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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资本主义社会来作对比，前述四分法倒也相去无几，所不同的是得失的分别。得与失之差，在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假定为一倍。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得失的比例至少要加大十倍！十倍的差别就产生了十倍的能量，十倍的喜怒！
如果没有比较，一倍与十倍有什么差异？就算千倍万倍，其分别也未可知。所以，要谈制度的优劣，如果不让人亲身去体会，那只是政治家的戏法手段罢了。
在资本社会中，大部分的人都深知痛苦为何物，在二分法的理论中，有人怕痛苦而自保，躲进碉堡中，也有人与痛苦对峙，全力抵抗。自保的人若成功了，他会极端吝啬，失败了，便会有所省思，从而协助他人。与痛苦对峙的人如果成功了，必然自大狂妄，若失败了，才知所珍惜，有了机会知道感恩，看他人痛苦知道同情。
前面也说过，宇宙中没有绝对的事物，每个人都混杂了一些他人的际遇。但是在我长时期的观察下，这个模式相当正确。
我发现大陆上年轻孩子们受到太严密的保护，缺乏一种“感激”的心态。任何人对他好都是“应该”的，万一有了一点微小的“不应该”，他们立刻翻脸不认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另外一种心态，反正一切都要靠自己去争取，从来不愿去关心别人。人对他不好，那是理之当然，但是万一有人对他好，物以稀为贵，他怎不感激涕零？
后来，就有一位女性工程师，因为见她表现不错，给她连升三级。想不到有一次我仅仅责备了她一句，她就恶言相向，自动求去。
另外一个极端的例子，是一个美国青年，他在我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突然觉悟，发心上进，几乎抱着殉道者的精神，一直默默地努力奉献。
在美国时，多蒙美国朋友万佩鼎的帮忙，一直无以回报。我到了园区后，特别告诉他我的下落，以便保持联络。不久，他的小儿子万华德决定到中国来做生意，万佩鼎阻止不住，便托我照顾他，顺便开导一番。
我在美国时曾见过他，他不过二十一、二岁，毕业于柏克莱大学。身高约六呎，算得上相当魁梧，金红色的头发，稚气未脱的脸。到深圳来时，他背着一个大旅行包，见到我，把包里往地上一丢，用半生不熟的中文说：
“爸爸一定要我来看看你，有什么事吗？”
“当然有。”
“什么事？”
“说声哈啰！”
他完全是美国青年那副调儿郎当的德性，一边说话，一边摇头晃脑、东张西望。
“啊，哈啰，那我今天住哪里？”
“随你的方便，愿意住我家，当然欢迎。要去旅馆住，我可以帮你叫车子。”美国人最怕拘束，千万不能用中国人那一套，他们会嫌没有自由。
他想了想，选择住在我家。晚上我们继续聊天，他说与朋友合伙，打算做美国汽车的代理生意。我问他：
“你们有多少资金？”
“啊，不多，但是只要能卖掉一部就行了！”
“你认为在卖出第一部之前，你们能撑多久？”
“不知道！一两年吧！但是我可以教英语，生活不成问题！”
“有问题，我认为你真正的目的不是来做生意！”
“咦？你怎么知道？”
“我猜你是好奇，想来了解一下这个古老的国家！”我去巴西时又何尝不是？
“是呀！”他马上有精神了，坐直了身体：“我没有对我爸爸说，他不会同意的。我去过南美洲，前年也曾经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过中文…”他这才打开话匣子。
和所有的外国人一样，他们都认为现在的中国就是他们在书籍中、在传说里描述的中国。这是天大的错误观念，就像我们想见识一个传奇的人物，不幸他已经死去多时，难道见到他的后人、他的遗物就等于见到本人了吗？
今天的中国人与昨天的已经有了极大的区别，只有人性在过去、今天、未来永远不会改变。但有谁来体察人性呢？不论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人还不是都一样？不一样的是受地缘影响的行为，以及因为长时间而累积的传统文化思想。这些在中国大陆人民身上早已湮没无踪，至少在中国人找回民族自尊心之前，那些文化包袱是难见天日的。
“你认为经过了一些地方，就可以了解中国？”
“我会与老百姓一起生活，我想了解中国人。”他总算比一些观光客高明。
“你了解你父亲吗？”
“不！一点都不了解！”
“你不是与父亲生活在一起吗？为什么凭住在一起你就能了解中国人？”
“哦！老实说，我是想写本有关中国的小说，做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很好，你对中国文化了解多少呢？要知道我不是指说普通话。”
“不多，但是我总可以学习吧！”
“谁教你？老百姓？学校？你认为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中国文化？”我必须先把他打醒，否则他不可能知他自己在做什么。
他茫然地摇摇头，睁大了眼睛望着我。我继续说：
“先别谈大道理，就以你已经知道的事物说吧，你会用筷子，总知道为什么中国人吃饭要用筷子吧？”
“筷子与文化有什么关系呢？”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文化呢？唱歌跳舞还是哲学艺术？人在生活中传留下来的风俗习惯统统是文化。但是要了解文化，绝非听听唱歌，看看跳舞就行了。”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用筷子呢？是不是人太多，国家太穷？”
“穷就能发明筷子？有哪个民族不是由穷困开始？再说，用手不更经济吗？”
“筷子能算发明吗？”
“回纹针是发明吧？”
他想了一会，又茫然地望着我，一脸无辜的样子，我说：
“中国人以农立国，传统社会很重视团体的和谐，由于生活安定，很早就有了分工的制度。刀有刀的用途，只有几种人可以使用。为了避免在进餐时用刀，便预先在烹调时切细切碎，在吃的时候只要用简单的工具送进口中就够了。”
“但是用筷子很不卫生。”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文化特性了，卫生与否是主观的成见。比如说，西方人一见到亲戚朋友就接吻，连对方的唾液都肯吃，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说接吻不卫生呢？”
“那是爱情呀！为了爱情，人愿意牺牲的。”
“对了，在中国人的文化观中，个人是团体的一部分，个人必须爱这个团体。如果有缘在一个桌上吃饭，却连彼此筷子上的口水都嫌，还能谈和谐相处吗？”
他恍然大悟，连连点头，说：
“这样说，任何事情都有个原因的啰！”
“是的，要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就必须认识前因后果。”
“可是我能学习吗？”
“我建议你先照你的计划做，如果生意可做也不是件坏事。如果做不成，你不妨回来这里，听听我讲的课。”
“可是我对计算机没有兴趣！”
“大概是你爸爸没有讲清楚，我不是计算机专家，我是研究文化的，计算机不过是我的工具。不幸因为没有中文计算机可用，所以只好自己动手做，如此而已。”
他去北京跑了一趟，不到两个星期又回来了，说：
“你说得不错，现在没有人对中国文化有兴趣，我来跟你学！”
他是我的弟子中，对我的训诲真真正正一丝不苟的执行者。他拒绝了因外国人身份而有的特权，甘愿与其它人一同住在单身宿舍中。他的薪金也与大家一样，大约两百多人民币一个月。更可贵的是他除了香烟钱，剩余的全数捐给伙食团。
人如果不能自我控制，能量就很难发挥，我教学的第一课，就是自我控制。我要求每个人每天做三件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以资练习。此外，我认为不论做什么事，必须有意识地去做，只凭本能和习惯，那和行尸走肉没有分别。
有一次，我见到万华德的香烟只烧了一点，就丢到烟灰缸里，我问他：
“为什么你的香烟没有抽完？”
“因为我发现刚才抽时只是无意识地习惯动作，所以决定不抽。”
他又指着烟灰缸里两排长长短短的香烟头，说：
“这是有意识抽的，那是胡里胡涂抽的。”
园区的宿舍分两种，一为四栋四层的公寓，就在办公室旁边，多为干部所住。另一为统舱式的单身宿舍，高达六层，每间约有二十到三十方公尺。
我住在第一栋公寓的二楼，比起我在台湾的住家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有一点却令我难以忍受，公寓没有装设电铃，或许他们几十年来已习以为常，根本用不着电铃。要找人时，每个人就扯开天生的金嗓子，非喊到四山响应绝不休止。
待人被喊了出来，山歌大赛于焉登场。宛如热带雨林的实况录音，但闻吼猴互吼，鸣禽乱鸣，虽百里犹可闻。有时在东家高西家低之余，又有第三部、第四部和音加入。那种传统“大杂院”的乐风，委实让我这山野俗夫难以领教。
我们工作繁重，中午休息的时间极为宝贵，有好几次我忍无可忍，一声狮吼：
“吵死人啦！”
所幸我练过歌剧，也练过内功，一股丹田之气，往往震得整个园区回音荡漾，久久不歇。由于我的恶名昭彰，碰到大人还算管用。万一是几个初生之犊，那就不管有理无理，非得劳动我的大驾，找到家长不可。
为此，我订下一诫，绝对不许我们部门的员工大呼大喊，要找人，上楼去！
除了我以外，园区还有一霸，就是驾驶同志，据说他们的地位至尊，连总经理也不敢稍有冒犯。刚到园区来，我就领教过一次，那是园区派了一部专车送我回长城公司去。因为粥少僧多，派车不易，一下子就挤上了好几位搭便车的。
车行到城内，有人要下车，司机同志很不情愿，口出恶言。又有人希望能绕点路，司机同志就火大了，车门一开，把那人赶了下去。
我是要回长城的宿舍，司机同志没搞清楚任务，径往长城公司开去，我忙说：
“我要去长城宿舍，请在这里转弯！”
“去你的！我管你要去哪里！”
我也火了：
“那我不坐你的车可以吧！”为此我们自愿下车，足足走了半个钟头。
我们的篮球场就在办公室的旁边，由于空间大，顺理成章地就成了停车场。司机同志们从来不认为有车让人的必要，不看有人没人，开着车就在场中横冲直闯。好几次正在专心打球的人，几乎变成轮下冤魂。
没有人管，我便出面交涉，那些司机同志们其凶无比。有一次居然开车向我撞来，我站着文风不动，把马步一摆，丹田真气贯运全身，心想：“运功千日，用在一时”！且看我的气功到底练得如何？
到底是我的气盛，司机胆怯了，打球的朋友也一拥而上，几乎要痛揍他一顿。
我的凶狠出了名，人人侧目，却也让我增长了不少见识。俗话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如果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的环境，我的观念就不完整，不可能认识到人心的真实。只可惜毛泽东没有看到这些纯洁工人的真面目，所以才会有那些幻想。
我看到园区垃圾遍地，便发起员工“见到就捡”，我在场时自毌庸说明。我不在场时，则只有万华德一个“傻真人”，不论什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