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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坐进那鹅毛般柔软的椅垫中，回顾身旁的仕女，人人妆扮时髦、宝气珠光，彷佛参加一场争奇斗艳的盛会。我开始怯场了，万一我长河决堤，泪珠与鼻涕齐飞，那岂不是大煞风景？何不趁着理性尚存之际，赶快离开这是非地吧！
可是，我怎么舍得？我又怎能这样没有出息！音乐只是音乐，我是来欣赏的，不是来向她投诚的，争气点！坚强些！
正在天人交战之际，机会错失了，节目开始！一个一个与赛者，走到舞台中央，十指飞跃，在黑白的键上，将音乐的生命化为震人心弦的旋律。
一般说来，与赛者的水准都还不错，至少比我在台湾所知的一些天才儿童要强得多了。巴西文化深受十八世纪欧洲的影响，那是葡萄牙人历经二百多年，刻意经营的结果。社会风气所及，一般家庭只要摆脱了贫困，子女读书与否倒在其次，但一定要学习音乐，为的是点缀他们的生活，充实人生的意义。
直到中场休息，奇迹似的，我竟然能浑然忘我，沉浸在乐音中，度过了难关。这可能是因为场中气氛严肃，也可能是演奏曲目的关系，并非所有的乐曲都能打进我的堡垒。
对巴西人而言，音乐会正是他们社交的场合，在中场休息时，人人都挤到前厅去，彼此展示新装或闲话家常。我看了看节目单，下半场有一首拉哈曼尼诺夫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糟了，我的克星到了。不论我怎么努力，以往从来没有一次逃过这首曲子无情的蹂躏。
我想逃，又舍不得离去，唯一的希望，是趁乱混上二楼，与那些平民在一起，即使被人笑话，我也觉得自在一点。
没有人过问，我轻易地混上了二楼。原来这里像是屋内的屋檐般，设有一排座位，可以俯视下面全景。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来。心里盘算着，最糟的情况是这个位子上已经有人了，我还可以用楼下的座位与他交换。
一会儿，人们渐渐地回坐，这里的听众居然都是些年轻人，一个个身着便服，叽叽喳喳的，互相打闹不休。
显然这里不是对号入座，大家挤着抢位子，各自占据有利的角度，有的要看人，有的要看钢琴的键位，我这个角落则没人理会。
位子还很空，比赛又开始了。我才放心地，也学着他们，把头伏在扶栏上。专心欣赏几十公尺外，音乐台上的演出。
等到一位年纪大约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出场时，全场立刻响起了热情的掌声。然后，拉哈曼尼诺夫的钢琴协奏曲，由琴键中滑了出来。
当我心中微悸，眼眶开始湿润时，立刻警觉地偷偷四望，左右两侧各有一男女青年，看他们那副专注的神情，显然不会受到我的干扰。更令人安慰的，是我在左边那位少女的眼中，看到了一丝晶莹的闪光，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还担心什么？
到了第二乐章，那繁复的和弦一再地堆砌，那种辛涩错综纠结，正像饱受人间苦难的灵魂，挣扎着攀向云空。期望又期望，祈祷又祈祷，然而苦难未已，一波接一波，残忍无情的压力，沉重地倾倒在晴天中，然后又是乌云重重。
失望、期望，期望、失望，重复来、重复去，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低音和弦在咆哮，代表着地狱中的烈焰，高音的连续音阶，上下迅速地滑动，又赋与了些微的契机。人世的罪孽，人类的愚昧，一而再，再而三地，湮没了无助的良知。可是，总还有些灵魂，尽管在煎熬中，却还没有放弃希望。
那反复激荡的曲式与丰富无比的和声，交织成为残酷的真实。令人身历其境，感受到绞心沥血的魔难，历尽了人类可悲的各种情景。
正当清丽的主旋律缓缓的由云天中挣扎着，探出一丝曙光之际，我还在强忍着。突然，我听到左侧传来一声深呼吸的浊音，重击之下，再也阻拦不住，我崩溃了。
我躲到扶栏的下面，拼命摒住呼吸，任心灵与音乐在颤栗中融为一体。
等到我渐渐平静下来，环顾左右，才发现我并不孤独，即令我的表现最离谱，对于楼上这些年轻人而言，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任谁都是热泪盈眶。
下面大厅内，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绅士淑女们正襟危坐，乐声终止后，他们很礼貌地左手轻拍着右手，或交头接耳，或点头表示赞许。只有我们这一群化外之民，一个一个站起身来，拼命拍手，大声叫好。也唯有这样才能化悲愤为力量，把刚才一直压抑的情绪，一股脑儿发泄出来。
经过了这场洗涤，我与这些青年交上了朋友，原来他们都是音乐学院的学生，这所音乐厅正是他们的教室。我问他们，以我一个外国人，有没有机会到音乐院进修？
那个女孩子一听，立刻把刚才的悲情拋开，高兴地说：
“当然可以，原先也有个中国人，姓张，在这里学大提琴。后来他去美国深造了，我们都很怀念他，你如果来了，我们又有个中国同学了！”
散场后，大伙一齐拥过来，她一一介绍给我认识，就像是老同学一样，我也毫不客气地成为他们的一员。
由于知道进音乐学院有望，心情就轻松得多了。人总难免偏心，便特别注意本校的选手。其实不用特别注意，她一出场，就把我的三魂五魄全给俘掳了。她名叫卡洛，肤色泛着一点健康的、淡淡的古铜色，面孔清秀得不沾一丝人间烟火。她的身材瘦削，穿著雪白露肩的轻纱礼服，长发微卷，飘游在两肩之上。
她一出场，全场就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尤其我们楼上，口哨声、呼叫声此起彼落，“亲爱的卡洛”更是不绝于耳。
她微笑着，向我们招招手，那黜黑的眸子，剎时钻进了我的心坎，我被她迷住了。
可是她的琴艺却并不出色，充其量不过是熟练而已，有时几个生涩的音符跳出来，同学们都不禁同声一叹。不过，她在我的印象中并没有因此减色。我开始幻想，如果进了音乐学院，今后起码又有心灵的寄托了。
几天的比赛下来，在成绩还没有宣布以前，我就先认定了前三名的名次。大致上我们几个人的看法很接近，只有我把那个十六岁的孩子列为第一，很多人表示那只是我个人偏爱。他们所钟意的是个女孩子，已有二十岁，成熟稳重，弹的是贝多芬的“皇帝”。我认为她弹来气派不足，不像皇帝，倒有点像皇后。
他们是科班出身，我这样一个外行，说出“标题音乐”似的感受，他们当然不服。直到放榜时，前三名果然全部被我说中，这才得到他们的认同。
简单的笔试以及音感、节奏的测验，我就进入了“先修班”，学习小喇叭及声乐。不到一年，我又通过了考试，进入“研究班”，专攻理论作曲，指导教授是威德曼先生，也是音乐学院的院长。
在这段时间里，充满了平安与快乐，是我一生之中，少有的值得夸耀的日子。只惜命运弄人，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七年时，因父亲病危，我不得不中辍学业，兼程返台。以至于我永生与音乐都只能保持着可望而不可及的距离。
音乐学院在“卡内纳”区侧，一座小山丘的边缘，面临一个宽约数十亩的谷地。绿荫中点缀着无数红檐素墙，充满拉丁民族的风味。校园是一排依山临坡的两层建筑，四周环绕着高达丈许的阔叶树，优雅宜人。蜿蜒向左，有一条小径通往巴伊亚大学的医学院，以及音乐院的演奏厅，再过去，就是卡内纳市区的广场。
一进学校，我就认识了一位满面胡须的青年，他名叫瑞纳多，我们谈得相当投契。过不了久，才发现他竟然是我的和声学助教，负责指挥学校的学生合唱团。
学校里另有一个远近驰名、职业性的“牧歌合唱团”，由威德曼先生亲自指挥。甫入学，就听到他们的演唱，那音色之优美，合声的齐一，令我向往不已。因此，当我加入学生合唱团后，便拚命表现，仗着音量奇大，音域也广，我以唱歌剧的架式，一心想打动威德曼先生，让我加入牧歌合唱团。
想不到的是，威德曼一听到我的声音就摇头，可是学生合唱团人数众多，水准不一，正需要我这种“带唱”的角色。因为我的读谱能力很强，由女高音唱到男低音，哪一声部弱了，我就唱那一部，立刻把学生合唱团的水准拉拔了上去。尽管如此，却始终得不到威德曼的青睐，越想表现，越是进不了他的合唱团。
我为了想进牧歌合唱团，特别选了威德曼夫人的课，她也教声乐。学了一段时间，威德曼夫人说要办一个师生演唱会。我们共有五个同学，我学龄最浅，她叫我选唱一首中文歌曲，不论好坏，反正巴西人也听不懂。
我选了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练了些时，自觉颇有歌王卡罗素的神韵。只是临场经验不足，想起在捷豹康乐队丢人的往事，很怕忘掉歌词。此外，我也自觉有个缺点，这首曲子本该带着抒情意味，但在我扯开嗓门后，倒像“教我如何不杀她”！
有一天，威德曼夫人病了，而演唱会在即，威德曼便叫我们到他家中去练。我一听兴奋得不得了，这个机会太好了，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
到了威德曼的家，果然他夫人病情很重，只好由威德曼陪着我练。他先看了看谱，对旋律相当欣赏，又叫我解释歌词的内容，也频频点头，最后说：
“不错！不错！你们中国人很懂得含蓄，好！好！”
他先把全曲弹了一遍，那种情调和我平时的感受完全不同。音乐之所以为音乐，绝对不是几个音符的排列组合而已，作曲者对音乐的认识，赋与了感觉的生命。诠释者要先能接受这种生命，再透过音乐的技巧，才能充分表达出来。
听威德曼弹琴是一种享受，我听得呆了，完全忘了来这里的目的。
他弹完了，望着我一笑，说：
“看你的了！”
他轻轻地弹了前奏的那一个小节，是那样轻柔，彷佛在微风中期待着什么。
完了，期待什么呢？脑中一片空白，词忘了！
人一急，就胡涂起来，我告诉自己，威德曼这种诠释才是正确的，我千万不要唱歌剧，不能学卡罗素！
可是，我应该怎样唱呢？第一句是什么呢？
威德曼又从头起音，我更急了，看样子我多半进不了牧歌合唱团了！如果在一个重要的演唱会上，台上的我目瞪口呆，那会是什么情景？
“中国人，唱呀？”
我们在上课时，因为要接受指导，习惯上都是站在钢琴侧边，面对老师。不幸这个曲谱只有一本，放在钢琴架上，我什么都看不到。可是我怎能承认时到今日，连词都不记得？唱歌的记不得词，就表示练习不够，怎能表演？
“教授，我在想，我平日的唱法可能不对！”人一急，就胡编理由。
“怎么？到今天你才发现？”
“因为刚才听了你的弹奏，我才发现！”
“那不行，来不及改了，你就照平时练习的方法唱吧！”
我乘机偷看曲谱，把“天上飘着些微云”背了下来。
威德曼的琴音又响起了，“天上”！千万不要忘了！我一个劲在想“天上”，又想把音量压低一些，前奏一结束，我紧张得深吸了一口气：
“天上……”
如同“黄河之水天上来”，我一听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