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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结构来看，人体因物质而存在，所以对物质有需求性。人心因经验而产生，故需要不断的经验刺激。因权势而地位巩固的人，必然争取权势；幸福建立在金钱之上的人，则忘命追求金钱；若建立在感情上，则恣意于情爱；再若建立在思想上，当然人的所作所为，无不以理性为准则。
这种结构需求形成了各种自给自足的本位认知，也就是主观世界。主观世界也属于客观真实，而且客观世界正是无数个主观个体所组成。“自我”是一个主观个体，我的认知不能脱离主观的自我经验，一旦人能把自我的生命与客观整体融合，即可由小我进入大我，体认客观真实的一切。
由小我进入大我，就是“生命的意义”，进一步说，生理生命体提供了心理生命的可能，由于心理的刺激认知，使此生命个体认知到其所遭遇到的，也正是他所应该采取行动的动机。说得简单一点，就是物理上“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等”的定律。
如果把人当作一个物体，环境所产生的作用力，作用在某个人身上，就会有反作用力的产生。而生理及心理上的反作用力唯一的分别，在于生理本来就是一个物体，而心理则具有“时间延迟”的效应，人对经验的记忆正是此效应的佐证。由此可知，生命并不玄秘，人生也有迹可循，问题只在我们能不能抱着客观的态度去体认而已。
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国洛杉矶的中国戏院，看到了“二○○一年”这部令我震撼的电影。当时我对计算机毫无认识，只是隐隐地感觉到假如计算机能思想、能与人沟通，就能在知识的累积上超越人类，那么，为什么不可能将人类淘汰呢？
知识是人类所需要的，她是人类希望所寄，是人类唯一可以依赖的救星。使我们生活得到改善的是她，使我们生命延长的也是她。她使我们建立文明、跨出地球、放眼太空。她是新时代的神只，是我们信奉的真理，她无所不在，无所不包，如果人类还想继续生存下去，能够缺乏她吗？
记得一九七一年，正是太空热的当儿，台视请了一位火箭专家到公司作专访。庄灵和好几位记者正围着他讨论问题，我也过去凑热闹，不知是谁问：
“太空既然是真空的，火箭怎么能推动呢？”
“那是反作用力与作用力相等的缘故。”那专家回答。
“如果我们拍球，球从地上弹起来，这种反作用力是球与地作用而产生。可是在没有物质的太空中，火箭喷出的气流作用在哪里呢？”
“这是很深的理论，要用微分方程来说明。”
“您是专家，难道不能用普通的语言解释吗？”
“还要解释什么？我说过了，是反作用与作用力相等呀！看看物理书就知道了！”
自从那一次，我决定好好学物理，我要了解事物真相，以免被一些专家唬得一楞一楞的。可是谈何容易，年轻该读书的时候不努力，物理化学老考零分！今天年纪一大把了，这些厚厚的天书，从何学起？
一九七三年，当我在巴西四月公司任美工完稿时，刚好负责编辑几本科技杂志。那些书图文并茂，由浅入深，专门介绍一些最基本的观念。正是一望我所希望知道的，我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好不快意！
回台湾后，无意中我又看到一本今日世界出版的《星星、原子、人》，这本书对物理常识说得非常透彻，打开了我深闭的知性之门。
在那几年，我疯狂地看书，举凡物理、天文之类，看得不亦乐乎。而看得越多，越是失望，原来科学界也多的是科盲。科学不是一种方法吗？人学了科学，就应该有科学头脑，至少对事物的观点总是科学的。
结果不然，科学界与艺术界唯心的态度不相上下。从古到今，也不过是少数几个天才发现创造了一些规律。多数的科学家只不过是一些规律的追随者罢了，万一追随错了，他们总有办法反黑为白，照样戴着帽子，做他的科学家不误！
以天文为例，古时人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绕着地球转。今天我们知道这种观念是错的，也不过人云亦云，并不表示我们就真认识“赛先生”了。
有一位天才托勒密先生，他居然能把以地球为中心的天体模型做了出来！而且可以预知太阳系九大行星的运行轨道。他虽然观念错了，那只怪他生不逢时，但他的智能以及实证的精神，仍然值得敬佩。
这样说是有依据的，谁敢保证我们的物理课本是绝对正确的呢？以爱因斯坦之伟大，主宰了二十世纪之科学思维，居然也被量子力学幽了一默！
我曾以为科学家一定头脑清楚，知识正确。最后才发现，所谓的科学只是一种高贵的精神，不断地藉由探索而印证自我的认知。但这种精神仅极少数的科学家才有，绝大部分从事科学工作者，不过学了一点皮毛，就借别人的光照亮自己。
在我第一次接触到宇宙起源论的“霹雳说”时，我立刻想到了基督教的创世纪说。人的思维方式，早在儿童时期就已经为生存的环境所界定。因此，西方人不论走到哪里，想些什么，从小被灌输的创世论早已经根深蒂固，随时就会派上用场。
科学不认上帝，人心却难免有些惋惜，创世纪是多简单而完美的理论啊！把上帝换成能量包，一个科学理论就完成了！只是除了把最终的问题推给能量（就像过去推给上帝一样），给时空找了个原点之外，那一剎的霹雳大爆炸，又能代表什么真相呢？
我很难接受这些拼凑的假说，但是自己的学养太差，想痛下功夫，偏偏时间有限。面对浩瀚如海的各种知识，经常望洋兴叹，恨不得再生为人，好好读书！
一个朋友可怜我，有天借着打麻将，请了一位天文学教授来。我们一边自摸人间的双龙抱，一边闲聊太空的清一色。
“如果有一颗炸弹爆炸了，我们是否能看得出爆炸的中心点？”我问那位教授。
“当然可以，只要顺着爆炸的轨迹，就找得到。”
“如果我们是爆炸的残骸，朝着爆炸的中心望去，应该物质的密度最高吧？”
他正要碰一对东风，听了这句话，很敏感地望望我，说：
“你是不是在谈霹雳说？”
“是的。”没想到很快就被他识破了。
“打牌吧！这些问题不是一般人能懂的！”
“可是作为一种科学知识，我们也应该能学习。”
“那么你总该知道爱因斯坦的曲率空间吧！”
“大概懂得一点。”
“因为空间弯曲的结果，所以看不到爆炸中心。”
“空间弯曲，光线的路径也必然弯曲，怎么会看不到呢？”
“你总看过气球吧？气球表面的花纹会随着放大而远离。”
“不错，各点的距离是加大了，但并不表示爆炸中心找不到。”
“你总知道霹雳说有三大证据吧？”他发觉我非常讨厌。
“我只知道有三大理论！”我觉得他太武断了，所以顶了他一句。
“一个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他的东风一直没有碰成，由于我那个朋友也有兴趣，大家心照不宣，都在等他解释：“爱因斯坦认为时间应该有一个原点，也就是说时间有始终，大爆炸正是这个原点。”
“可是狭义相对论却认为时间与空间都是相对的，这样两者矛盾！”
“科学界都知道，在理论上是后面修正前面的，爱因斯坦作了修正，可以吧？”我怕他恼火，只好噤口不言。他停了一会，又说：“其次是红位移证明了宇宙在膨胀，既然宇宙在膨胀，最初必然有一个原点。最有力的证据是宇宙中３ｋ黑体幅射，只有大爆炸能给这种现象提供完美的回答。”
“都卜勒效应原来指的是声波吧？”我满腔的疑团，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就算得罪朋友，也要问个一清二楚。
“声与光同属于电磁波，所以都卜勒效应相同。”他有点不耐烦了。
“远处打雷，为什么近处声音很低沉呢？”
“这是普通常识，雷声中频率高的音波，被空气中的物质吸收了，频率低的部分可以绕射，所以传播得较远。”
“那么，光波也应该一样，太空中有很多微尘。远处的星光距离远，碰到微尘的机会大，高频光波容易被反射，是不是也会造成红位移呢？”
他一时楞住了，本能地说：
“就算有，也不能推翻都卜勒效应呀！”
“我并不是要推翻都卜勒效应，只是认为也有其它可能的解释。”
“这是物理学的问题，与天文无关。”他倒下一对西风，说：“我要碰。”
大家都禁不住笑了，说：“西风别打，天文学家在做四喜！”
（注：中国时报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四日第四十八版报导，在太空中之哈伯望远镜，利用室女星系团 M100 星系中之二十颗造父变星，以测量宇宙的年龄，如果大爆炸的理论正确，则应发生在一百二十亿年前。但是，天文学家已知银河系中有些星球约有一百六十亿年生命，竟比大爆炸为早！）
我开始对科技产生了反感，但是，这是时代的必然趋势，我又能够怎样？在一九七六年，我写了一本《层次论》，开始了对人与技术的思量。
《层次论》之主旨在阐明，人所处之宇宙，是无数复杂的系统之总合，人生存其中，只要习惯后遵循其规律即可。但是要想了解或认知各系统之真相，则必须利用系统的手段，根据设定的立场，分类分层，由最基本的结构，衍生组合到最繁复的表象。准此，当知各种现象皆有其必然的因果，且唯有在整体的系统之下，才能达到目的。
假设我们要在能量立场去了解宇宙，如果采用层次论，必须将宇宙万象，根据所要研讨的主题把宇宙能量结构性质，分成很多层次。每一个层次都有其必然的能量结构形式，然后在能量作用下，由量变到质变，由一个层次产生另一个层次。
（注：1995年六月十日，在本文完成后正待付印，朱高正邀我与大陆学者董光璧先生见面，闲谈中董建议我看《混沌》一书。此书在我的书架上尘封已久，看后感想甚多，正为我下面理论之佐证，所不同者，我已有答案，西方却正混沌一片。本拟略作解说，但恐穿插文间有碍原意，是以谨志于此。）
在观念上，我先假定了人所能理解的极限，并将每一种理解的对象，均视为一种系统加以分析。此系统理论的基础如下：宇宙恒为两种系统－－“整体”与“个体”互动所产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在能量的立场可称为能量变化。整体对个体具有收敛性，称做压力；个体则具有反收敛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称为个性。
如果要了解各种现象，基于整体与个体互动的影响，遂产生了很多不同的系统组合，如果不从各个系统下手，则其中关系极难鉴定，概念亦难免模糊。这种系统观我称之为“层次”，是将任何一种待了解的现象，根据其系统发展之规律，划分为许多不同的层次。每一层次皆为相同的“个体”，在整个系统的压力下，产生系列的变化。
在同一层次中，每一个体有其“个性”，亦必遵从其必然的规律。个体若产生数量的变化，则为量变，待数量累积到某一极限，导致“个性”的改变时，遂有了“质变”，质变则形成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