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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娱乐项目有限，因此这种节目还相当受欢迎，我们跑遍了台湾各地，最远还到过澎湖。每场演出后，总会有些宵夜费，大伙便到当地最负盛名的夜市大快朵颐。真是吃喝玩乐样样俱全，叫人乐不思蜀，忘了自己是在服兵役。
我第一次遇到装甲部队的大家长蒋纬国将军，是在一个重要的宴会上，主客好象是位中东国王。师部命令我们全体乐师换上新装，擦亮乐器，在席间娱宾助兴。
宴会那天早上，蒋将军突然指定要演奏国乐，一道命令下来，队上可全慌了手脚。名义上我们有国乐队，但平时根本没有练习过，每次有需要时，总是向别的康乐队借调。
现在火烧眉头，队长、副队长都出动了，一直忙到中午。不幸这几天国乐队特别抢手，不论是军中或是民间，哪里都借不到人。
队长急得冒汗，我们队上只有一把二胡和一支竹笛，这算得上什么国乐队？可是又有谁会相信，堂堂一国的装甲大军，竟连个国乐队都凑不出来。
有关我们大家长的神话，我是听得多了，他是先总统的次子，早年留学德国军校。回国后协助建立了我国第一支装甲部队，现为本军司令。他本人长相非常帅气，对部队的军容仪表也很重视。传说当他集合训话时，若发现队形不整齐，他便会在前带队，穿著笔挺的军装，跨着整齐的步伐，率领全体官兵绕场跑上三圈。
他体力很好，可是却苦了一些养尊处优的师长和幕僚们，上气不接下气，全身虚脱，以致谈跑色变。不止如此，他要求全军都有高水平的知识，要对思想及国家有正确的认识。当然，这种要求完全合情合理，事实上却另有苦衷，以致妙事丛生。
当时台湾的“充员兵”七成以上是农家子弟，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多，大半只会说闽南话。而教育程度较高，会说国语的，早优先被空军、海军及宪兵挑走了，分到装甲部队来的不及三成。我们平时辨识他们的语言能力，就看各人左胸上别的色带，记得是绿色者会说国语，黄色是半懂不懂的，红色则一概“免讲”。
每次上“青泉岗”大礼堂开周会，就是各部队提心吊胆的日子。因为将军在作了精神讲话以后，总要问问士兵们刚才所讲的是什么。可是能懂国语的不多，把全部绿带子的兵士集中起来，也装不满半个礼堂。有些部队甚至以军官“化装”，混在不会说国语的充员兵中，企图鱼目混珠。
最管用的妙策，还是“考前猜题”，一种升学竞争下的副产品。根据统计，将军所问的题目，常是简单如：“我们的领袖是谁”？“我们奉行的主义是什么”？等等。因此，在周会前，根据当天将军的演讲题目，一些军师们便研判情况，列出一张问答，人人恶补，背背“标准答案”，多半可以过关。
听说有次没能混成功，出了大洋相。将军在盛怒之下，师、团、营、连、排长统统记过处分。那是在将军刚讲了一个国际现势的题目后，随手指了一位充员兵，问道：
“我们的敌人是谁？”
那位充员兵按照“标准答案”，用颇不顺口的国语大声说：
“伟大的蒋总统！”
所以这次将军指定要用国乐，可急煞了上上下下，弄个不好，人人记过。我担心的倒不是记过，只怕将军一火之下，带着我们乐队的男男女女，手抱乐器，身着戏装，绕青泉岗跑上几圈，不知那位国王阁下作何想法？
队长满头大汗，急召大家开会，征求良策。
我们副队长一向足智多谋，这时也愁眉苦脸地说：
“总司令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水准，怎么突然在这个节骨眼上，出这个难题呢？”
队长看看手表，说：
“还有整整六个小时，大家快想办法。”
“队上能凑得出的乐器，计胡琴一把，二胡一把，竹笛一支，洞箫一支，木鱼一个，木响铃一付。能上场的只有二胡和竹笛两员，木响铃本人可以烂竽充数。本军国乐团剧务报告完毕。”说话的是乐队的剧务，平常专说相声。
“我可以吹洞箫。”吹沙克斯管的老陈自告奋勇。
“那只差胡琴和木鱼了。”队长松了口气。
“那可差得远呢，木鱼是西乐的鼓，胡琴就是小提琴，没主奏乐器，还奏什么？”剧务说的是地道京片子，一点不错，队长也不是外行，他急得站了起来。
讨论了半天，不外如何去找人手，而这么重要的宴会，为了安全理由，又不能随便找来。队长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看表，时间飞逝，谁都没了主意。
我本来不想管闲事，事实上也管不上，但是出点主意说不定有帮助。我曾经玩过小提琴，拉来有如杀鸡杀鸭，但充充场面总还可以，我就说：
“其实只要有主奏乐器也可以充数，我建议把胡琴让给拉二胡的老王，再用打鼓的阿黄来敲木鱼……”
“不干！不干！”老王喊着。
“不行！不行！”阿黄叫着。
队长却高兴得跳了起来：
“好主意，到底是喝过墨水的，就这么办！只是，还得找一个能拉二胡的才行。”
我说：
“只要老王能对付，我拉过小提琴，虽然不好，至少还可以充充场面。”
于是国乐队匆匆成立了，就着我们都会的几首流行歌曲，拚命苦练。老王只是不肯自找麻烦，他拉胡琴的功力和拉二胡差不多，我也能勉强凑和，尤其是会讨巧，只拉第二部。苦的是阿黄，鼓还能打，可是把木鱼当鼓敲，响是够响了，但听来听去，都像是鸡蛋炒肉丝－－没有鱼味！
时候到了，青泉岗上的“官兵俱乐部”前车马云集，参谋总长、总司令一个个肩上星星闪闪发光的国军将领，以及身着各种罕见礼服的外宾，纷纷就坐。我们国乐队也悄悄的奏起了如泣如诉的“管音弦音”，好在席上杯觥交错，欢笑之声压倒了我们的噪音。大家深信，这一劫算是逃过了。
我注意到在座有一位很潇洒的中年将军，常常对我们漫不经心似地投以一瞥，又继续说笑。我悄悄问老陈：
“我们司令是哪一位？”
“就是常常看我们的那一位。”他也注意到了。
“我看情形不妙。”
“天塌下来也不会落在你我头上，怕什么？”
晚宴完毕，撤去残席，再将座位一字排开，成了舞台形式。我心想，这下完了。
我们准备的几首曲子已经重复到第二轮回，再下去就是第三回合了。前面宾主刚一坐定，我们的司令蒋将军就越众而出，做手势止住了我们的演奏，然后面对贵宾说：
“陛下、各位贵宾、各位长官，末下代表本军全体官兵，向大家致以至高无上之敬意”。说完行了一个隆重的军礼，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将军又说：“现在，本军捷豹康乐队将以敝国独特之国乐，谒诚款待佳宾”。场下又是一阵掌声。
队长忙叫我们演奏“晚霞”，那是我们最熟悉的一首。老王暗念一、二、三、四，大家小小心心，跟着胡琴演奏起来。
演奏到一半，将军站了起来，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人人紧张，个个手软脚酥，音乐声渐渐停顿了。将军回身向贵宾说：
“很抱歉，时代进步了，本军的乐队只会演奏时下流行的歌曲。而且本着装甲兵的精神，都成了进行曲，还是末下来献丑吧”！说着他把阿黄手中的木鱼接过来，对我们说：“速度要慢一点，跟着我，来！一、二、三！”
的确不凡，木鱼“点”在后半拍上，“伦巴”的节奏便油然而生。大家在慌乱中一一跟上，不一会，那种“圆、俏”的味道，就在木鱼的点滴声中流露出来，韵味盎然。
一曲既了，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又表演了几支曲子，将军像是在指挥部队一般，不时说胡琴声太大了，二胡和声太小了，或是笛子走了拍子。果然，一点点小小的变化，就赋与了原来如“鸡喊狗叫”的“杂声”一些音乐的生命，变得悦耳起来。自我到队上迄今，这还是第一次有个教练，剎时就把乐队调教得有板有眼。如果把他调到乐队来岂不更好？说不定可以环球演奏哩，我不禁大作白日梦。
没有人被记过，也没有怀抱乐器、身着戏服跑操场的盛况。但是将军交待下来，说我们水准太差，有失本军的声望。
在康乐队期间，还有一件事深深铭记在我心中，一刻也不能忘怀。这件事说明了人的意志力远胜于一时的勇猛，只要不屈不挠，熬到最后，胜利终将到来。
我们的副队长是本军有名的狠人，他身材极为硕壮，蛮力惊人，谁都怕他三分。
一天，有个绰号“南天王”的小个子，被遣送到队上来，据说还是个危险人物，特别指定交由副队长看管。
南天王一到队上，就和副队长卯上了，一言不合，两个人上后山打了一架。打完后，副队长先回来，若无事然。过了很久，才见南天王满面青肿，身上血迹斑斑地出现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倒上床就睡。我们以为事情已经摆平了，谁也没放在心上。
第二天一起床，南天王就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眉毛一抬，说：
“昨天没有教训够？”
“走着瞧吧！除非你我之间，有哪个先死，否则！哼！我们没完没了！”我们听了，都感到一股凉意。
副队长哼了一声，一副不屑的样子，两个人又走了。
过了大半天，副队长满身是血，先回来了，面上带着得意的笑容。南天王则到中午时刻才回来，已经不成人形。和昨天一样，爬上床倒头就睡。
第三天，南天王挣扎着爬起来，又对副队长说：
“走！”
副队长楞了一下，说：
“你真不怕死？”
“怕死？有种你杀了我，否则，我会把你宰掉！”
这样一连过了几天，南天王眼睛都快瞎了，脚也跛了。一只手用袖子兜着，沙哑着嗓门，凄厉地嚎声，还是喊着：
“走！”
副队长早已是强弩之末，他半夜常爬起来偷偷地查看南天王的伤势，他再狠，打死了人自己也得陪上一条命。我们谁都不敢劝，上节目时大家也心事重重，再打下去，悲剧眼看就要发生。
副队长瞪着南天王，南天王则露出魔鬼般的狞笑，彷佛是地狱的烈火在他心底燃烧。他脸上的血块有如火山的熔石，黜黑的裂痕下面被覆着鲜红的嫩肉，只要手指轻轻一戳，热血立将狂喷而出。
女同事们躲在门后，又好奇又害怕地捂着脸偷看，大家屏息凝望，四周一片岑寂。
副队长是个聪明人，他一再思量，知道这样下去，必是两败俱伤的局面，拳头虽狠，却打不倒坚强的意志。最后他终于屈服了，当着全军各地的“龙头”，向南天王道了歉，隆重的宴开十数席，才化干戈为玉帛。
康乐队不属于军中的正规编制，就像各种球队一样，完全看部队指挥官的喜好而定。要把康乐队办好，经费必须充裕。因此，我们除了每周两、三次的例行劳军演出外，还争取在各种场合公开表演。
我们总共只有两套节目，别的康乐队也和我们差不多，唱几支歌，来点相声、耍宝，再加上杂技、魔术，一个多小时就打发掉了。好在跑的码头多，由北到南，加上外岛，同一个点一年才轮一次，到时谁也不记得上次是什么节目了。
有一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