远和别人的看法不一样呢？
我试着妥协，设法说服自己接受汉化的观念。但是我办不到，就算中国人能从汉化中学到程序技术，这也不是光明磊落的作为。投机取巧是种不正确的行为，虽能获得一时之利，却会造成永久之害。
如果这个时代中人人急功近利，短视媚行，那是这个时代的错误，错误的代价则是观念的消亡。没有观念，技术不能生根，那就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我把话说在前头，尽到了责任，至于别人能不能接受，则不是我能决定的。
目前我该怎样自处呢？王之很支持我，但他已经有了非常不错的班底，我不能坚持己见而累及他与属下的互信。试着说服他们，那是做梦！连台湾那种环境，我都落得戴上了红帽子，在这里我又算哪一号？
我想去四川，因为邓先芙对我说过，她先生在成都一个资料中心工作，只要我愿意去，要多少学生都可以。四川，那是我儿时寄居之所，也是我少年时期幻思徜徉遨翔的圣地。峨嵋、青城，直到如今在我心中仍然历久弥新！
病情好转后，我先去科技工业园，找到张翼翼和王允实，告诉他们我的近况。他们知道我回国工作，非常高兴，带我参观园区，各处介绍了一下。
长城公寓的潮湿，令我一想到就心有余悸。而科技园区位在市郊，各种建筑宽敞明亮，宿舍就在办公室旁，其间还有个篮球场，正是理想的工作环境。
没想到国内已有这种条件，我看了羡慕不已。张翼翼很能察颜观色，他立刻把握机会，说他们虽然号称高科技园区，却还没有一家从事计算机软件的高科技事业。他希望我兼作园区的计算机顾问，指导他们一些基本观念，好开拓这方面的视野。
我听了颇为动容，可是没有交通工具，两边跑很不方便，王总同意调派专车接送，约定每周三次。后来我征得王之的同意，干脆住进园区，变成每周去长城三次。最后由于无从施展，就把长城的工作辞了，只剩下对王之的盛情，至今还没有报答。
园区为我成立了一个计算机研究室，调来一位姓丘的副理和一位叫杜涓的女孩帮我筹备。杜涓是我同乡湖北人，长得面貌清秀，身材匀称。人也精明强干，只是个性倔强，泼辣起来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真是道地的湖北姑娘。
丘副理原来在中国科学院研究化学，后派来此地负责规划，他是典型的书生，对很多现象都不满，却又充满无奈感。一提到国家的落后，他就怪罪文化大革命，气愤不已，认为那种无知与愚昧的运动真是祸国殃民。也许是看得多了，后来事实证明，这样一个怨声载道的书生争权夺利起来，更胜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
描述文化大革命的书籍很多，尤其是各种伤痕文学作品比比皆是。我也一直在力求了解，为什么这种畸型的运动会发生在中国？而且是这个时代？
从各方面的观察中，我得到了一点结论，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时代的悲剧性：数百年来西风压倒东风，二十世纪的物质文明，挟着无比的优势席卷世界。共产主义揭起了反抗物欲的巨纛，中共则变本加厉，想借着这股政治力量，重振国家的尊严，令西方世界刮目相看。
二是毛泽东个人的执着：毛成功地将极少数人的理想化为国家统一的力量，其成就在历史上尚无出其右者。他深悉权势必然使人腐败，想利用不断的革命，不断地激荡整个社会结构，使之永远保持动态，以免沉淀物产生。
理想主义者最大的通病是本末倒置，他们不了解人性，不思改变“不理想的人”，却去塑造“理想的环境”。不错，沉淀物将变成渣滓，可是对绝大多数的人而言，渣滓才是看得见、摸得到的实际报酬。在没有人能得到报酬时，革命的动力就瓦解了。
三是中国人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这里指的是没有自己独特的思考模式。中国人长时期养成的习惯，就是做个高传真度的扩音器。当毛泽东以他绝对的权威登高一呼，全国热烈响应，然后盲目地集体行动。有人认为中国人是一盘散沙，那正是因为中国人太愿意相信别人，上当次数太多，才产生的疏离感。
社会性的动物完全依赖群体生存，只是人是有“心”的社会动物，信赖与自利这两种心态，就像钟摆一般，在人心的两极端之间摆来晃去。中国人之不同于西方人，是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些圣贤，他们的能力与智能后人无法企及，他们的品格更是令人高山仰止。也就因为如此，人人期望别人成为圣贤，好减轻自己心灵的负担。
法国的智者伏尔泰就深知个中三昧，他认为这世界上如果没有上帝，人也要设法创造一个。在中国，圣贤就是上帝。
四是人性的私欲：私欲是生命的特征，原系维持生存的动力。人将之发扬光大，利要大利，存要永存。当这种观念酝酿于人心中，眼看就要实现之际，人心必然泛出火花，是为兴奋、激动。如果有一群人都被激励了，人心在共鸣之下，会一直挺向高潮。
电磁波是变动不止的，各有各的频率。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如果令能量不断地激荡，其频率不断地修正，最后会变成频率一致的超高能量，即是激光光。人也有能量，在一个人口众多、诸心动荡的社会中，只要一个有利而响亮的口号，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认知去勾勒，等激荡到某一个程度，一股难以遏止的能量便涌现出来，遂成为群众运动。
文化大革命就是典型的群众运动，毛泽东以群众运动起家，对自己的操纵能力很有信心。老子说：“勇于敢则杀”，善泳的人常溺于水，玩火的人总有被烧的一天。毛泽东这场火烧燃了全中国人的心，理想变成狂暴，狂暴聚成毁灭的力量。
几十年内乱的结果，人心思安，干部们满足于沉淀的收获。只有人世不知的黄毛稚子，精力正待发泄。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眼见手触的都焚为废墟。十年的时间，十亿的人口，千百年以来的文化浩劫，又何尝不是人性中隐藏的一个基因？
我个人的感想是这种事迟早会在人类社会上发生，就如同阳光一般，生命需要它，把它捕捉后贮存在自己体内。生命体死亡了，能量开始转移，成为另一个生命的能源。能量一天一天地累积，由少而多，多到地面无法容纳时，便沉潜到地底成为石油。
有一天，地底累积的能量被发现了，人们开始大量地应用，那种爆发的力量就是群体的贡献。人不知满足，却自认有能力控制。于是人们肆无忌惮地大肆浪费，认定经济的繁荣就是人生希望所系。这种认识与毛泽东的理想又有多少分别？人类建立的基业很脆弱，太阳累积的能量也有限，难道我们一定要看到不幸后果的发生吗？
毛泽东的愚昧只是人性本质的警讯，人类文化巨流中的一段惨痛记录，其损失再大，也不过一两代中国人所背负的十字架。人只要继续贪婪下去，硬把自我的私欲当作理想，地球总有一天面临毁灭。今天我们责难毛泽东很容易，又有几个人反躬自省，想想有朝一日，当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崩溃的时候，究竟是谁的过失呢？
这种巨变之后，所有的参与者都是受害者，其教训之深痛，在中国不可能再发生第二次。但是在那一次强烈的爆发下，人际关系、制度信念、人生意义都已经崩裂四散。且其余震将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直到慢慢地弥合为止。
我看到的正是这场灾变后的余烬，我也看到了置身事外幸灾乐祸者，在多方面的比较分析下，我不禁为人性之愚昧深感哀恸。就像路上有车祸发生时，伸出援手的人不多，围观的群众却深怕错过了精采的镜头。显然这些教训并不能使人多增一分宽容与慈悲，更免谈由此深思检讨。似乎人性中尚保存着亘古以来的兽性，那种舔吸牺牲者鲜血的滋味，油然从齿牙缝隙中溢出，一个一个馋吻大动！
工业园给了我一间办公室，空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没有计算机、没有员工，我们如何工作呢？我想到了在香港办电子杂志的陈金耀，他曾经卖了几万套汉卡，多数是卖到大陆内地。我相信他对国内环境很熟，便找他来商量。
多年没见，他一点也没变，圆圆的脸庞，还是带着令人难以拒绝的笑容，啤酒肚子也依然挂在不成比例的腰下。他喜欢说话，一开动就煞不住车，每一句话他都要三、四次才能说清楚。可是，在这不惹眼甚至可笑的外表之下，却是精明的头脑，独到的眼光。
当年我们正在推广汉卡，台湾的五家权利都卖了。一天，林维江领着一个人，说是海外的传播媒体，要来采访我。
老陈操着广式国语，自我介绍后，问了我一些问题，突然说：
“朱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投稿到我们杂志上？我是说你的看法很深刻，我能了解的不多，怕写不好，还是你自己写比较真实。因为我们的杂志程度很低，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