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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时，就经常引用这句话，专门与“信主”的人玩观念游戏。他们千篇一律，一口咬定这是信与不信的问题。我则坚称人要有独立思维的能力，不经过思维判断，任何信念都是“迷信”！
有一次，我与一位高年级的学长李铁生讨论，他因为身体不好，受不了功课的压力，由台大物理系转学过来。我们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我在他那里学到了不少道理。那次我们的主题是“信”，他说：
“信要有一种基础，不论是什么基础，都可以让人信。”
“我不同意，连谎话也可以作为基础吗？”
“当然，你刚才问我的那些物理定律，你怎么知道不是谎话？”
“是你的谎话，或是别人的谎话？”
“那有什么分别呢？”
“当然有，权威者的谎话就是真理！”
“你来向我讨教，难道不是把我当权威看吗？”
我语塞了，是的，我凭什么来分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然而物理是讲求证据的呀！难道证据也是谎言吗？我停了一会，继续问：
“如果权威者说了谎话，他的权威就破产了。为了方便，在社会上每个人都有他的信用，这就是信。”
“完全正确。”
“那么？”
“那么当一个权威者说了谎话，在你还没有印证之前，你是信还是不信？”
我又被他将了一军！当然我会相信，那不正是他的意思吗？事实上，我们很少去求证无时无刻、不断吸收的讯息。而不论这些讯息的真假，只要我信了，都将成为“我”的一部分！
多可悲啊！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事，究竟有多少是真呢？不知道！又有多少是假的呢？同样不知道！那么我们知道些什么呢？每个人随时随地都想表现一下自己的博学广闻，不管对某一件事物知道多少，都要发表一些意见。
有一个计算机界朋友的父亲病重，一大堆高级知识分子群聚一堂，讨论善后事宜：
“我建议火化，比较符合环保。”
“我不赞成，我见过火化的过程，人烧得坐了起来！”
“啊！”女仕们吓得缩成一团。
“人死了哪里有感觉？”
“又不是你死，你怎么知道？”
“不必讨论了，我反对火化。”儿子表示意见了，他人只好休战。
“寿材该用楠木，贵一点，但是可以用很久。”
“不，樟木可以防虫，台湾是热带，虫多。”
“寿衣呢？穿长袍马褂，还是西装？”
“当然是长袍马褂，中国人嘛！”
“现在有哪个中国人还穿那个？老伯到阴间去了，怕连换洗都不容易！”
“衣服无所谓，鞋子才重要！”
“鞋子有什么重要？”
“一般人都穿布鞋，其实，据风水专家说，布鞋发不起来。”
“我不相信，难道只有穿皮鞋才能发？”
“当然呀！不然为什么中国人过去落后，现在比美国人还有钱？”
“那也说不通呀！难道现在美国人改穿布鞋了？”
“你别笑，我这是听一位权威的风水专家说的！”
“什么鞋子不打紧，鞋底一定要衬一张白纸才是真的！”
“衬一张白纸？做什么？”
“老伯回来时，脚下才不会发出声音！”
如此这般，这些高科技的知识分子，决定了土葬，用樟木，穿西装皮鞋，而且鞋底垫了一张喷墨打印机用的白纸，因为根据实验，垫了这种纸，走路时声音最轻！
如果读者认为我描述得太夸张，不妨想想天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事，谁没有听过哪些菜吃了可以防癌，哪些吃了却能致癌。他人的言论有时我们未必同意，可是同意与否是一回事，这些讯息已经进入我们的经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当人天天受到某一类讯息的不断轰炸，时间久了，不是疲累了不能再争，就是习惯了，自然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年事较长者，去大陆时，一定曾经在无意中，“共匪”两个字脱口而出。说这两个字的人，不见得憎之如匪，这只是一个习惯概念，一开口就流了出来。
有什么概念不是日积月累形成的呢？我们的信与不信，有哪一件不是在环境的影响之下？这不正说明了想控制别人思想行为的人，无一不想主控环境，把他们的意见变成环境的一部分。然后，人人都说着与他同样的话语，美其名为“人民作主”！
仔细想想，人有多少自由？又有多少思维？自由只是在环境授权下的极限，有谁能想到他所无法想到的事物？环境给人什么讯息，人就只能想到什么！当第一次革命者说：
“人生而有人权！”人人耻之笑之，认为此人神智不清。
当环境改变了，权威者说：
“人生而有人权！”
同样一句话，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不久，人人都说：
“人生而有人权！”
这就是自由思维，至于什么叫人权？因为环境没有提供这些讯息，就不会有人去想它！所谓的“人有想与不想”的自由，正确地说法应是人有高呼“人生而有人权”，与不高呼“人生而有人权”这两种自由。
但是，如果有人说：
“人生而没有人权！”
自由的捍卫者马上出动了，人人起而攻之！真有“自由思维”的人应该想一想了，这能算自由吗？人有权选择高呼人权的自由，也有不高呼人权的自由，甚至于有被攻击的自由，但却没有否定“人生而有人权”的自由！
在理智层次中，信念力的积累是量变，信念力改变成能量，则为质变。量变的结果，信念力决定了思维。理智行为是个体突破小我极限，向大我融合的过程。人的理智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而来，由量变到质变，最后回归宇宙的本体。
禅宗是中土的易理、老庄思想与佛教传入的最高乘境界，三者相结合的结果，宗教必须带着一些神秘的色彩，否则不能吸引一般的信徒。而禅宗的大德们已经透彻地了解了真如，与释迦牟尼佛、老子、庄子一样，都已到达了宇宙无你无我的无际本体。
当后学怀着虔敬的诚心，问禅师：
“什么是佛？”
怎样的回答才是最理想的回答呢？
“是宇宙本体。”后学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是宇宙？
“是人生真实。”后学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是人生？
“是生命象征。”后学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什么是生命？
能再问下去算是不错了，相信多数人听了，会“啊”的一声，了不起再加上：
“那又怎样？”
要说不怎样！行吗？否则还能怎样？
万一有一个人听了，高兴地欢呼：
“啊，多了不起啊！我回到宇宙本体了！”
这不是正宗的神经病吗？
这就难怪禅师们挖空心思，说：
“狗屎是佛！”
再不然拿起棒子就打！多么惹厌的家伙！叫老衲如何回答！
能有人发心起愿求证真如，在滔滔人海之中，已大是不易。宗教是追求的第一步，果真走入宗教之门，也很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步。已经到了坦途，回望来处，要后学能继续追求而又不至于停留中途，委实首尾两难。
不能道破，原因之一在于禅师们概以直观经验体认到宇宙真实，当时知识并不发达，对概念与现实的关系尚不了解。唯有不藉文字语言，而用直观法。然而所认知的却又是绝对的理性，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法门，才能让人洞悉人生与宇宙的真相呢？
原因之二，禅不是知识，知识人人可得，人人可用，得之用之不过为了生存。如果从禅的认知又回到知识界，何不饱读各种知识罢了！所谓的知识不过是世人对事物表象一些肤浅的认知，说来头头是道，却与真相背道相驰。
原因之三，禅不是宗教，宗教是人失望于知识之际，企图在另一种体验中，追求人生真实。这种体验对宗教来说，是对某一超越的能力寄以信念，人心由此获得平安。获得平安并不代表已经认清楚了所获得的平安，其真实究竟是什么。
原因之四，人对人生之追求是基于未知，未知是一种神秘的现象。在追求不力、实际真相未得之前，一旦神秘性消失了，人的好奇心也将随之而去。已得知真实的大德，都不敢轻易地打破这种神秘情结。事实上，若要追求，真理也是永无止境，即令在理性的认知下，仍然有重重帏幕悬挂眼前。保持着神秘，不断地追求，懂得越多，走得越远。走到哪儿，就会有那儿的认知，又有什么好说的？
说穿了，宇宙就是生命的本源，也是一种生命形式。宇宙的变化不停，对变化其中的我们而言，变化就是能量，能量也具有生命。在层次论的立场，宇宙可以一层一层地展开，分开了是万事万物，不断地继续变化；合起来看，所有的万事万物、你我众生还是一个整体。妙的是只有人能看到这一点，只因为人是跨越所有层次结构的综合体，“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但得用思维而不是用眼睛去看！
人间在地缘、时间、认知、损耗等因素下，利益分配必然有多寡之别。利益既得者就是“权威”，经常也是利益的支配者。如果以利益做为客观的社会价值标准，同一社会的人对“权威”的信念，也就是对“利益获得”的妥协。妥协后，团体、社会利益的维持成了常态，个体的身心也得到了保护。
幸而并非人人都有思维能力，大多数人也都愿意相信他人，权威也经常能扮演成功的保护者。只是，如果此权威者也是人，也有人的需求、习惯、欲望，就难免受到他人的质疑或挑战。
比如当人向权威提出请求时，权威者未必有意愿或能力使之如愿。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人的妥协到了极限，对此权威的信念也就开始幻灭。要能永保信念的维系，唯一的条件是权威者必须保证“利益”的交换。
利益的交换只有两种形式，一是肉体需要的物质，一是精神需要的慰藉。一般说来，前者因为可以计量，比较容易达成，至少很容易判断是否达成。后者却无从由外表得知，甚至对一个不具备自由思维能力的人，很可能连自己的精神需求是什么，都说不上来。
社会需要权威，此权威的能量必须极大，越大越好。如果大到不可能天天接触到，则人提出个人需求的机会就小些，失望的可能性也相对的减小。同时又要大得具有绝对稳定的能量，不至于被随时发生的挑战所推翻。
部落、社会、国家都具有这种功能，而且都不断向更大的能量发展。把这种权威的时空范围再扩大，变成了一个没有生死，不具实体的观念，并且符合前述的需求，此即一般人所称之“神”。人对神有信念，表示人知道神在身边，但是不可目睹。人对神的要求不受拘限，至于应验与否，端视个人的主观信念而定。
如果人有绝对的信念，便会认定“得”是神的恩赐，“不得”也是神的意旨。但若人不具绝对的信念，则得固然是神恩，不得便成为一种考验。这时，人若放弃信念便一无所据，不如再等待下一个机会，有个希望总比空无所有要好些。
那么得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应该是对寂寞人心的慰藉。人心是一个禁锢在肉体之中的俘虏，只能透过感官与外界沟通，偏偏人的概念有限，每个人又都忙于表达自己，无暇接受他人。神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