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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教授是从一个电视节目中，听我谈到要把中国文化放到计算机中，他非常有兴趣，想知道我是怎样做的。
我最怕话投了机，我就从“宇宙万象，不过一码”的观念谈起。这时，我已经把中文概念做成了“生机结构的分类”。根据中文产生器的技术，将概念结构视作索引，应用在体用、因果的常识库上，计算机就能理解中文。
常识库我是根据中国文化的观点，将各种事、物整理成为一个索引系统。当计算机接受到中文时，自然而然的，中国人的道德伦理观念就成为计算机的认知！
江教授看了，极力劝说，要我对国内各界发表。江教授是好意，我也同意不能敝帚自珍。但是，以我的经验，除非我将产品完成，是不可能有人会相信的。
记得在一九九一年，有一家公司请我去演讲人工智能。他们请了几位国内专家，有一位姓唐的教授，非常年轻，据说是专攻人工智能的专家。
我发觉会场中敌意甚浓，所以兴味索然，只讲文字概念。我还没有讲完，唐教授就不耐地打断我，提出一个西方人杯葛人工智能的范例，他问：
“你怎么把情感量化？”
“你认为什么是情感呢？”
“我希望你给我答案。”
“好吧，我以中文概念来说明，情从心部，心在左侧，指人心与对象的某种相互状态。因此，我们需要设一个‘状态’缓冲区。在此一状态区中，设有对人、事、时、地、物等的状态值，一为向性，一为量性。向性指正、负，或者称为利、害。量性则为一字符，有两百五十六种数值。”
“感也从心部，但心在底部，是动态的心，指心受到影响。所以，情感就是人心受到前一缓冲区资料的影响。”
“这又怎样量化呢？”他不知是不懂，还是不快。
“那就要看语言的前后文而决定了！如果说是人与某个人的情感，则要调用某个人的资料。如果指人与事的情感，就调用事的资料，资料中有记载各种量化的资料。人若没有记忆，当然就无所感，否则每次交往与做事，都会有计量的标准。”
“那么爱情呢？”
我一时按捺不住，拂袖而去。他虽然是有名的教授，但总该有点头脑才是。情感与爱情不过是量化程度与对象不同而已，这问题是考我，还是套我？
自此以后，我就拒绝与学计算机的专家讨论人工智能。这次在江教授的盛意之下，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偏见太深，既要随缘，谁知道是否缘熟？
同年四月，我当着近百位专家学者，发表了＜概念网络＞一篇论文。结果倒是有一点回响。有一位留美的学人要求我将全部的概念结构公开，我拒绝了。这位学人认为我太自私，我不愿意辩解。如果怕人工智能危害社会，我为什么要发表论文呢？既然发表了，为什么又拒绝公开概念结构呢？
我不讳言，我对人工智能是又怕又爱，我教学生，与人沟通，发现还不如把人工智能做在计算机上来得有效。可是在我目前的条件下，即令有人提供资金、环境，我也知道绝对不能做，做出来就是一场灾难！
这就是人性，人总不能忘情一些虚荣，以我一个自命得道的人，也会像孔雀一样。一碰到机会，那只又笨又大的尾巴就自动张开了，恨不得比大鹏鸟更大！
想不到的是，我这次去台北，收获之大无与伦比。有天晚上，罗鸿进与叶中和兄到旅馆来看我。叶兄拿了一本《野鹤老人占卜全书》，他说：
“这本书很值得一看，我相信对你一定有帮助！”
《易经》我是要研究的，可是占卜？这却不在我的计划中。基于叶兄的一片好意，我不便拒绝，一本又大又厚的书，对我一个惯于双手空空来去的懒人，不能不算是负担。
时报出版社的总经理郝明义也来看我，我们是神交的朋友，缘在我被迫流亡美国时，郝明义到零壹公司采访我，那时我已经走了。他明查暗访，写了一篇＜走在孤独里的计算机怪杰－写在朱邦复远扬异域的1984＞，登在二○○壹年杂志三月一日第四期。
这篇文章写得极具感性，为罕见的佳作。他用辛弃疾的词作为小标题，点出了全文的来龙去脉。他也很能掌握住整个事件的精髓，短短一万多个字，将前因后果运用得恰到好处。我看了这篇报导后，根本没想到主角是我，我只想认识这个能用笔的作者。
只可惜郝明义做了时报出版社的总经理，地位是高了，离笔锋也远了。
我带了一些教学用的《老子》讲义，郝明义见了，问我愿不愿意给他出版？有了书当然方便得多，可惜讲老子不难，要继承老子的精神可就大大的不易了。
老子的《道德经》并非刻意写的，那是当老子看到周室朝纲不济，准备归隐时，路经函谷关，关令尹知其贤，请求留下他的块垒，遂有此顺手天成的《道德经》。
今天郝明义多事，是如知机，不如不言。问题是我经常强调文化，既然有交情在，我又块垒甚多，何不统统交给他去出版？
待我回到都兰，一看《野鹤老人占卜全书》，就像原子弹爆发般，突然把我原来的计划炸得粉碎！
我原来没有打算学占卜，叶兄给我的那本书是手抄本翻印的，王体的蝇头小楷写得十分工整。我很喜欢研究人的行为，在我所知道的人中，只有沉红莲不论写什么，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每一笔都是一个德性！
这本书亦然，一个能如此认真写字的人，而且写的又是王羲之字体，不大可能会去做毫无意义的事。占卜虽然不能说是毫无意义，在我的印象中，却脱不了江湖气息。有这种气息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我的时间不够用，不是必要的事，我没有心情拉搭。
所以，就凭这位文抄公－－临川李绂，我先是欣赏其运笔，最后随笔所之，竟不知不觉被文字的内容吸引住了。
我一看，占卜竟然就是我日思夜想的“掐指一算”的基本原理！由于我对程序写作已经了若指掌，一目扫过，就将该书中的各种陈述分析成为数据结构。我立刻动手写流程，制作数据，不到三天就交给王传宏，叫他写个占卜的程序。
一个星期后，我们就有了计算机拿卦的程序，开始了一段奇妙无比的时空之旅。这就是机缘，若非先对计算机下了功夫，想要把占卜弄通，恐怕至少要十年苦功！
照理说，我的书应该到此戛然而止，还有什么好说的呢？然而人生既是一场戏，戏还没有终场，我能鞠躬下台吗？
我原来自以为是旁观者，所以看得津津有味，看到“大花脸”出场，那副耀武扬威的霸道，我就难按心中的一腔怒火，恨不得饱以老拳。再看到小丑跳梁，捧腹嘻笑之余，总遗憾其愚昧可悲。
现在看到易卜的脚本，我才发觉自己竟然也是个演出者！只是我还没有搞清楚，生旦净末丑，我到底算是哪一门？回想半生，过去的一切历历在目，有哪一段不是照本宣科？演得好坏是一回事，自己不要迷在戏中就好。今后呢？在大幕未落之前，我当然还要继续演下去。
总之，能“掐指一算”，就能知道人生的真相。而所算出来的真相，无不与所掐算的参数有关。说穿了只是感官对“时间”的认知问题，因为人太相信眼睛了，而眼睛“看”不见时间，于是人就丧失了“认识”时间真相的能力。
在西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首先提出时间、空间是不可分割的，故称“四度空时”。时间一度与三度空间是能量变化的四个向量，人类对空间所认定的状态，对时间同样有效。如果我们认为空间是静止的，那么时间也是静止的，反之亦然。
古人曾提出一则辩论的课题，叫“飞矢勿动”，前题是射箭。那是说，当一只箭射出去，在到达目标以前，一定要先经过其全程的一半，而到达这一半之前，又得经过其前一半，如此一半一半地分下去，永无止境，所以那只箭就永远达不到标的。
当然这与事实不符，大家都认为是一种“诡辩”，可是为什么听起来又那么合情合理呢？难道我们以推理方式来思考是不正确的？或者是天下事不尽有理可循？
这种错误的发生，其实是因为把时间与空间分成两个不相干的向量。“飞矢”的定义为箭在一定时间内通过了一定的距离，是时间与空间为一体的明证。上述的辩题仅考虑到空间，可是在真实的人生中，并没有绝对的空间与时间。
如果只看事件的表象，不去深究，一切都只是“莫明其妙”。然而，在理性的前提下，再奇妙的事也都应该有一个合情合理的解答，只看人有没有这种分析和归纳的能力。如果得到一个答案，可以印证到一系列的事件上，这就增进了一分认识。认识多了，归纳出一些规律和模式，举一反三，世事的奇妙尽在料中，那才真是妙不可言！
人还有一个错觉，即看到青山屹立，亘古不变，就以为那代表了静止的空间。其实，山石丛林朝变夕易，只是人没有仔细观察而已。人们又认为时间是恒动的，每一剎那都“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去走了，未来没看到，我们只有现在！
为什么人只能感知到现在呢？是时间在动吗？假定一个有经验且负责的工程师设计了某建筑工程的工作进度表。再假定没有意外发生，工作都能严格按照进度进行。那么，对这个工程师或者看得懂进度表的人而言，他不必去工地，只要看看时间流程表，就知道在什么时间工程会达到什么进度。
工地（可以看做人生）的工作人员随时面对着工作，所见到的永远只是在进行的那个“现在”！如果不能升任为设计工程师，他就必须每天面对工作。他会说：“你看，工程是在时间流动下，一分钟一分钟完成的！”
然而，坐在冷气房的工程师却可以顺手一指墙上挂着的进度表，说：
“一个月后，三楼的钢筋就扎好了！”
所以相对论又说，时空的状态是动还是静，完全要看观察者与被观察者的相对坐标关系而定。再以人与火车为例，动与静是相对的，当我看到火车在动时，是指火车相对于我为动。这时很可能火车没有动，是我动了。也可能是火车动，而我没动。
人生是什么呢？与造物者所设计的工程有什么分别呢？只不过每一个人都是工作者，只看得见具体的建筑。那是指满足于辛辛苦苦的工作，浮沉在人世的喜怒哀乐之间，不思进取的人。但人有理性，能逐代地累积经验，增进灵智，人绝对有可能看到工程的蓝图与进度，了解时间的流程。
在人类文明中，很多的民族都曾在几千年前，观察日月星辰的进度，归纳出了时间流程的历法。以天体之无垠，日月之至大，四时之交替，草木之荣枯都能依循着一定的规律，何况滋生于其间的人类。
人生有两个世界，一是主观的虚幻，一是客观的真实。主观的世界繁复多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利害的抉择后，产生行为。行为现象是客观的，有其适应的环境，有其固定的模式。如果以人的社会行为来观察，人生之所作所为，也无一不有迹象可循。
主观世界是动态的，人只能藉主观认知看到现在。只接受主观人生的人，在其立场上必然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