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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相长，这句话的确言之不虚，我从头把课本研究透彻，才发现自己有很多地方其实是一知半解。为了增加学生的兴趣，我又准备了很多引人入胜的题材，满以为凭这些就可以调教出一些出类拔萃的人材来。
班上有一半以上是山地学生，我原先还怕他们水准太差。但根据学校发的导师手册，以往的成绩记录，全班平均分数竟高达八十五分！而我身为他们的导师，一辈子都不曾梦想过有这种成绩。
战战兢兢地上了一天的课，自我检讨后我认为应该教得很不错了。同学们仔细地聆听，一动都不动，从上课到下课，身体坐得挺直。每当我问他们：“懂不懂”？他们都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懂！”
第二天，我也还满意，只是感觉到缺了些什么。我曾挖空心思的说了些笑话，而在那些如同木雕泥塑的优秀学生脸上，却看不到一丝反应。是不是我失去了幽默感？再不然是此地民风朴实，大家接受不了？因为不仅是我那一班，班班如此，每一个人都睁大了眼睛，一副聚精会神的模样，分明是努力认真地在听课。
第三天，我决定试探一下学生的反应，那是堂代数课，我找了几个学生到黑板前解几个方程式。他们很听话，每个人规规矩矩地走上讲台，拿起粉笔，然后就呆呆地冻结在时空之窗里。我等了很久，没一个人动笔写一个字！换了一批又一批，一个个乖乖地走上去，又一个个乖乖地走下来，也没有一个人表示他不会！
我好象坠入了一场奇异的梦境，是真？是幻？为什么平均八十五分的优秀学生，没有一个人能解这个刚刚教完的方程式？如果说我的教法不对，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出意见？更令我不解的是，为什么这些学生就像机器人一般，乖乖地走上走下，连一句：“我不会做”都不肯说？是不是我神智不清，扭曲了眼前的景象？
我一直提醒自己，冷静一点，先认清事实再说。到班上最后一位学生离开了讲台后，我才耐着性子，向大家问道：
“我讲的课你们懂不懂？”
大家又是异口同声：
“懂！”
“既然懂，为什么没有人会做呢？”
没有人回答，一个个瞪着我，好象觉得我这人很奇怪。我便把班长叫起来，要他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以前的老师要我们这样说。”
“可是你们真的懂吗？”
“不懂。”
“不懂为什么不问呢？”
他不说话了，为了要弄清楚他们到底哪里不懂，我开始把那个方程式一一分解，每提一段，便叫不懂的同学举起手来，结果是到我解完时，全班学生的手都高高的举着！
问题在哪里呢？问他们就像在对石头说话，我便由最简单的公式讲起，没有人懂！一直讲到最后，才发现他们连基本定义都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呢？初中二年级了，连这些定义都还不懂，要我怎么教？
无可奈何，我由假设的命题讲起，再问，他们仍然不懂。我火大了，再把班长叫起来，强忍着性子说：
“请求你好心告诉我，从哪一句话，或是什么地方开始，让你不懂的。”
他想了半天，嚅嚅地说：
“老师写的我不知道是什么。”
黑板上只写了几个英文字母及数学符号，我心中一惊，想到一个最不可能的可能：
“这是英文呀，难道你们连英文字母都不会？”
“不会。”他肯定地说。
天哪！这是什么中学？为了求证，我又问大家：
“认得这些英文的请举手。”果然，没有一个人举手。
“认得这些数学符号的请举手。”也没有人举手，我再说：“不认得这些数学符号的请举手。”全班都举了手。
连加减号都不认得！那么九九表呢？班上会的不到两成，数目字呢？居然认识的也不过五成！
下课后，我直接去找校长，他也曾是父亲的部属，我开口就说：
“成校长，我教不下去了。”
“不要急，是不是学生水准很差？”
“不是很差，根本他们连小学都不应该毕业。校长知不知道，初中二年级了，他们连数目字都不认得？”
成校长叹了一口气，说：
“我当然知道，可是没有办法呀，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山地人。政府为了辅导他们读书就业，特别派人到山地去，请求他们来读书。一切都算公费，他们还是不肯来，因为他们从小就得做工、打猎，家里少一个人，就少一份收入。最后还是把公费挪些给他们贴补家用，才把学生请来的。”
“那么他们来了，就该好好教呀！您不妨看看成绩单，平均分数八十五分，上课只会讲一个‘懂’字，这又能学到什么呢？”
“这也有不得已的苦衷，政府规定，如果成绩不好，就要送他们回去，所以只得分配分数。至于教，那是你们做老师的责任了。”
“不错，教他们是我的责任，但是教小学生有另外一套方法，我不知道从何下手。再说他们真不愿读书，也该尊重他们的志愿呀，这种办法不见得真对他们有帮助。”
“我看你还是委屈一下，这里环境不错，你就读自己的书吧，别的老师不是教得很愉快吗？年轻人，还是忍耐忍耐的好。”
校长说的一点也不错，我们学校在花莲市郊的一个山坡上，环境幽美，青草遍野，绿树成荫。除了令人心畅的和风，就是轻灵悦耳的鸟语。当时台湾到处在加速开发，难得看到这种尚保持着纯真的处女地。同事也纷纷劝我，这样的生活多么自在，如果学生程度高，老师可就不好当了。
有的老师在此养老，年纪轻的则勤读英文，准备留美。我无所事事，又闲不住，就自愿担起学校的篮球教练。本来球队济济无名，没人管也没人教，校长为了安抚我，就如此这般决定下来。
由于山地学生体力充沛，我便专教他们快攻。每次后场一发球，己方球员就分两组，一组在中场接应，一组直奔底线，一有机会就吊传篮底。这一招非常有效，不论对手多强，我们每次得分都不会超过十秒钟。教了不到两个月，就一再打败花莲各个强队，甚至于“灌”了当地社会组冠军二十来分。
球队出名了，体育老师就眼红了，校长被他吵得无可奈何。好说歹说，最后解除了我的教练权，而球队的快攻也失灵了，又恢复了原来不生不死的状态。
那时正值我精力旺盛、青春难捺的年岁，对异性的需求非常强烈。但因为没有机会，时常挣扎在自己生理压力下，心神难安。有位光棍教员，为了找人作伴，死拉活拉地带我去了一次“绿灯户”，那是政府核准的卖春场所。
平心而论，我很想体验一下日思夜想的性生活，因为除了梦遗外，我没有任何性的经验。尤其是与小妹在一起“厮磨”的刺激，曾令我血脉贲张，心痒难熬。可是我不敢逾越她的防线，每次都在灵肉之间奋力挣扎，苦不堪言。
更糟糕的是我太重视心灵的感受，即使在幻想中，我也有特定的对象以及特殊的气氛。不要说是妓女，连一般女孩能让我看中的也不多。
在长时期的蕴酿中，正因为珍视这种强烈的感受，我认为与特定的异性，应该有种相互投入、心神交汇的共感，这种私密性只能属于两个人，不能与第三者分享。因此，我要将这第一次的机会保留下来，直到有了适当的对象，再作纯洁无疵的奉献。
那位同事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性和吃饭一样，只是一种生理需要，我把性看得太神圣，根本不切实际。这种说法本不值一辩，各人有各人所重视的观念，我不反对他去吃另一种饭，他也不可能说服我随便找个女人就可以上床。
但我有个很大的弱点，就是经常强调要体验人生，追求真理。于是他批评我，说我自命纯洁，如果不去体验性事，怎能了解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呢？
这话说得有理，令我哑口无言，我所重视的是“自己的感受”，本就与他人无关。如果只为了表示自己的道德观，只为了忠实于未来的妻子，那么就应该放弃自己追求的目标，做一个正正常常的人算了。
我随他到了一个相当有规模的场所，几十个浓妆艳抹的女人坐在一旁，他一一地叫过来，我却一个也看不上眼。最后他不管我愿不愿意，把我和一个“小女孩”推进一个小房间里。那个女孩一进去，便脱光衣服，就地一躺。
人生的第一遭，总难免充满了憧憬，心理上怀着既神秘又兴奋的感受，满以为“飘飘欲仙”的时机即将到来。至不济，我还可以用幻想铺成锦绣大地，眼前是一尊如玉似脂的雕像，任我把柔情化为甘露。
诗中不是有吗？“云雨巫山枉断肠”，那云端的飘渺，雨中的清新，人生的巅峰！即令那只是诗，诗人总不会刻意欺骗吧？
然而在那一剎，我闻到的，是一股冲鼻的霉湿、骚膻的气息。我看到的，却是一片污秽不堪的地板，一个姿态非常不雅的“肉团”，成大字形地摊在面前。我惊讶得楞住了，我在做什么？难道就是这样“枉断肠”？
她不耐烦地催我过去，叫我“快一点”！为什么要快一点？这不是一种享受吗？显然不是的，至少她并没有把这当作享受，我怎会傻得来到这里呢？
幻想破灭了，我想逃出去，可是又充满好奇。我不应该把幻想与现实混为一谈，可能这才是人生的真实，只不过为了遮掩这种丑态，人才有了种种美化的掩饰。
犹豫了半响，我腼腆地脱了衣服，廉价的香水味塞满鼻孔，眼前是一张放大的、恶形恶状的脸孔。我晕头转向地、本能地挣扎着，对自己的行为充满了厌恶。一会儿，那女孩推我起来，告诉我已经“完事”了，我如获大赦，自始至终懊恼不已。
一周以后，我得了淋病，为了治病又是打针、又是吃药。自此，我对性更是避而远之。这次的打击，知道的人虽然不多，我却耿耿于怀，更不想在花莲待下去。
我不想混一辈子，人生苦短，时间一去不返，一天没有收获，就白活了一天。教了一学期后，我毅然地辞去了教职，我不惜离开家里，也要和父亲说明自己的理想与决心。
可能是成校长已经向父亲解释过了，所以当我提到要自己找工作时，父亲只说：
“找什么工作呢？”
我知道一提电影就没有转圜的余地，这时正好教育电视台开播，父亲也买了电视机，每天收看，于是我说：
“我想从事电视的工作。”
“电视！”父亲惊吼着，由椅子上弹了起来：“你怎么这样没有出息？大学都毕业了，还是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电视事业不是为社会服务的行业吗？责任可重大得很呢！”
“你是学农的，应该从事农业！”
“是的，可是我虽然毕了业，农却没有学通……”
父亲脸上冒着青筋，眼丝中发出了红红的怒光：
“混帐！读了四年书，花了你老子多少钱？你居然敢对我说书没有读通？没有读通就再给我回去读！”
“爸爸，我不是学农的料子，再读十年也没有用！”
“那你就是白痴！”
“可是我对艺术很有心得。”
“岂有此理！那为什么要去学农呢？不是浪费我的钱吗？”
“爸爸忘了，我是要去学音乐的，可是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