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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引人侧目。
休息时，我正在喝沙士，突然听到他说：
“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
“我在‘喝’碳酸饮料。”我以为他在教我英文，所以特别强调“喝”这个字的“现在进行式”。
“不，我是指在公司里。”
“啊，混日子。”我才知道又是老问题。
“如果你想多赚点钱，我绝对支持你，但那根本是不可能的，我敢担保诺曼不会再给你加薪了。”
“我知道，我只是尽责任。”
“狗屎！你的责任是一天做一个灯。”
一来我不愿跟他争，二来我再有理，用英语也讲不出，只好说：
“可是我‘不会慢’！”我想说的是“慢不下来”。
“狗屎！‘不会慢’，没有这种事。”
“真的。”
“狗屎！狗屎！”
连续几个狗屎，把我惹毛了，我用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发起高论来：
“做得多，公司赚了钱，公司就会大，公司大，我们大家有好处。”
“你在做梦哩，公司再大，诺曼也不会多给我们一毛钱。”
“至少……”我不会说有“面子”，改口说：“有希望。”
“狗屎！我们唯一的希望，是自己有钱。”
“怎么能自己有钱呢？”
“等机会呀！机会到了大捞一笔，谁不是这样？”
“可是国家……”我想说这样国家就很危险了。
“什么国家？国家就是要帮我赚钱的。”
不同的意识型态，加上我受限于语言，再谈下去只会伤感情。或许他的想法有点极端，但我所接触过的人，不论在巴西还是在台湾，这种论调好象是种流行的时尚。看来极端的应该是我，至少，我不合时代潮流。
美国的人口比中国少了五倍，可用的土地则大了十几倍。再加上他们没有历史包袱，没有不断的天灾战祸，又承袭了欧洲的工业文明。人在富裕之余有这种自私自利的思想，原也符合人性。可是为什么中国人也有这种想法呢？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如果有能力的人只为自己谋利，那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
美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是因为国家形成的时间短，又得天独厚，还没有经历到国破家亡的惨痛。就像人在青少年时期，不知天高地厚，一切欣欣向荣，充满希望。然而，一近中年，生老病死的际遇纷至沓来，双亲或尊长不是大限将到，便是病痛缠身。至于自己，不成家固然不可，成了家，各种负担宛似无止尽的梦魇。
美国目前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美国人正是时运当头。唯有等到国力耗尽、资源枯竭之时，才会重新整理他们的经验，认识到人间真相。
立妹在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教心理学，寒假时邀我去玩。多年不见了，她结了婚，生了个乖巧的女儿。往事好象天边的浮云，虽然是亲兄妹，基于特殊的家庭状况，我对她的了解却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迷雾，连想象都着不上力。
我乘着灰狗巴士，横跨了加里佛尼亚、内华达、亚利桑那三州，沿途见识到美国的峡谷与大漠。在这个时代里，中国人在种种原因下，宛如世纪初的犹太人，天各一方、骨肉飘零。我心中感慨万分，真的不知道应该如何与她叙旧。
那时车外下着大雪，一望白茫茫无际的大地，心中冉冉浮起幼年时的北国风情。母亲在我的心底，一直是一个枯瘦如柴的影子，成年躺在病床上干咳。那种咳声断断续续，有气无力，既夹杂着无比的痛苦，又代表着无助的挣扎。
由于台湾没有雪，失去了联想，回忆之窗也就紧紧地关闭着。这时，在灰沉沉的天空中，一些轻灵细白的雪花，缓缓地游移到眼前。甫接触到车窗上的玻璃，就依附不去，由一朵朵六角形、伸展着纤毛的小精灵，顿时化为一片半透明的光影。
透过光影的芒彩，一幅一幅鲜活的景像，突然跃入眼帘。
记得在北平时，母亲完全不像是个病人，她常带着立妹与我去北海公园溜冰。还有一个瘦长的身影，也同时出现在回忆里。我们叫他三舅，他很会唱歌，我记得最清楚的，也是他经常唱的一首：
“月儿高挂在天上，光明照耀四方，在那静静的黑夜里，想起了我的故乡……”
一样的是雪花飞舞，不一样的，却是那一去永不复返的温馨。
我们在北平的家，记得是当时市长徐惠东先生借我们暂住的，我们住在前院，后面还有一进，徐市长的三位舅子就住在那里。
二舅喜欢喝啤酒，我不喜欢那香涩而辛辣的感觉，但为了找他们要小说看，经常要小小的忍受一下。三舅也喝酒，他一喝就唱，一唱就被撵出去。
永远是白皑皑的雪地，永远有三舅的影子，似乎和母亲冻红的双颊、无声的缄默密切得分不开来。
在那神秘的回忆之窗中，唯一的例外是一团炉火，母亲紧紧的抱着立妹与我，三舅则靠在窗棂上。静静的，正如同封冻的、停驻在我眼前的光影。
三舅的歌声响起了，永远是同一首，他低低的哼着，我好象也听到了母亲的哼声。一片暖意，一种我很少感受到的祥和，渐渐地化为虚无……
接着，一片茫然，我搜竭枯肠，却再也记不起什么了。巴士到了新墨西哥，一见到立妹，别的还没说，我开口就问她：
“你记不记得，我们住在北平时，有位三舅……”
“当然记得，他很会唱歌。”
“后来呢？为什么我想不起后来怎样了？”
“后来他从军，打日本人去了。”
我在立妹家住了两天，好象去过白沙空军基地以及一些名胜。但是我却什么都不记得，对妹夫的印象也很淡。因为那寒得彻骨的风雪，早已把我召回过去的岁月中，回忆像一团浓雾，黏黏地、绵绵地占据了我整个的心。
电影及绘画函授目前都是纸上作业，为了充分利用在美国的学习机会，我急需一些实际经验。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又参加了一个业余的戏剧团体“东西剧社”（East WestPlayer），是由一些爱好电影艺术的东方人所组成。他们在洛克斐勒基金会的支持下，经常在一个教堂中排练，并在各处演出。
东西剧社的成员不多，大约有二十余位，因为相处不久，名字都淡忘了。只记得负责人有三位，日本籍的麦可，一位中国女仕及一位韩国人。在我离开以后不久，他们几个都到好莱坞跑龙套、演电影去了。
我才加入就发现他们并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不过是想打入美国的娱乐界而已。由于美国社会的结构，白种人主导所有的利益集团，好莱坞自不例外。但是各族群的自主意识不断的升高，急于参与白人社会。为了安抚他们，美国政府制定了一些律法以保护少数民族。这些保护法规不是针对个人设定的，东西剧社的成立就是想以团体的力量，来分享一些保护的利益。
我曾向麦可建议，与其只是参加好莱坞的演出，不如提供一些素材，让他们重视东方传统的文化，大量生产有关的产品。麦可不同意，他认为凭表演我们还有机会与之一争长短，谈文化则美国已经到达了世界顶峰，东方是望尘莫及。
我最后一次参加的活动，是一个“东西方服装展览会”，场面相当盛大，有不少中、美“明星”助阵。到了现场我才发现这个活动完全是某一服装公司，利用东西剧团的名气，推销自己的产品。为什么一个有志于戏剧艺术的团体，经费已经有了着落，却不务“正业”，甘愿为五斗米折腰呢？
在老孙的介绍下，我也见识到了这里的“留学生社会”，我之采用这个名称，是因为他们是很特别的一群。他们既不能溶入美国社会，又与早先来美的“老华侨”泾渭分明。基本上留学生都受过高等教育，在美国拥有理想的职业，生活条件相当优渥。但是在心理上却是矛盾深重，对自己的国家以及美国社会，都是既爱又恨。
他们最难以忍受的，是子女们在美国社会的成长过程。自由放纵的社会对孩子们而言，正是如鱼得水。父母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既无力也不能干涉。
美国人的社会表面上看来很开放，其实他们极其孤独。每个人在工作之余，除了家庭就是一些私人的交谊，外人很难介入。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养成了独立的精神，认为个人的自由大于一切。
中国人一向过惯了团体生活，经常要串门子、闲话家常。即使到了美国，这种习惯一时也改不过来。结果是一到假日，“老中”们总要三五成群的聚在一起，或打麻将、或结伴出游。自然而然，父母也希望孩子们能打成一片。
可是，孩子们却很难适应，他们最怕的是讲中文，加上年轻人的特殊文化与社交，使他们与父母的距离日行日远。
我所认识的朋友中，有两家人正好是两种典型、一样心理。一家姓史，一家姓李，先生们都在一个石油公司任职，且都入了美国籍。史先生认为在美国的生活是临时的，迟早有一天会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很强调孩子们的传统教育。而李先生一方面认为自己是美国人，却又希望儿女知道自己的根，以免成长后迷失在西方社会中。
那时我们的话题常绕着ABC 打转。所谓ABC 是指“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据他们说这样的孩子在成长后，既不能被美国社会认同，又不愿承认中国的背景，心理上极不正常。所以对如何让下一代幼小的心灵中，建立起自尊自信的认知，谁都没有答案。
由史、李两家的问题，我更体会到国家的重要性。更明确地说，应该是文化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国家赖以存续的思想文化，才是人们生活的泉源。
什么是国家？美国难道不是国家吗？为什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经过千辛万苦，做了美国人之后，却希望他的子孙保留中国文化思想呢？
我不认为一个国家的政体有多么重要，除了政客们拥权自重之外。国家实际上是一群拥有共同文化认知之个体所组成，人与生活习惯是主体，政体只是权与利角逐的结果。能令人民团聚在一起的，只有思想文化。
只是我们这可怜的一代，在政体长时期的斗争下，外力入侵，文化破产。人民对国家民族失去了信念，只得追求一己的幸福，终至飘流海外。到最后，连期望在子女身上保留那一丝的怀念，都困难重重。
美国是个朝气蓬勃的社会，以个人能力或才智而言，美国人、中国人或巴西人并没有多大的分别。然而美国有先天优良的条件，社会制度又让人民得以充分的自我发挥，再加上各代的移民大半都经历过原来社会的排挤或迫害，所以很能珍惜这种难得的机会。
但是，我也看到了美国的隐忧，新生一代的美国人，把自由视作理所当然的“人权”，把自然的资源视为私产，恣意滥用，挥霍无度。在好莱坞的日落大道上，每天都有成群的年轻人，穿著怪异，或驶飞车呼啸而过，或麇集在酒吧间，以麻醉品互娱。不错，那是他们的自由，在不需要奋斗的生活中，无法体验真正的痛苦，他们需要快乐，却不知道快乐是什么。
此外，在饱暖富足之余，人们淫欲的念头油然而生。商人为了谋利，大量利用声色广告，极尽挑拨诱惑之能事。借着自由之名，人人放纵于肉欲，而且津津乐道。不要说一般人，连自制能力一向很强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