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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岂有此理!那为什么要去学农呢?不是浪费我的钱吗?”
“爸爸忘了,我是要去学音乐的,可是您不准。”
“当然不准,那种没有出息的事,哼!‘唱歌的’!”
我知道,在老一辈的观念中,在任何职业后面加一个“的”字,就表示非常的鄙视。这样辩下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不如用理性的态度相互讨论,我相信一定会有结果的。所以我把话题一转,对父亲说:
“记得爸爸是要我考电机的。”
父亲脸色和缓了些,露出百般无奈的神色,说:
“我们朱家没有这个福分,有什么办法?”
“电视机是电机专家设计的,是吧?”
“可是你不肯学电机呀!你以为小时候装装收音机就行了?电视机可是一项大学问,大学就要学四年!”父亲以为我开窍了,安心地坐了下去。
“是的,电机是个大学问,要学四年,可是其它的科系也一样要学四年。”
父亲没有听出我弦外之音,还在期望我“回心转意”去学电机:
“你现在去学,来得及吗?你小时候对‘科学’很有天分,现在都糟塌了!”
“因为我不懂学电机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用处?你看,电视机就是例子。”
“电视机又有什么用呢?”
“给人看呀!我们工作累了,可以轻松一下,有什么新闻,立刻可以知道。所有进步的国家都有电视,我国才刚刚起步,所以需要大量的人材。”
父亲很有耐心地开导我,这是我们父子间极少有的现象,或许是难得有共同立场的缘故。只是我很遗憾,我们两代之间的鸿沟太深了,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绝不能妥协。
“有了电视机,总还要有节目吧?”我又问。
“当然。”
“是不是‘电视机’比‘电视节目’还重要呢?”
父亲犹豫了一下,他可能认为我还是个孩子,需要“教育”,所以说:
“不能这样说,都很重要。”
“那么设计电视节目,应该和设计电视机一样,是为国家及社会服务了啊!”我终于由父亲自己的话中,导出了我要说的主题。
父亲狐疑地望着我,打量了我一下,试探地问:
“你不是想去设计电视节目吧?”
“爸爸,您不是常说‘事无贵贱,人无高低’吗?都是为国家服务,设计电视节目又有什么不好?”
父亲一听,怒眼圆睁,立刻从椅子上跳起,大喝一声:
“混帐!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们朱家世代清白,不能让你污了门楣!好吧,你能说会道,你有本事,你要做什么我不管,只是不要用我的姓!”
有了父亲这句话,我就满意了,反正为的是兴趣,出不出名无关紧要。这时庄灵在台大视听中心工作,正好中心需要个技术人员,而遍寻不着。经由庄灵的推荐,我就挂名做了个临时雇员,负责剪辑影片。
我剪辑的第一部作品,是中心主任所拍的一部十六厘米的记录片,共有一万余呎。由于他的摄影机性能优良,他也充分发挥了“拉近、拉远”的特性,令人看得眼花撩乱,其中竟然没有一个静态的镜头。
由于人的视觉很容易受到光影变化的吸引,动态镜头只是为了表现运动以及动作的相对关系。对人的认知而言,画面当以静态为主,这样人才有时间思索、进而了解。即使是运动片、武打片,无不应以事物的交待为主,否则人看电影目的何在?
据说中心主任是留美的博士,专攻视听教育,怎么会拍出这种片子来呢?我猜又是技术作祟,一个没有观念的人,当他手执一把金光耀眼的大刀时,除了舞个风雨不透之外,还能做些什么?“拉进、拉出”是表达距离的技术,一般远距倍数不高的摄影机,很难拍出象样的效果。该主任必然是手中有了先进的武器,就忘了拍电影的目的了。
这种情形我屡见不鲜,有人文字功力不错,于是只重辞藻堆砌,以文害意;有人买了一部卫星显微照相机,于是每一幅作品都是巨细无遗的芝麻变红豆;有了立体声高效音响,人们就竖直了耳朵,为的是要捕捉那无时不在、挥之不去的“真实的噪音”,或者是那低于每秒钟十六周的超低音频率。
这就是现代文明!一时的视听刺激,居然只因为有了“物质基础”,就摇身一变,明正言顺地登堂入室,蔚为艺术?只要外国老祖宗流行的,我们不效法就不够时髦!流风所及,难怪女性拉皮隆胸,男士浓妆艳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丧失了判断的标准,一味迷恋可见可得的“技术成果”,忘却了技术之目的。
不论文学、音乐、绘画、摄影,也不论是中国、美国、日本、欧洲,人就是人,所有的创作都是借助技术,以达到艺术的庙堂,追求人性最高的境界。如果我们把这个准则否定了,一切为技术而技术,标新立异,各尽所能。迟早物质享受将会取代人的感知,财力成为艺术的象征,人性化为物性。
我想尽了办法,仅保留了那些虽在移动,却不太离谱的镜头,将万余呎剪辑成数百呎的片子,不到几分钟就放完了。中心主任看了,对他的“杰作”赞叹不止,连连表示还要再拍。
后来中文系要拍一段“周朝礼仪”,我兼做导演及编剧,由庄灵执镜,成绩平平。这时,有人委托我们拍一部电视广告,主题是录音电话机。庄灵找来国立艺专毕业的李至善,由他导演,我来编剧。记得那是台湾第一部电视广告片,我们根本不知道电视萤光幕与电影片的比例有别,片子拍完了,毛片的效果不错。画面上是一个有“经理派头”的胖子,在电话铃响时,手忙脚乱,以衬托出录音电话的功能。
由于要强调胖子接电话的窘劲,我们用的是大特写,胖子的脸占满了画面,电话筒则换来换去。庄灵利用黄金分割,把镜头安排得精确无比,一点空间都没有浪费,我们无不佩服他的功力。料不到电视屏幕比电影屏幕要小得多,播放出来,胖子的头及下巴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大鼻子、一张大嘴,以及一些黑忽忽的圆筒,不断地飞来飞去。
这时,由于近水楼台,我与小妹的来往频繁,接触一多,性的需求就油然而生。我必须作个决定,如果她也对我有着同样的感受,我们应该及早结婚。在她的支持下,我可能会达到我所追求的部分目的,否则我们应该立刻分手,使彼此没有牵挂和负累。
因此,我向她求婚,她要征求她母亲的意见。她母亲则坚持要我父亲出面,必须“明媒正娶”,否则有失家门声望。
我知道父亲不仅不会出面,而且绝对反对我们的婚事。所以我建议不通知家人,私自结婚算了,小妹不答应,她认为这样会导致家庭的不幸。
我们分手时,也和其它未经人世的青年一般,纯洁天真,祝福对方有着美好的未来。且相互盟誓,彼此要珍重这段感情,永远保持真纯的友谊。
我开始专心研究电影,由于我国电影水准太差,我觉得没有必要与现阶段的从业人员打交道。此外,我并没有拍摄“商业电影”的兴趣,只不过想彻底了解电影的全部制作技术,以便作为日后表达思想的工具。
庄灵比较务实,他认为年轻的一代颇有理想与魄力,应该大有前途。我们便邀了几位国立艺专影剧科的朋友,如李至善、邱刚健,以及师大美术系的黄华成等,成立了一个电影研究社,筹办“剧场”杂志,并请了艺专的戏剧学教授姚一苇为顾问。
成立的第一天,姚教授请我们去他家聊天,结果我竟被姚教授赶出门来。那时电影院正在上演一部英国的“新潮”影片,名为“一夕风流恨事多”,这算是一部够水准的作品,姚教授则一口认定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电影史上的里程碑。由于我早已养成了“分镜头”的习惯,看完电影就已把“场景”分得清清楚楚,于是历历指出片中的矛盾和草率之处。姚教授不由分说,认为我对他“失敬”,于是下了逐客令。
假如姚教授就代表着电影界的新希望,那么我宁愿与这种新希望保持距离。任何一个学术性权威的建立,绝非只是因为他年高位重。不错,艺术免不了主观的成份,可是,我们的目的是研究电影。要了解一部电影的“主题”、“技术”和所达到的“境界”,就应以客观的态度来分析探讨。以堂堂一个国家唯一的一所电影艺术学府,其教授如此,我不觉得未来还有什么希望。
我立刻向庄灵表示要退出,因为我不相信这样做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庄灵则责备我不顾大体,哪有一个组织在成立的第一天,发起人就要退出?
他是对的,但是姚教授不能原谅我,对我不理不睬,会务如何推动呢?
我考虑再三,难道电影技术一定要在国内学吗?我的主要目标在于人生的体验,有了足够的体验,才能写出好的剧本。剧本是电影的灵魂,没有灵魂,电影哪可能有生命?既然如此,我所学的对象应该是人,是社会,是宇宙中一切变化的原理、根本。如果只把眼光局限在一个小圈圈中,就算目前还有理想,过不了多久,在现实的压力下,我只有一步一步的妥协、退让,到最后,理想还会剩下多少?
想来想去,当前的社会状况令我感到窒息,各行各业都与我的想法格格不入。再混下去,不是我被同化,到最后麻木不仁,便是愤世嫉俗,疯狂变态。
出国吧!去哪里呢?美国是一般学子心目中的天堂,一方面我不喜欢凑热闹,另一方面我早就说过大话:“不去美国,不读英文”!别人或许没有放在心上,我自己却忘不了。这时,有位同学告诉我,“老师”(大一的同学)去了巴西,巴西?在哪里?是个什么样子的国家?问来问去竟没有人知道。就凭这一点,我决定去巴西。
我向父亲提起要去巴西历练一番,没想到父亲对巴西知之颇详,也很赞成我出去闯闯,并问我有什么计划。我说打算先好好工作,存点钱,再托那位同学给我弄张农场的聘书,先去农场开垦再说。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去巴西的事已经安排好了,聘书不久就到,叫我先去学习葡萄牙文。我怎么都想不到事情会如此顺利,缘因在巴西有位东北籍的国大代表张振鹭,当年父亲任职东北行辕政务委员时,两人常相往还。
后来东北失守,张代表到南京开国民大会,在会中慷慨陈言,认为丢失东北是当时的行政长官陈诚的责任,所以呼吁先总统拿出“斩马稷”的精神,杀陈诚以谢天下。大陆易色后,因陈诚在台,故张代表举家迁居巴西。父亲自从知道我想去巴西后,就用电报与之联络,并得到张代表的同意,代我办理一应手续。
但是,去巴西的路费不是小数目,约值当时父亲“特任官”全年的薪金。我知道父亲素无积蓄,所以打算去卖苦力,自己赚取路费。想不到这也顺利的解决了,那是“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中有位总务科长姚世惠,原为陈副总统的亲信,因为父亲没有班底,陈副总统特派姚科长来会中服务。姚科长知道我要去巴西,也知道父亲无力负担旅费,便向陈副总统报告,因而得到美金一千元的资助。
这件事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使我深深感到个人与社会的因果相依,如果不是这些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