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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费尽唇舌，天天与萧、杨两人周旋，却毫无进展。好几次我失望得承认失败，准备回台，但是又总觉得还有一丝希望。后来老萧不再坚持人员来巴的限制，我也妥协了，自行作主，同意以巴西为主，台北为辅，且将台北的股份降为百分之十五。小杨却毫不相让，宁愿全部计划泡汤，也不愿意给台北最近参加的人捡了现成便宜。
有一次，老萧和小杨私下向我表示，我们几个农学院的同学已经大权在握，眼看可以成就非凡的大业，为什么这样傻，甘心让台北的人来分一杯羹呢？我则说出自己的责任和想法，我认为这种事业绝不是几个同学就可以完成的，人多才是力量。
由于经验与历练的不足，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是在与萧、杨谈话后，便写了封信给在台的同学，一方面谈了些近况，一方面对两位学长颇有微词。信一发，我就觉得不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总算大家同意先成立公司，接着为了头衔、职位，又是风波连连。照巴西政府规定，董事长一职应由巴西公民担任，而且已指定了一位素有声望的退休将军。魏先生认为副董事长非他莫属，张上校凭着他在南美的良好关系，也自觉当仁不让。争了几天，张上校以我们公司财力不足，人事倾轧，要向巴西将军揭发为威胁，魏先生这才让步。由张上校任副董事长，他则担任总经理兼财务，老萧管生产，我管商务，另一位巴西人管行政。
台北得知公司组成后才同意付钱，于是我把带来的美金支票交了出来，不料因台北作业错误，支票不能兑现。更糟糕的是我那位同学竟把那封信公开展示，两边都群情愤慨，一时函电交加，互相责怪。这边说台北失信，台北则坚持要将老萧解职，双方闹得不可开交。所幸老萧颇识大体，自动辞职，钱也及时汇到，才稍有转机。
到了三月，因为我不能达成任务，张耀如亲自由台北赶到，以解决人员来巴的关键问题，他到了之后才发现双方之立场很难妥协。一直谈到四月下旬，美国总统尼克森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乒乓外交，巴西政府基于政治因素，准备撤消我们的计划。至此，我心里已明白，如果两千户农民不能移民来巴，空有土地也难以成事。
祸不单行，支持我们最力的巴西驻华大使缪勒先生，乘飞机由台湾赴香港时，竟然在台湾海峡坠落，全机无人生还。失去了缪勒的助力，就像失水的游鱼，希望更是渺茫。我们一再努力挣扎，甚至到巴西里亚去找马诺良州的参议员沙奈设法，但是，看他那一副敷衍的态度，我完全绝望了。
台北公司对我的表现很不满意，我也感到灰心万分，在七月底黯然地辞去职务。今后该何去何从呢？回台湾吗？又如何面对那些股东？这件事的错误完全在我，是我不自量力，又未看清真相，拉了这些无辜的朋友入伙。到了巴西后，明知事不可为，不能当机立断，以致泥足越陷越深，才会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后来听说台北还想挽救，又投下了不少资金，权利争夺更加剧烈。明知是个火坑，但因大家对我失去了信心，不论我如何劝阻，只换得冷言冷语的讥诮。这些无助的苦痛，都化为阿鼻炼狱，每当夜深人静时，便不断地在恶梦中出现。
平心静气的检讨，这件事完全是我咎由自取：
第一，经营企业本非我的志向，既未受过专业训练，又没有下功夫去思考研究，只为有利可图，冒然投入。
第二，我自以为了解人性，像这样庞大的计划，参与人数众多，各人都有打算，而我却想用自己的理想粉饰其表，不伦不类。
第三，这种跨国事业，人员分处在地球的两极，本就沟通不易。再加上两边的参与者泰半素未谋面，怎能期望大家同心协力，合衷共济？
第四，我们后参加的投资者，只以些许的资金，怎能妄想趁人之危，分享原来那些人既得之利益？
总而言之，我错了，我不应该强自出头，硬把一些无辜的朋友拉进这个是非圈中。我原有预定的目标，这一次实际上是在抄快捷方式，想把公司组成，大量移民巴西。满以为到时可以借助众人之力，不但解决了继母的问题，又能衣食无虑，再去追求我的理想。
目标的达成有其必然的过程，以及必然的后果。如果不事先彻底了解这些必然性，那就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最后，当现实呈现在眼前，才发现那并不是自己所要的，再想回头，光阴已逝，错误已然造成了。
我完全没有了解这一事件的必然性，我鄙视金钱，痛恨斗争，却把自己放在权利风暴的核心。当然，不经历这些过程，又怎能达成目标？然而后果是什么呢？万一运气好，轻易地度过了重重难关，一切顺利解决。再下一步，事业逐渐推展，在动态的人、事变化中，时时有新的情况产生，互为因果，又要到什么地步才算目标达成了呢？
我只是在追求幻想，而且把自己的幻想建立在别人的幻想上。综观我过去的所行所为，虽说是没有私心，但自认为有能力解决一切问题，每每强自出头，滥作主张，这又与有私心有什么分别？古人曾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我怎能在自己还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之际，就开始兴风作浪？
痛定思痛，我知道错了，但错已铸成。如今唯有隐姓埋名，遁避天涯，让时间去洗刷我满身的罪业。
到哪里去呢？死不能解决问题，剩下的责任是把我犯下的过错，向天下人公开。此外我还要更深一层地追究，到底是什么因素，使错误一再地在人间蔓延？
回沙尔瓦多吧，至少那里还有音乐，虽然我曾是逃兵，看看能不能再逃回去。至于艾洛伊莎，我不敢想，也不够资格再想。我已经满身罪孽，没有任何理由再去谈那些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同时，我也怕见到她，不论她今天如何，情何以堪？
我用余款买了一部老爷小汽车，价钱与去沙市的长途车票相差不多。一部车能便宜到那种程度，它的情况和我倒正相匹配。其实这种车在巴西相当风光，名叫“可丁尼”，原是法国生产，在巴西组装。只是我这部太老了，已有二十多年车龄，原车主放置多年，无人闻问，所以才贱价让给我。
这车体积极小，比金龟车约短一、两呎，矮六吋。看她小得像玩具般，却有四门四座，内部设计得相当经济。有行家告诉我，“可丁尼”车早年的品质最好，后来越做越差，以致被金龟车抢走了市场。
临走前，在公司里打零工的小黑人也想搭便车南下去投奔朋友，有何不可，多一个司机更好。只是我囊中所余不多，仅够供加油之需，其余的都已买了面包与饮水。以两个人估量，应该够吃三天，所以必须在三天之内抵达沙市。
由此到沙市约有二千公里，道路崎岖难行，其中有八百公里不是泥土，就是石块。更可怕的是这一段人烟稀少，虫蛇出没，是个十足的蛮荒地带。巴西人听说我要开那部老小爷车去，几乎都笑破了肚皮。同事们也都劝我，但我决心如铁，毫不动摇，就当作探险吧，如果老天真要召我回去，我也无词推托。
我们是晚上起程的，因为这一段是高级柏油路面，小黑人在公司刚学会了开车，正好我先睡一觉，让他开一程。
我在一种怪异的情况下醒来，原来那柏油路面比地平面约高十公分，小黑人把右侧两只轮子开到路肩下，轮胎恰巧擦着柏油路凸起的边沿，整个车胎同钢圈都磨损了。这还不说，因为磨擦力太大，引擎负荷过重，水箱及循环皮管也裂了！
还没走五十公里，怎么办？生死事小，流落在几百里内没有人烟的半途，那才叫生不如死哩！小黑人见闯了大祸，脸都吓白了，我问他：
“你想不想回去？”
他拚命摇头，我又说：
“你要知道，我们可能死在路上啊！”
他还在摇头，说得很慷慨：
“反正回去也是饿死！”
我把备胎换到前面，又将后胎正反面调整过来，只要能够动就行。至于水箱，现在没法子补，让它漏吧，时时加水就是。皮管我则用塑料纸先缠上，再以破布一层又一层地包得紧紧地，只要能熬到修理站就行。
我不敢再给他开了，算算柏油路有一千多公里，每小时以八十公里的速度，一天开十六个小时，应该应付得了。最难的八百公里石头路，我打算以两天的时间来开，虽然慢一点，但还在预计之中。只是车子的情况如何，我是一点把握都没有。
一直开到柏油路的尽头，大约离圣路易市约二百公里处，有个小镇，隐藏在丘陵之间，看去只有几户人家。我们这部小车一到，就像外层空间来的不明飞行物一般，剎时，镇上居然冒出男女老少几十个人来。
他们的穿著仅能用“蔽体”来形容，小孩多半光着屁股，眼睛睁得老大，一面打量这部怪车，一面琢磨着我这个中国人。
所幸真有一家修车行，也是镇上唯一的商店，什么都卖，不过什么都没有。
我找老板来看车子，其实不用找，他已经在那里研究起来了。相信在这种穷乡僻壤很难得见到这种小车，再如这样老旧的，恐怕连大都市都难见到，我是说除了博物馆以外。他看了半天，问我：
“你去哪？”他个子干瘦，饱经风霜，但目光炯炯。
“巴伊亚。”
“巴伊亚！”他笑得好可爱，回头大声对围观的人说：“他要去巴伊亚！”
大家都哈哈大笑，笑得连跟我来的小黑人都忍不住了，大家笑成一堆。
“只是水箱破了。”我解释说。
“他的水箱破了。”他笑得更厉害，腰都弯了下来。
“你能不能修？”我等他笑完了，耐着性子问他。
“我能不能修？”他又笑起来，我可火了，对小黑人说：
“他不能修，我们走吧。”
这一下，他不笑了，奇怪地望着我说：
“你是不是疯了？我这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烂的东西，能走这段石子路！”
“总有第一次吧！”
“你真的要去巴伊亚？”他还是不信。
最后他终于相信了，修好了水箱、水管，还招待我们吃了一顿。我事先已经和他说好，身上没有钱，他收下了我的手表，外加一把折式女用阳伞。
我们走时，他在光天化日下，撑着我送他的女用花伞，对我说：
“到了巴伊亚，对那边的老乡说，这车子是我修的。”
老天垂佑，一路上倒是平安无事，但是“生死之间，间不容发”却是贴切无比的比喻，那种经历，令我终生难忘。
虽然在乡下有着捡不完的芭芭苏，一般人却死赖活赖地守在都市里，不愿回去干那种苦活。小黑人从小到大有一餐没一餐的，难得吃饱。即使到我们公司来打零工，也不过给他些残羹剩饭，略为赒济而已。中国人一向待己宽而待人严，同事们认为给他饭吃，就已经是他“狗运亨通”了。
他愿意跟我出来，是因为我常偷偷塞些钱给他，虽然不多，已经让他感激涕零了。他相当诚恳，也极好学，开车是我教的，原打算等公司有了收入后，就请他做司机。
想不到第一天休息时，我发现面包都没有了，我叫他找一找，他承认吃掉了。
“老天，你没有撑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