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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先生，你能不能把你的想法，投稿到我们杂志上？我是说你的看法很深刻，我能了解的不多，怕写不好，还是你自己写比较真实。因为我们的杂志程度很低，在香港大家只愿意看一些马上就懂的东西，像你这些理念大家都没有。”
“既然如此，我的文章不可能受欢迎。”
“朱先生，不要小看我们的杂志，我希望能有点教育性。我们有三本杂志，分别谈电子零件、计算机和电器。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力，教育读者是很重要的。”
他的话虽然没有条理，可是能从教育着手，表示这个人很有见识。我早就写了一些文章，也希望发表，当场便给了他。
那时我认识了一位香港的银行小开，他对中文打字机兴趣极为浓厚，坚邀我去香港，与他父亲讨论合作生产的事。由于有董之英的前车之鉴，我特别声明，中国大陆的市场我没有把握。他说得很好，中文打字机是文化事业，市场并不重要。
刚到的第一天，小开招待我去他家吃饭，我就看出市场问题的重要性，他父亲是成功的银行家，当然了解问题在哪里。他们父子一直用广东话争吵不休，小开后来告诉我，他一定要争取父亲投资，希望我能等一等。
在香港待了两天，我被“招待”在湾仔一个小小的办公室内，整天不见一个人影。所幸身上带有老陈的电话，我打个电话给他，老陈一到，气得直说：
“这些衰仔！专门欺负人，他们为什么不请你住饭店？不要理他们，要谈合作，香港有钱人多得很。在这里住有危险，差馆会抓人的！办公室是不能住的。我可以帮你找投资人，香港有很多有钱人，钱多得不知道做什么好！我们走！”
既然他们有心邀请我来，我怎能一走了之？后来证实计划失败了，我便搬到饭店去，与老陈在香港各处跑个遍。最后一天，老陈突然对我说：
“朱先生，你们在香港有没有推广计划？我认为香港市场比台湾重要，因为中国人一定要用中文计算机。台湾人人懂英文，中国大陆没有人用英文。香港离中国很近，你相不相信我？我们合作。放心，台湾的市场我绝对不碰！”
可能是为了避免他啰嗦不已战略吧！我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我们就此协议合作，把汉卡的香港销售权交给他。
这次，他一见到我，马上发连珠炮：
“哎呀！你真难找！一下这里，一下那里，就是没有一个地方有你！我的杂志卖了，合伙人难找！上次卖汉卡，也没有赚到什么钱…”
“我不是找你要钱，我问你，大陆你熟不熟？”
“熟当然熟，你想知道什么？”出乎意料的，这句话相当精简。
“我打算回国服务三年，三年以后再说。目前已经确定了，我将在深圳科技工业园建立基础，训练一些子弟兵，再求发展！”
“好极了！你回国来才对！我早就想劝你这样做了！这样吧，香港方面的事交给我，我去登记一个公司，在香港登记公司不要多少钱，这些你不用操心。台湾我也可以帮你跑，你没有打算回台湾去吧？现在回去应该没有关系了…”
他果然成立了一家“汉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其实我需要的只是耳目，有了他的协助，其它的我根本一点也不操心。
大陆现成的计算机工程师严重不足，加上养成教育上的差异，一定会与我的理念有别。我建议园区最好找些中学生来受训，我保证能化腐朽为神奇。
园区以为我想节省成本，他们说在大陆学历高不见得薪资也高。其实我是想提供那些不能进大学的学子们一个良机，他们比较纯洁，比较容易知足。
但是这样行不通，据当局的考量，设立深圳这个特区后，必须严格限制这个地区的户口，以免大量人口涌入，失去了引进技术橱窗的原始功能。我申请些高科技人才的名额，反而比要中学生来得容易。
刚到园区，工作还没有开始，我便每天打打篮球，舒散一下筋骨。人老了自己还不知道，常常看到球在眼前，但是脚跨不及，手伸不到。直到被人称了一声“老师父”！这才如梦方觉。已经是半百的人了，当之无愧。
陪我打球的都是些民工（园区正大兴土木），跳跳蹦蹦的和猴子一样，我经常被他们抓得全身是伤。其中有个小个子常常找我聊天，他说来自潮州，在这里做建筑工人。我顺口敷衍了两句，夸赞他普通话讲得很好，他不在意地说：
“这算不了什么，我不到三天就学会了。”
后来我发现他经常在我住的地方逛来逛去，我怕他拉我去打球，便设法躲开。有一天黄昏，我正在客厅看电视，这里与香港只不过一海之隔，广东话我不懂，所以常看无线的英语新闻。正在看时，听到门外有动静，我开门一看，原来是那小个子。
“找我吗？”我看他扭扭捏捏之状，猜想大概是来借钱的。
他老实不客气就走了进来，一见电视开着，便问：
“你在看电视？”
“看新闻。”
他看了一会，又问我：
“他在讲什么话？”
“英语。”
“啊！这就是英语吗？”
“是的。”
然后，他一句话也不说，全神贯注在屏幕上，像是中了邪般，一动也不动。
沉红莲给他泡了茶，他没理会。请他坐下，他就一屁股黏在沙发边沿。这时但见他眼睛发直，瞪得老大，眉头深锁，不时轻轻叹上一口气。
我莫明所以，只得自己顾自己，看我的电视。
直到新闻播完了，广告出炉，小个子才如梦方醒，红着脸，很不好意思地对我说：
“奇怪！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
不久，丘副理临时借了几台 IBM PS50 来，又调来几位年轻人，其中没有一个人知道计算机是什么。于是，我开始了连续三年，没有中断、没有休息的马拉松式教学。
好在来了一位计算机工程师张达权，他是从中国科学院长沙软件所调来的。几年前他们就研究过我的汉卡，曾是国内颇着名声的重地。他的基础很深，正好充做我的助教，最基本的入门功夫，就全权交给他负责。
有一位北大的高材生也要来学计算机，他领悟力不错，基本课目学完了，我就教他做动态数据库。当时所有的数据库都是以固定格式、固定长短，一条一条的装进去，要用时再一条一条地取出来。我颇不以为然，数据库应该是活的，人只要将资料输入，放资料的处所就谓之数据库。等到取用时，资料就应该变成人所需要的型式，才能方便应用。
如何能使之实现呢？我利用了多层索引的观念，资料入库后，计算机中只留下索引信息。索引信息就是人与该笔资料记录的接口，根据资料的特征，索引可以设计成多种形式。要把数据库做好，使找资料的速度快而准而且适用于任何情况，其诀窍就在多层索引。
这人姓李，为了让他能在实验中学习，我教他以英文的DB3 为例，先认识平面索引。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论资料长短，统一平铺在固定长短的内存中。这种方法缺乏效率，但却是最常用的技俩，也是起码的程序常识。
园区不断地送人进来，我不能一个一个重头再教，小李反应不错，我便叫他负责教另外两个人平面索引。
过了些时，我发现新来的人彷佛什么都不懂，便问他：
“小李不是在教你吗？有什么地方不懂？”
“小李没教我，他说那是他花了功夫学的，哪能白教？”
天下怎么有这种事！我叫小李来问，他理直气壮：
“朱先生，这种高度技术的机密不能随便教人！”
怎么会有这种自私自利的人呢？我不容分说，立刻叫他走路，他却说：
“你不能这样做！是国家派我来的！”
多年没发脾气，这次几乎把我气炸。我亲自去找王总，留他不留我！
王总是政府派到美国去，专修企业管理的，他当然了解这种文化差异。第二句话都不说，把小李连他的“配额”（事先向当局申请的人员编制数），都给了别家公司。
这可是一件大事，不仅因为我违反了他们的制度，而且只是为了这样微不足道的小事！是小事吗？人如果不能见微知着，再大的事都是小事！
为什么社会主义下成长的样品，却连一点社会观念都没有？社会是大家的，大家都必须为大家奉献才是！问题出在哪里了？还是这只是个特例？只是小李个人的私心吗？我仔细地观察，追根究底地分析各种症兆，终于又让我上了一课！
人在甫生之初，本是一张白纸，所以有人说什么样的环境，产生什么样的人格。这话其实只说了一半，而且是最能让人误解的一半。
人初生时确实是张白纸，却有着表面极不光滑的平面，任何力量接触到它，都会留下各种痕迹。这些痕迹有的黑白分明，很容易判断其人格个性。这样的痕迹只是附着在纸面的物质，轻轻一挥即可去掉。了不起改变一下附着物质的特性，或把纸面掀去一层，污纸还是可以变成白纸，至少再要辨识痕迹已很困难。
然而白纸上留下来的，还有一道表面变形的凹痕。如果压力再大一点，甚至在纸的结构中，也可能渗进一些物质。这些痕迹平常看不出来，只有在去掉表面的尘垢，再经过小心的处理后，才会看出那些凹痕中积累的物质，经常多得超乎人的想象。
其实，人对任何事物的认知必然是两极化的，两极化就是对比，没有对比就没有认知！就以各种刺激为例，我们唯一的认知及表达方式，是先用性质或功能分类界定范畴，再以性质与相对条件做比较。
“光影”是种性质，“看”则为眼睛的功能，“看到光影”表示人透过光的传播，得知物体的受光状态。至于看到的光影又如何？不外乎因强弱、明暗产生了对物体的认知；由物体的边沿得到远近、大小、高低、宽窄等空间的认知；再经由视线残影的空时对比，又有了快慢、猛缓等各种复杂而有迹可循的认知。而所谓的强弱、明暗、远近、大小、高低等，都是对比的观念。
人对刺激先有了认知，再与自我的利害建立索引，索引调用经验数据库，以比较当前需求的利害、得失。说穿了，人的心性行为不过是一连串的经验反应，而这些经验的“认知资料”都是以两极的方式，层层组合堆砌而成。
计算机正好是二进制，完全符合已知资料的结构。我在设计仓颉码时，就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把取码与中文字义的结构准备妥当。心中有了成竹，所以随时可以把眼前的现象，一一用作印证的资料。
宇宙中没有“绝对”的观念，任何现象都是相对的，环境如此，人亦然。当人从小到大，耳目渲染的只是“为人民服务”时，便也产生了两极化的结果。兹用二进制的观念，一分为二时可知：有人身体力行，有人等待他人为自己服务。再以二分为四：身体力行者有得、有失，得者当然坚持下去，失者则开始怀疑。等待他人服务者如有所得，自然理所当然地继续接受别人奉献，如有所失，则满心愤懑，认为受到愚弄。
如果以资本主义社会来作对比，前述四分法倒也相去无几，所不同的是得失的分别。得与失之差，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假定为一倍。则在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