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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隗嚣、公孙述、卢芳三人，刘秀并不打算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暂时不动他们，也许是最好的办法。这三人，虽然都是刘秀的劲敌，情况却大不相同。卢芳那点人马，与几年前的彭宠、张丰相比，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彭宠、张丰那么强大，刘秀都没放在眼里，无论情势多么危急，都对其置之不理。更何况一个区区卢芳？更何况卢芳与李兴等人有矛盾，内部不团结，故而刘秀根本没把卢芳放在心上。
到了建武五年底，唯一能够在军事上对刘秀构成威胁的，只有隗嚣一人。对于陇右军队的战斗力，由于没有交过手，刘秀尚不清楚。隗恂已经到洛阳做了人质。据此，刘秀判断：隗嚣起码在当下不敢与自己撕破脸皮。
至于公孙述，此人志大才疏，优柔寡断，虽有鲸吞天下之心，却是是能力有限。虽然他多次派兵骚扰长安三辅以及荆、楚地区，每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从不敢倾巢出动来攻。对于公孙述方面，只有小规模的冲突，大规模的战役还没怎么打过。因此，闭门休兵，无疑是明智之举。
建武六年的春天，刘秀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正月，他召集诸将到洛阳休养，并对诸将说：“先把隗嚣、公孙述都放在一边吧！不用管他们，诸卿且去休养一段时间再说！”对于卢芳，他竟然连提都没提。同时，他又下诏将各军主力调到河内郡休整，休养生息，以恢复战斗力。俗话说：“杀敌三千，自损八百。”
连年的无数次血战，汉军虽然最终获胜。但是，一场又一场的血战，却让汉军元气大伤，急需休整。刘秀这一休兵之举，欲扬先抑，欲进先退，真可谓是深通兵法。应该说，这个休整军队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
此刻，刘秀主要策略是，在军事上做短暂休整，力图在短期内恢复元气，增强战斗力。在政治上，加强攻心战术，多次以大汉皇帝的名义向隗嚣下玺书，以遏制其不臣之心。另外，在军事上稳住对手，加紧休整军马、恢复元气的同时，在政治上，刘秀又向隗嚣频发玺书安抚，征求其意见，借机观察其动向。对于公孙述这个自称是“成家”皇帝，刘秀是采取发书劝降的办法，对其信心进行打击，试图瓦解其士气。
敲山震虎，在战略上威慑对手，真是一个绝佳的选择！
（九）萧墙之忧
从建武四年（西元二十八年）春夏之交开始，随着时间的推移，隗嚣试图割据一方、打算自立称王的意图逐渐暴露，陇右集团上层出现了裂痕。到了建武五年末，以班彪、郑兴、马援三人的相继离去为标志，隗嚣集团开始出现了分化迹象。起初，隗嚣浑然不觉。不过，他很快就觉察到了这种离心现象的危险性，有意识地加强了控制。然而，他的努力却收效甚微。逆流而动，当然会造成人心不附。陇右集团的分化趋势还在加剧。
对于任何一个政治集团来说，哪怕他再“不义”，再“不得民心”，只要他经过多年经营，站稳了脚跟、打牢了基础的话，必然有一批铁杆“拥趸”的存在，想要推倒它就绝非易事。虽然隗嚣集团内部潜伏着重重危机，却也暂时并无大妨。然而，对于隗嚣的对手刘秀来说，内部问题的严重性，远远大于敌人对他的威胁。
对于刘秀来说，洛阳朝廷内部根本谈不上是什么“铁板一块”。甚至可以说，他所要面临的危机比隗嚣要严重的多。此刻，虽然关东群雄具灭，余众皆降，中原表面上得到了统一。然而，豫、荆、徐、青诸州收复日浅，叛乱的暗流时隐时现。慢说是这些昔日的“匪区”，就连洛阳附近的河内、颖川、魏郡都不太平！要“消化”掉对手们经营多年的地区，还需要时间！为了彻底清除后患，为将来收取巴蜀、陇右、河西诸地打好基础，刘秀开始强化内政，抚定关东人心。他的战略是：中原求稳定，关中求安全。幽州求防御，逐步求统一。
在内政方面，刘秀当时最器重的是大司徒伏湛。伏湛在担任这一职务近三年的时间里，由于刘秀多次御驾亲征外出作战，朝廷日常事务多由他主持，邓禹协助。他为人忠厚，器宇恢弘，深具宰相器略。对于征兵、催饷、制造、运输等烦杂具体事务，都是伏湛亲自操劳。在他的坐镇下，内务清明，洛阳朝务搞得井井有条。
建武四年十月，刘秀在寿春招徕到了名士侯霸之后，将其为人为尚书令。刘秀虽是儒生出身，对于西汉典章制度却并不熟悉。朝廷之中，西汉旧臣也极少。由于侯霸熟习前代往事，刘秀令他搜集先前遗文，将其中有利于国家民生者挑选出来，逐条上奏，作为新朝之制度。例如，每年春天以刘秀名义下达的大赦诏书、体恤民生疾苦的诏令，都是出自侯霸的手笔。
有了伏湛、侯霸这样的干才，刘秀心里觉得踏实多了。但是，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解决：朝廷三公、军事将领们的权力过大，目无国法，屡违风纪。尤其是吴汉、盖延、臧宫这样的骄兵悍将，刘秀虽然表面器重，内心实存忌惮。为了限制三公以及重要将领的权力，他悄然改革官制，令尚书令侯霸全权负责军机要务，一切重大军务，均由其直接向自己禀报，无须由大司马府、大司徒府、大司空府等三府转递。伏湛犹如“萧何重生”，侯霸似同“王陵”，在二人的鼎力协助以及新制度的保证之下，刘秀虽然不在洛阳，却始终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
伏湛犹如“萧何重生”，侯霸似同“王陵”，在二人的鼎力协助以及新制度的保证之下，刘秀虽然不在洛阳，却始终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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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湛犹如“萧何重生”，侯霸似同“王陵在世”，在二人的鼎力协助以及新制度的保证之下，刘秀虽然经常不在洛阳，却始终牢牢控制着最高权力。
然而，政治斗争从来没有一天停止过，围绕着自身利益展开的争斗也从来没有停息过。随着汉军的节节胜利，洛阳朝廷内部文武群臣之间的争斗倾轧开始抬头，由于刘秀的处置失当，使得矛盾逐渐激化，终于接二连三地酿成了事端。
首先给刘秀惹出事的又是前幽州牧朱浮。朱浮自由蓟县逃回洛阳，自知罪责深重，一直在家忐忑不安地听候发落。也许是刘秀军务繁忙，也许是出于对老部下的怜悯，一直没有“收拾”他。可是，当侯霸一当上尚书令，就立即上书弹劾朱浮。侯霸在奏章中指责：“朱浮败乱幽州，酿成彭宠之叛乱，劳师糜饷，而其本人弃城而逃，不能死节，罪当伏诛！”看了侯霸的奏章，刘秀心中犹豫不决。
的确，按照朱浮所犯下的错误以及造成的严重后果，杀他一千次都不为过。可是，朱浮岂师等闲之辈，怎肯引颈就诛？他也开始“托关系”，“找熟人”，竭力为自己的罪责开脱。“关系”的能量真是惊人的，朱浮通过“找门子”，竟然硬生生地把自己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非但如此，他还升了官！
由于朱浮是最早追随刘秀的人之一，又与邓禹等南阳系重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朱浮出面说话的人很多。有人对刘秀说：“朱浮虽然丧师失地，却有先见之明啊！陛下难倒忘了吗？是谁连篇累牍地上奏说彭宠要谋反？难倒事实不是这样吗？请陛下哀怜老臣！如果杀了朱浮这样的老臣，今后谁还肯卖命追随陛下？”最终的结果，侯霸的弹劾奏章被驳回。刘秀不仅赦免了朱浮之罪，而且认为他是“有功之臣”，居然让他接替贾复为执金吾，并改封父城侯！
朱浮看到有人为自己撑腰，胆子更大了。自从当上了执金吾，又封到了接近“帝乡”的颖川郡，他觉得自己真是了不得了！
与在幽州时一样，变本加厉地向刘秀打“小报告”，继续在朝中拨弄是非，以示自己对圣上的忠心。不仅如此，他还仗着刘秀对自己的宠信，变得更加狂妄。对于同僚，他时常恶语欺凌。每每在诸臣面前“显摆卖弄”：诸如圣上前天单独对朱某说了什么，今天赏赐了些什么云云。对于参了他一本的侯霸，他心怀怨恨，随时准备打击报复。甚至对大司徒伏湛，朱浮都不甚放在眼里。朱浮的恶劣作风，在朝中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使得本来“清宁无事”的洛阳朝廷内部波澜不断。猜疑、诬告之风渐起，使得人人自危。
很显然，刘秀对朱浮的处理是很不公道的。这一事件，使得洛阳朝局更加扑朔迷离，让人感到无法预料。很快，大司徒伏湛就莫名其妙地丢了官。
建武五年冬天，刘秀亲征张步，又留下伏湛坐镇洛阳。十一月，到了一年一度的祭祀高庙大典。由于圣上不在京师，由伏湛代之主祭。祭祀高庙，是最重大的国务活动之一。按照惯例，所有在京的二千石官员，都必须参加。不料，河南尹、司隶校尉这两位高官却不知为什么，突然发生了口角。在煌煌高庙之中，众目睽睽之下，二人恶语相向，吵的一塌糊涂。若非旁人劝阻，两人几乎要当场厮打起来！
祭祀高庙，是庄严肃穆的国家大典，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险些发生斗殴事件，实在是“有失体统”。如果换了别人，肯定要将二人治罪。不过，伏湛性格宽厚，加之国家处于多事之秋，只是将二人当众斥责一顿了事，而且事后并未向刘秀报告。数日之后，刘秀回京得闻此事，很不高兴，召见伏湛，严厉责问：“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做处理？为什么不报告？”下令将伏湛当场免职，改以尚书令侯霸晋升为大司徒。
侯霸为人严明忠厚，而且遵纪守法，朱浮等辈抓不到他的什么把柄。而且，他的能力并不逊色于伏湛，因此洛阳朝局虽然有些波澜，却也并吾大事。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到了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的春天，朝中却出了一件大事。有人上书刘秀：征西大将军冯异暗畜甲兵，私收人心，试图谋反！请陛下调查！接到了这个检举，刘秀大吃一惊：一向忠心耿耿的冯大将军，竟然要谋反？不可能啊！
冯异居然要谋反？！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此洛阳朝局虽然有些波澜，却也并吾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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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洛阳朝局虽然有些波澜，却也并无大事。
可是，朱浮岂师等闲之辈，怎肯引颈就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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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朱浮岂是等闲之辈，怎肯引颈就诛？
（十）木秀于林
自从建武三年三月冯异受命率军来到关中，截至建武六年（西元三十）春，他到这里已经整整三年了。
他来关中之初，形势相当的险恶。从位置上看，关中三辅辖区狭长，向西延伸突出，三面临敌：北有匈奴，西有隗嚣集团、西羌部落，南有公孙述集团，孤悬于匈奴、陇右、巴蜀之间。惟有东路与洛阳相通，完全处于一个政治上的“半岛”位置。
关中汉军总共只有两万多人马，是汉军中人数最少、装备最差的一支方面军。由于产马之地――陇右诸郡被隗嚣控制，战马数量严重不足，关中汉军骑兵数量极少，完全是一支以步兵为主的部队。与吴汉、耿弇等人的“豪华之师”相比，它的寒酸的令人垂怜。不仅兵少，粮食也不够吃，最初全靠函谷关山道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