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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邯的战略计划要点有三条：
其一，要趁刘秀在中原立足未稳、叛乱颇起之时，陛下可派人暗中招纳，约期举事。只要中原一乱，我们就可浑水摸鱼，就会有机会！
其二，陛下可再次派使者北上联络隗嚣，施以重贿，请其出手襄助。
其三，尽发国内的精兵，分兵两路北上，破釜沉舟，与刘秀拼死一战！
在这三条之中，最关键的是第三条，这是荆邯整个计划的核心。他的具体部署是：
第一，令大将军田戎东出江陵，扼守长江、沔水（汉江）以南一线。凭借巫山、沔水天险，严守江州等重要据点，构筑要塞工事。
第二，传檄吴、楚二地，鼓动长沙以南诸郡开始举事。
第三，等东线战端一开，令大司马、汝宁王延岑率军北出汉中，一举夺取长安三辅。
荆邯最后说：“如果东、北两线同时开战，中原豪杰必定翕然响应。隗嚣见有机会，一定会下令陇右骑兵东进，拿下关中不成问题！到了那个时候，海内震摇，天下归心，大事可成！”
应该说，荆邯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他的计划高瞻远瞩，抓住了要害。这一锐利的计划，犹如一把锋利的宝剑，直指刘秀的软肋―――中原、关中！
由于刘秀在中原的统治极为脆弱，新近克定的地区局势不稳。如果这一计划能够得到真正执行的话，公孙述与隗嚣还真有可能翻盘！很显然，这是当时公孙述唯一可行之计。但是，与隗嚣一样，公孙述优柔寡断的老毛病却再次发作，最终彻底断送了这个计划。
荆邯走后，公孙述觉得事关重大，他觉得这么大的事，有必要与满朝群臣商议一下。
公孙述在朝会上把这个计划一公布，“成家“群臣立即分成了两派，开始了激烈的争论。以大司马延岑、大将军田戎、骑都尉荆邯等人为首的降将集团，坚决支持这一计划。而以公孙述的胞弟大司马公孙光、大司空公孙恢为首的巴蜀本地势力，却对此强烈反对。双方为此唇枪舌剑，争的不可开交。
由于延岑、田戎二人不在成都，不过他们也是上表支持。在这场争吵中，荆邯成了“降将派”的代言人，一些养尊处优的“书呆子”儒生也参与了进来，成了“巴蜀派”的“辩手”。
博士吴柱首先发难，他引经据典，摇头晃脑地说：“当年，周武王讨伐纣王之时，八百诸侯不约而同会于孟津。武王尚且回师西岐，说是要等待天命之授！小臣从没听说过没有左右外援，而能够出师千里以外之事！”对此，在场的荆邯当即反驳：“而今坐镇中原的东帝刘秀，早年在河北之时，几乎没有一兵一卒！后来，他聚集起了一群乌合之众，亲自纵马上阵搏杀，所向无敌，因此才有了今天！如今，我等不能抓住时机去争夺天下，而坐在这里空谈什么周武王的故事！这与隗嚣效仿周文王又有何区别呢！？”大司马公孙光道：“荆将军，你不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了吗？”对此，荆邯并不讳言。他厉声道：“大司马，要说冒险的话，末将觉得这个险，值得一冒！”
公孙述听了，觉得有理。他“力排众议”，强行通过了这一计划。他下诏集结手下北方籍的屯田士兵、山东客兵，分别以延岑、田戎为主将，准备兵分两路，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而发，准备图谋中原。
不料，朝中巴蜀籍大臣以及公孙光为代表的王室成员，对此反应强烈。他们对此极其不满，公开抵制。他们的理由是：如果大军倾巢而出的话，显然是一个极其冒险的行动！大司马公孙光率领群臣多次带头劝谏，他们跪在地上，苦苦哀劝。但是，公孙述理都不理，无论如何也不听。
公孙光无奈，只好施出了撒手锏：“大军全部外出征战，恐怕内部生变！陛下想一想，延岑、田戎二人，难道就这么值得陛下信赖吗？延岑三叛刘嘉，劣迹班班，就连他的老丈人秦丰他都背叛。这个‘三姓家奴’，难道不值得陛下防备吗？田戎在夷陵多年，陛下将重兵交给他，岂不是放虎归山？大军若是全部交到此二人手上，国内空虚，将来一旦有变，真是后悔莫及！请陛下三思！”这一席话，犹如重磅炸弹，把公孙述听的出了一身冷汗：的确，要是延岑、田戎二人起了异心，朕岂不是要立时完蛋？”
见此情景，公孙述又再次没了主意，犹豫逡巡起来。过了几日，他下令暂停该计划。延岑、田戎二人得到消息，异常焦虑。他们多次上书请求继续执行该计划，以为“成家”朝廷立功。恰恰就是由于延、田二人的多次上书，更是加重了公孙述的疑心。他干脆宣布，放弃荆邯的计划，全力防守。为了避免权柄落入外人的手中，他免去了两位大司马之一的延岑职务，将“成家”朝廷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由于公孙光、公孙恢等皇家子弟掌管，禁止外人参与。
在否决了“破釜沉舟”的计划之后，公孙述与刘秀的政治博弈之中，再无“胜机”可言。“成家”朝廷的灭亡，已是指日可待。竖子无谋，真是可怜可叹！
既然打算坐地梁州以待天时，公孙述只能继续加强内政。不料，却由于举措失当，引起了百姓的不满。
为了显示“成家”王朝与汉朝的不同，他宣布：改革货币制度，废除多年沿用的铜钱，改铸铁钱。定议之后，他以自己的名义，颁诏通行。铁钱容易生锈，保存期短，用惯了铜钱的老百姓很不习惯，而且经济上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民众们对此愤恨不已，怨声载道。
由于公孙述是地方官吏出身，做了皇帝之后，却还是一副县令、太守的做派。就像当年他做清水县令时一样，为政繁琐苛细，明察于小事，无论什么事情都要刨根问底，缺乏虚怀容人的度量。他对自己的两个弟弟也并不放心，亲自主持朝政。他喜好苛责大臣，有小过者必重责，全然不顾大局。古话说：“水至清则无鱼”，他不明白这个道理，搞的政务不胜烦杂，自己却以政务清明自诩。
与王莽一样，公孙述也都喜欢改易郡县官名。好好的一个地名，今天叫这个名字，明天又改成那个。搞得官员、民众们不胜其烦，也为处理政务带来了不便，降低了工作效率。
此外，由于公孙述年轻之时做过郎官，熟悉汉朝的典章制度。自从做了皇帝，特别爱讲究排场。平常外出，必然是乘坐法驾，鸾旗招展，旄骑列阵。公孙述还将自己的两个儿子加封为诸侯王，以犍为、广汉等多个富庶的县为食邑，享受其租税。有人劝谏：“目前天下的成败谁属还不可知，战士们在外面出生入死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赐，陛下的爱子却因为血缘之亲而得到厚封，长此以往，军心怎么能够稳定呢？！陛下这样做，实在是向天下人表示，自己是胸无大志啊！”
对于这些批评，公孙述根本听不进去。从此，手下的大臣们都开始怨恨他。从此以后，成家小朝廷上下怨恨，离心离德，人心不附。
纵观之，假如公孙述真是受命于天的真龙天子，对于“破釜沉舟”这样重大的战略计划，完全应该“乾纲独断”才对。古书上说：“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 事关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公孙述丧失了进取心，没有坚决地执行既定的战略计划，错失了最后一搏的机会，最终决定了成家政权的命运。目光短浅，养尊处优，优柔寡断，患得患失，是公孙述、隗嚣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十四）假道伐虢
建武六年（西元三十年）三月，也就是公孙述将荆邯的计划否决之后的一个月，他好像又清醒了过来，他突然又决定派兵东出了！公孙述，就是这么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的脾气，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有些捉摸不定。
这一次，公孙述派大将军田戎与将军任满一起东出江关，攻略于临沮、夷陵之间。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是，此次“成家军”来势凶猛，人数众多，汉军促不及防，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此次，征南大将军岑彭与老对手田戎的再次较量，意外地落在了下风。
此前的荆州局势是这样的：建武五年三月，征南大将军岑彭在攻克了夷陵之后，本来他想乘势伐蜀，却因三峡水流湍急，兵力不足，只能暂时放弃入川计划。此后，他奉命率领主力北上，来到南郡江陵县的津乡驻扎。临行之前，他留下威虏将军冯骏驻扎江州，都尉田鸿守夷陵，领军将军李玄驻夷道，以防公孙述出川口。
由于津乡位踞荆州要冲，交通方便，便于驰援四方。此外，由于刘秀给岑彭安排了招抚周边诸郡的政治任务，因此特命他来此坐镇。
由于岑彭与交州牧邓让是故交，私谊甚厚。来到津乡后，岑彭修书一封，派使者千里迢迢地南下，赶到交趾郡的首府羸娄县（今越南首都河内市）去谒见邓让，陈说利害，宣示大汉威德。同时，又派偏将军屈充在江南诸地广发檄文，颁布刘秀的诏命。邓让见了岑彭的信使，即与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长沙相韩福、桂阳太守张隆、零陵太守田翕、苍梧太守杜穆、交耻太守锡光等人分别派出使者，陆续来到洛阳朝见。刘秀大喜，将他们分封为列侯。邓让他们为了表示对朝廷的忠心，有的还派自己的子弟带着兵马北上助战，协助岑彭南征。
按说，由于布防严密，又得到了交州诸郡的有力增援，汉军守住川口不成问题。事实上，公孙述一年来多次派兵东出江关，却都被击退，无功而返。那么，这次为什么能够长驱直入呢？
说到底，还是与洛阳朝廷在当地的根基太浅有关。第一，由于善政的见效还需要时间的检验，当地民众对刘秀是否能够坐稳江山还有怀疑；第二，汉军的军纪不佳，使得洛阳朝廷各项政策执行的效果大打折扣；第三，刘秀的出台休兵政策，不少士兵都已经被遣散回家，兵力不足；第四，前几次“成家军”没有派出主力作战，而此次却是精锐尽出，因此屡屡获胜。
本来，要是按照荆邯的计划，公孙述应该派汝宁王延岑同时北上才对。另外，还要与隗嚣沟通好，同时行动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但是，公孙述对于延岑心存忌惮，不许他出兵。因此，田戎只能单独行动。为了防止田戎生异心，他还令任满对其暗中监视。这样一安排，公孙述觉得放了心，才决定让“成家”军东出川口。
这一回，“成家军”一扫以往的低迷之气，占据了绝对上风。冯骏在江州，田鸿在夷陵，李玄在夷道，都是被紧紧包围。虽然三城都没有陷落，却也只能勉强自保而已，无法相互声援。
虽然“成家军”没有拿下这三座城池，田戎还是率领主力挥师东进。由于汉军的荆州形势不稳，田戎在夷陵又是树大根深。在当地叛乱者的配合之下，他亲自出马招降旧部，应者如云。于是，田戎一路凯歌，竟然杀到了荆州地区的首府―――江陵城下。但是，在这里，他遭到了岑彭组织的有力反击，势头受到了遏制。一度危急的南线，总算是安定了下来。不过，岑彭与田戎多次交手，却始终无法占据上风。看来，单凭他眼下这点人马，想把田戎驱逐出去，绝非易事！因此，汉军只能死死地扼守住江陵一线，勉强自保。
从以上战况可以看出，公孙述不听荆邯的话，其后果是多么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