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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被迫终止整军活动，将部队调上战场。从1928年底到193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六次提出整军方案，五次制定整编计划。除上述地方部队外，仅调整了15个师、整理了24个师。与计划调整、整理120个师的目标相距甚远。
特种兵，是指配属或加强步兵作战的骑兵、炮兵、装甲兵、工兵、通信兵部队。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德国军事总顾问弗采尔就深感中日两军装备悬殊，指出中国军队“步兵必须有精利可恃武器，方能于攻击及防御时有良好成绩”，“兵器不良，实为陆军自趋灭亡途径”。为改变现状，国民政府多次派人出国考察军事，聘请外国顾问来华训练特种兵，购买外国先进的武器装备，多次研究制定中国陆军发展计划草案。1935年后经过整理建设，特种兵的系统才初步形成。
各兵种的概况如下：
骑兵骑兵分为军、师配属骑兵和中央直属骑兵。其整理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整理军、师所辖骑兵。有的军、师属骑兵仅是虚名，有兵而无马。为适应作战，逐渐充实与健全，并将有马者改编为搜索队，无马者编为徒步骑兵。第二期整理中央直属骑兵。军事委员会原有直辖骑兵7个旅，即骑第1旅（辖2个团，团辖4个连），骑第2、第11、第12、第13旅（各辖2个团，团辖3个连），骑第14、第24旅，另骑兵学校所属骑兵。1935年7月，经过整理，除保留第14、第24旅外，其余与东北骑兵混合编成第3、第4、第6、第7、第10骑兵师（师辖3个团，直属骑炮连、高射炮队、装甲汽车队各1个，工兵、通信兵各1个连），并任何柱国为骑兵军军长，负责编训。1936年6月，又将骑第24旅编为团，隶属骑第2师。驻察哈尔、绥远新编骑兵第10师，山西骑兵第1、第2、第3旅以及甘、宁、青各骑兵部队因经费和历史原因，仍保持旧制，未予整编。
炮兵1935年3月，武昌行营设立炮兵整理处，专负整理炮兵之责。此时现有堪用的火炮457门。因历史、人事等关系，编制不一，炮种复杂。整理时，按炮种统筹编成，并补充器材、马匹。共编成两团制的独立炮兵旅4个，独立团5个，独立山炮营、独立野炮营、独立重迫击炮营各3个。各旅、团炮种分别为：第1、第2两旅为瑞典卜福斯式75毫米山炮，第6旅克式野炮，第8旅为辽十四式77毫米野炮，独立第4、第6团为日本三八式75毫米野炮，第8、第17团均属辽十四式150毫米榴弹炮，第9团为德国克虏伯式75毫米野炮及重迫击炮（各1个营）。以上均为马曳之炮。1937年春，从德国购来克虏伯式150毫米榴弹炮24门，编成机械化重炮兵1个团，番号定为“炮兵第10团”。其运动、指挥、观测均以汽车牵引。该团为国民党军队中惟一的机械化炮兵。后又将第32师属炮兵团划出，编为独立炮兵第9团，下辖野炮、重迫击炮各1个营。不久，又将该团野炮营拨归师属炮兵，而将重迫营与独立重迫炮第1、第2、第3营合编为独立步兵炮团。同时，由广东省拨到法国士乃德式75毫米山炮28门，编成炮兵第9团。
高射炮兵自“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防空对军队作战日益重要。于1934年和1936年先后购来卜福斯式75毫米高射炮28门，成立高射炮兵6个连。1937年又购德国十八式37毫米高射机关炮和瑞士苏罗通式20毫米高、平射两用机关炮，成立高射炮兵团（辖5个营、18个连），为保守兵种秘密，将其编为陆军炮兵第41团。后又以购得苏罗通式20毫米高、平射两用机关炮108门，成立炮兵第42团（辖5个营、16个连）。1936年12月，以防空学校照测排为基础编成照测第1、2队，配合高炮对空作战。
战车防御炮兵抗战前仅有装甲兵１个团附有步兵炮教导队1队（辖3个营、12个连），又1个步炮营（辖4个连），及第4师、第88师各备6门制37毫米苏罗通炮1个连。
装甲兵1928年南京政府向英国购买了“卡登劳埃特”一吨半小型机枪战车24辆，隶属教导第1师；1935年又从英国购买“维克斯”两栖坦克32辆，编成战车教导营，附属于交辎学校进行训练。1937年初又向德国订购“克虏伯”战车16辆。5月中旬，国民政府以战车营、步兵炮营、摩托车连、装甲汽车队、高射炮营合编为陆军装甲兵团，调25师副师长杜聿明为团长，装甲兵正式成为中国陆军兵种。
在组建、整训炮兵、装甲兵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还对工兵、通信兵、交通兵进行了筹组、训练和整顿。1932年8月成立了陆军工兵学校，1933年7月成立了陆军辎重兵学校，1935年9月成立了通信兵学校。向国外购买武器装备，更替陈旧装备，以聘请外国顾问和国内外技术专家授课等手段培训人才，提高部队素质。到抗战爆发前，计拥有铁道兵团1个（附轻便铁道器材320公里）、汽车兵团1个（计汽车750辆，一次输送力约1400吨）、通信兵团2个（专供军以上通信联络）、工兵团2个。各兵种尽管编制不大、人力物力有限，但毕竟进入了中国陆军多兵种合成作战的新时代。
中国国防工业薄弱，又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一切重要武器装备都靠国外进口，一旦来源断绝，则得不到补充；而且武器来自不同的国家，类型不同，操纵各异，不利于技术的发挥。这些都制约特种兵的建设和发展。
（六） 加强海、空军并进行战备演习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对海军和空军都进行了建设，作战能力有了一定的提高，并在抗日战争之初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民政府曾制定了一个五年造舰计划。该计划“以日本在华海军军力7万吨（指排水量，下同）为对象，建造各种舰艇，计5。6万吨”；又根据“将来战场之位置而又适于海洋根据地之条件，划分海军和军港等”。此后，海军为抵御日本，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尽最大的努力新建和改造舰艇及飞机，建设军港，增设炮台，勘测航道，更换部分枪炮，培养抗战人才等，取得一定的成果。新建成的舰艇有“逸仙”号巡洋舰（1545吨），“民生”号炮舰（505吨），“海宁”号、“江宁”号、“抚宁”号、“绥远”号炮舰（均为260吨），“肃宁”号、“威宁”号、“崇宁”号、“义宁”号、“正宁”号、“长宁”号炮舰（均为280吨），“平海”号巡洋舰（2383吨）。改造的舰艇，有“威远”号、“建安”号驱逐舰（均为850吨），“大同”号、“自强”号轻巡洋舰（均为1050吨）；电雷学校还把1艘商船改为“自由中国”号练习舰。此外，中央海军购进日本制“宁海”号轻巡洋舰（2516吨），电雷学校向德国购进3艘鱼雷快艇（各30余吨）、向英国购进12艘鱼雷快艇（各10余吨）。还计划向德国订购5艘潜艇及1艘潜艇母舰。因抗战开始，日本抗议，德国中止了合同。
以上各舰艇总排水量为1。3万吨（未竣工的不计），虽然与计划的5。6万吨相差甚远，但这些新建成或改造的舰艇的航速、火力较原有的舰艇要高。舰艇上大都安装了高射炮，防空能力有了增强。
海军在此期间先后造出了高级侦察机“江鹤”号、“江风”号各1架，水陆两用侦察教练机“江鹊”号、“江鹇”号等共5架，舰载水上侦察机“宁海2”号1架，及“弗力提”式教练机12架。
此外，海军在军港建设、航道测量、军械更新、粮煤弹药储备及观象、医疗等方面都作了整备和建设。
中国的空军从1929年起才正式成为1个军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空军所属新旧飞机200余架全部被日本抢去。到1932年，国民政府中央空军仅有50架飞机、200名飞行员。当时的空军“散漫而又微弱”，“只是作了军阀们政争的工具，对于整个国防，不曾有过些微的建树和功绩”。因此，从“一？二八”抗战到长城抗战，制空权完全为日本掌握，中国军队的活动尽在日军的监视之下，在其轰炸、扫射下的伤亡更不知其数。为此，国民政府着手规划建设空军，先后拟定了1932年至1937年的五年计划、1933年至1936年的三年计划、1933年10月至1937年12月的四年计划。计划几经调整，在最后拟制的四年计划中，根据“国防上需要空军最小限度”及“在事实可能范围内竭力建设之能力”，计划到1937年主要达到的目标是：（一）建设高级航空学校1所（将笕桥航校改建）、初级航校2所、机械学校和参谋学校各1所，培养飞行员700人、机械人员2000多人。（二）建设空军27个中队，常备作战（驱逐、侦察、轰炸）飞机375架，加上教练救护机117架，总共432架。（三）建设航空制造工厂3所、修理工厂6所。
（三）建设航空制造工厂3所、修理工厂6所。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国民政府采取下列措施：（一）加强组织，培养人才。1932年9月，将军政部航空学校改组为中央航空学校。蒋介石自兼校长。次年11月，将空军主管机关航空署由隶军政部改隶军事委员会。1934年将航空署改为航空委员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宋美龄担任秘书长，负责空军事务。中央航空学校及初级班洛阳、广州分校分别由美国和意大利顾问担任教练。到1936年，毕业的飞行员生约700多人。同时培养出一批机械、照相、轰炸、通信人员。1936年4月在南昌成立的航空机械学校则专门训练机务人员。（二）购买设备，建造工厂。国民政府还向美国和意大利大量订购飞机、航材、汽油。据美国航空商务部的统计，从1931年到1936年8月，有453架飞机运往中国。国民政府原有韶关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一飞机制造厂）和上海海军飞机制造厂的规模都比较小。航委会于1934年10月和美国联邦航空公司合办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工厂。1936年10月和意大利合办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后改为第二飞机制造厂）。1937年2月，又和德国合办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韶关飞机制造厂于1936年仿美“霍克”式双翼战斗机，制成了“新霍克”式战斗机。但金属螺旋桨、发动机、仪表和一些金属材料都依赖外国进口。
此外在机场建设，材料、弹药、油库建设，气象、通信和地面保障、防卫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到1936年6月前，国民政府中央所属的空军有14个中队。7月，两广事变时，广东的空军投奔中央，又增加了9个中队。同年10月，全国各地及海外华侨共捐献了470万元，以捐款购得飞机68架。1937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分全国为6个空军区。实际成立的只有第一（南京）、第二（南昌）空军区司令部。全面抗战前夕，全国空军总计有飞机约600架，飞机场共有１００多个。
在发展空军的过程中，国民政府处处要依赖外国，进口的器材五花八门，聘请的外国顾问各搞一套。到卢沟桥事变前夕，常备飞机的实际数字仍未达到四年建设计划所规定的指标；且由于缺乏后备力量，人员、器材补充困难，因而到1937年底就基本上失去了制空权。
结合敌情、地形和武器装备进行演习，是国民政府对日准备抵抗作战的一项内容。为此，陆、海、空军都进行了演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