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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臣之正义，父子之纲纪”的指导思想，并将经学与图谶纬书杂揉，用
谶纬神学解释经义，把经学进一步神学化，使这个神学体系具有了封建社会
国家宗教的性质。它是地主阶级丧失革新精神，乞灵于宗教迷信的产物。它
受到王充等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尖锐批判。但是，封建王国毕竟是一个神学王
国，它那“君权至上”、“三纲五常”、“三从”思想被宋明理学继承和发
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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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充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县）人，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三
年（公元27年），卒于和帝永元年间（约公元100年前后），是我国东汉时
期重要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他出身“细族孤门”，家“以农桑为业”，
“以贾贩为事”。幼年的王充勤奋好学，青年时到京师洛阳上太学，家贫买
不起书，他便“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涌忆，遂博通众流百家
之言”。后来他曾做过县州小吏，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被迫去职。晚年
家居，主要从事教书和著述。“贫无供养，志不娱快”，穷困潦倒。他一生
著述很多，流传至今的只有《论衡》一书。王充倾注自己全部心血用毕生精
力写成的这部哲学著作，问世之初，就跟他的人一样不为人重视，直到王充
去世一百多年后才得以流传。
王充所处的东汉前期，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尖锐。绿林、赤眉大起
义刚刚被镇压，东汉王朝统治者在精神上大力提倡宗教唯心主义，大宣扬谶
纬神学，光武帝即位即“宣布图谶于天下”，为自己的政权制造神化根据，
章帝时更召开了全国性的神学会议——白虎观会议，编篡了神学法典《白虎
通》。在统治者大力倡导下，谶纬迷信、宗教神学“虚妄之言”笼罩了东汉
思想界。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王充高举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大旗，“疾虚妄”，
对盛极一时的谶纬神学进行了无情地批判。《论衡》就是这样把批判神学谬
误与正面阐述唯物主义无神论观点结合在一起，从而树立起自己富有战斗性
的思想体系。
王充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提出了“元气自然”的唯物主义自然
观。
天地万物是由什么构成的，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长期斗争的重要问
题。先秦唯物主义者曾提出了天地万物由物质性的“气”和“五行”构成的
学说。后来董仲舒对此加以歪曲，将“气”神秘化，更以五行配五德使其演
变成了唯心主义神学目的论。《白虎通》和谶纬迷信都进一步强化了董仲舒
的唯心主义。王充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对唯心主义进行尖锐斗争。他继承发展
先秦唯物主义关于“气”的学说，指出元气自然论。他认为“天地”是“含
气之自然也”，“万物自生，皆禀元气”也就是“元气”构成是天地万物的
原始的物质基础，是宇宙的本原。而“气”的属性是“自然”，无生无死无
始无终。针对唯心主义目的论，他吸收当时天文学的新成果，详细论证了“天
道自然无为”的观点。他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识的物质实体。“夫天者，体
也，与地同。”“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也。”“天覆
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他明确地批
驳了“天地故生人、故生万物”的神学目的论。他指出：“人，物也，而物
之中有智慧者也”“人之生，其犹水也，水凝而为冰，气积而为人；冰极一
冬而释，人竟百岁而死”。王充肯定了人和其他物体一样都是元气构成的，
“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因
此，“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人为天的副本，天
人之间交互感应的神秘关系，是对神学目的论的有力批判。
王充依据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尖锐批判了“君权神授”的谬论和旨在神
化帝王将相的谶纬神话。如，汉代统治者为了说明自己是真命天子。便说刘
邦的母亲梦与蛟龙交而生刘邦。王充尖锐指出这完全是“虚妄之言”，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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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间，异类之物是不能交配的，“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
况且人是万物中最高贵的，蛟龙是动物，怎么能用禀受比人低贱的动植物之
精而生来说明帝王的高贵呢？王充还根据“子性类父”的自然常识指出，如
果刘邦真的是龙的儿子，那么传说中的“龙能乘云”，刘邦也应当能乘云，
然而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纯属“虚妄言也”。刘邦是汉朝统治者的
祖先，正处于他们统治之下的王充敢于对他们祖先出身的神话作这样尖锐的
批判，表现了唯物主义的战斗精神，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王充还运用广泛
的自然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充分揭露了所谓“天谴”、“善恶报应”的虚
妄和欺骗性。天人感应论者胡说：“人君喜则温，怒则寒”，王充指出：“寒
温，天地节气，非人所为”。战国秦汉之际，诸侯攻伐，天下并未常寒，唐
虞之时，天下太平，人君常喜，天下也并未常温。“寒温之至”是自然规律，
“殆非政治所致”，与人君喜怒无关。他还尖锐指出，如果真的有恶善报应
的话，那么“尧舜宜获千岁，桀纣宜殇子”，但事实并不如此，说天是没有
意志的，既不能扬善，也不能惩恶。什么“天谴”、“天罚”都是虚妄和欺
骗。
王充汲取和发扬了“《新论》以烛火喻形神的观点，对精神与形体的关
系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论证，批判了灵魂不灭，人死为鬼的迷信思想。他把形
体和精神看成是由不同的气构成的，“阴气生为骨肉，阳气生为精神”，但
是阳气本身并没有独立的精神感知作用，只有与形体结合而形成人，才有精
神感知作用。他把精神存在于形体比作粟米在囊橐之中，离开形体，精神便
随之散亡。形体决定精神，精神依附形体。人的形体五脏健康，精神就饱满；
形体五脏出了毛病，精神就会“荒忽”，如果形体死亡了，五脏腐朽，精神
也就随之消失。他提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的
著名命题，否定了认为形体死灭，精神仍独立存在的灵魂不死的观点。根据
这一观点，王充坚持“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的无鬼论。他说：“人
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
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又说：“人未生在元气之中，既死，复
归元气。”“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何能有知乎？”他认为
人是由无意识的物质的元气生成的，死后复归为无意识的元气，既不能有知，
更不会为鬼。所谓鬼只不过是人们在疾病或恐惧时，造成的主观幻觉而已。
王充的这种无神论观点是对弥漫一时的神学迷信的有力驳斥，在我国哲学史
上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他的无神论在论证上还存有一定缺陷，留待后来的
无神论者，特别是南朝范缜时才解决。
王充批判了圣人生而知之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指出了注重效验的唯物主
义认识论。王充认为，人们认识的本源，首先是由人的感觉器官与外界事物
接触。“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耳闻目见是认识的根本条件，没有感觉经
验，是不可能得到认识的。即使圣人也不能隔墙知道人的相貌、姓名、高矮。
“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他强调：“从
农论田，则农胜，从商讲贾，贾人贤”。因为他们有实践经验。王充还认为；
人们的认识不能停留在耳闻目见的经验水平上，还需要上升到理性认识，“不
徒耳目，必开心意”。要在耳闻目见的基础上，用心思考，“揆端推类，原
始见终”也就是要究其因果，分析比较，弄清其原由，预见其未来，从而得
出正确的认识。
针对汉代流行的圣人”生而知之”，“前知千岁，后知万世”，“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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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知，不问自晓”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王充提出“知物由学”的观点。他说：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他承认人的才智有高低
差别，但无论才智高下，都必须经过后天学习才能获得知识。据此，他反对
神化古人的做法，大胆地“问孔”、“刺孟”，对圣人的言论坚持分析、质
问的态度。他特别注重效验，反对“好信师而是古”，以圣人之言为是非的
风气，主张“事莫明于有效，论奠定于有证”。这就是说，认识必须符合客
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验证，不经验证的不足为信。他这种以实际效
果来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观点，在认识史上是一大贡献。
在历史观方面，王充坚持进步发展的历史观，反对崇古非今的复古主义。
他认为历史是进步的，不断发展的。他指出：古代人饮血茹毛，后世人则饮
井食粟，古代人岩居穴处，后世人有宫室居住，所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
的说法，实质上是推崇古代的落后状态，而菲薄后世的精神文明。因此，历
史的发展是一个从落后到文明的进步过程，不是汉不如周，而是汉胜于周。
至于社会的治乱、王朝的更替就象春夏秋冬四季一样，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
的转移的客观过程，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王充看到了历史昌衰兴废的交替
现象，并认识到治乱兴衰与人民经济生活有一定联系，指出：“夫饥寒并至，
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他批判孔孟只讲仁义
不讲利是虚假的。
王充反对复古主义，认识到历史是不断进步的客观过程，不以人的意志
为转移，而且注意到历史的治乱与人民物质生活联系着，这对于崇古非今的
历史倒退论和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都是有力的驳斥，具有明显的进步意
义。但是他用自然现象解释历史发展，陷入了命定论泥潭，他的“昌衰兴废”
观也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历史循环论的圈子。
王充用元气自然的观点解释人事，指出了三等人性说和命定论思想。他
认为人生之初所禀受的“元气”有厚薄多少之分，因此人性也就有喜恶贤愚
不同。上等人生来就善，下等人生来就恶，中人则无善无恶，或是善恶混的
人。王充认为人有天生不同之性，这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又承认并强调后
天学习、环境对人性的影响，特别是对中人的作用。他认为“夫中人之性，
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好比染丝，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
赤，好比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