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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卓茂的高洁品行以及精深学养，他被朝廷任命为侍郎，在黄门供职，稍后又被任命为密县县令。卓茂为政，崇尚宽厚简略，厌恶严刑峻法。他一上任，就立即在境内废止了很多当时盛行的严苛做法。我们都知道，汉法严苛是在历史上有名的。各地方官都以严察狠酷为能，从中央到地方，莫不如此。卓茂此令一出，密县的官吏、衙役们都耻笑他不会做官：“这个新县令，简直是个蠢货！”就连邻县的官员们也听说，都觉得他不是一个能员干吏。河南郡太守担心卓茂不能胜任工作，甚至专门派了一个“守令”来“协助”他工作。“守令”，是一个类似县令助理的角色。名义上是“协助”，实际上是“监督”，很显然，上级对卓茂的能力表示出了严重怀疑的态度。
卓茂对于上级这种不信任的人事安排，不动声色，泰然自若，好像没事的人一样。没过几年，卓茂在密县深得民心，官吏军民感佩其恩泽。儒化大行，风俗淳美，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把一个密县治理的井井有条。
下面的这个故事，很能说明他的为政之道，也能够看出卓茂独特的行事风格。
有一天，来了一个老百姓到卓茂府中告状。卓茂问他：“你要告谁呢？”来人回答：“亭长！”卓茂温和地问：“你为什么要告他呢？”来人说：“亭长拿了我家的米、肉等物品。”卓茂示意身边的衙役全部退下，温和地问来人：“米、肉这些东西，是亭长到你家去所要的呢？还是你为了托他办事而送给他的礼物？还是为了感谢亭长使你能够安居乐业而馈赠给他的礼品？”来人说：“是我主动给他送的礼品！”卓茂微微一笑：“既然是你主动送去的，为什么还要告他呢？”来人忿忿不平：“我听说假如有贤明的君主在上，老百姓就不会害怕官吏，官吏也不会盘剥百姓。如今我一看见官吏们就害怕，因为我害怕他们，所以主动送给他们礼品。我觉得这很不正常，因此前来告诉大人！”卓茂说：“你别看我现在是个县令，以前却也是一个乡下人。百姓的生活风俗我也了解一些。人之所以有别于禽兽，是因为人有仁爱之心，人与人应该恭敬礼让。而今乡里的街坊、邻居之间相互馈赠礼物，这是正常的礼尚往来，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之道，这很正常啊！更何况是官吏与老百姓之间呢？难道老百姓就不能与官员们之间往来了吗？只是，对于官吏们来说，唯一要注意的是，不得以权势压人，不得用手中的权力来盘剥勒索百姓就可以了。人生于天地之间，都是群居杂处，必须要有道德纲纪来教化、约束民众，使其行为符合规范。惟独你却不愿意以礼义与大家来往，难道是想远走高飞去做神仙？难道不想在人间生活了吗？你说的这个亭长，我很了解，他是一个好官。在节日期间接收礼品，是世俗之礼尚往来，不算什么受贿。”来人说：“既然如此，法律为什么要禁止官员受贿呢？”卓茂大笑：“律设大法，礼顺人情。今日我做县令，处处以礼法教化你们，你们肯定不会怨恨我。如果我处处都用法律来处置你们，要是稍微犯点小错就被抓起来治罪，你们还怎么生活？不是有些手足无措了吗？都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小的错误可以原谅，教育一下就行了。要是犯了大罪，就要被砍头了。别再纠缠了，回去好好想想吧！”
此事传开之后，县内的人都很佩服卓茂的深谋远虑，都感念他的恩德。他在做地方官期间，忠厚谨慎，宽以待人。注重德化治理，不好刑罚。对待老百姓宽和温厚，爱民如子。举善而教，口不出恶言，当地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和蔼善良的人，以至于不忍心欺骗他。卓茂做官，不以苛刻严察为能事，注重礼仪教化，确实值得后世借鉴。
在卓茂的身上，还有一些富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据说，汉平帝在位时期，有一年中原地区发生了大面积的蝗灾。河南郡的二十多个县都深受其害，庄稼绝收，损失很大。奇怪的是，蝗虫惟独不敢进入卓茂所治理的密县境内为害，竟然是绕道而行。负责监察各地官员政绩的督邮掾将此事报告给太守，太守根本不信：“哪里会有这样的事？待本官亲自去密县视察！”太守到了地方一看，事实果然不虚，为之叹服不已。
后来，王莽主政，听说了卓茂在密县的优异政绩，就征集他到长安做大司农府里的京部丞。在当时，天下总共分为十三州，因此设置大司农丞十三人，每人负责一州，主要任务是劝导民众从事农桑。卓茂被王莽从地方提拔到中央任职，也算是“高升”了。
卓茂临行前，密县的民众，扶老携幼，洒泪相送，对他依依不舍、念念不忘。卓茂到了长安后数年，王莽即毒杀汉平帝，做起了摄政王。卓茂知其有篡位之心，耻于为其效力。因此，卓茂称病辞职回到南阳宛城，在郡里担任门下掾祭酒，不肯再做地方官。更始帝刘玄即位，卓茂被任命为侍中祭酒，后来又跟着刘玄到了长安。卓茂看到更始朝廷腐败无能、混乱不堪，知道其必将覆灭，于是上书以年老为由，请乞骸骨归家。一直到被刘秀征召，卓茂才以七十高龄重新出仕。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卓茂被破格拔擢之后，伏湛、宋弘、杜诗、鲍永等一批闻名天下的高节名士先后来到了刘秀的身边，成为他身边的股肱重臣，为刘秀统一天下出谋划策、协助他处理民政事务，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提拔重用卓茂，是刘秀做出的一个非常英明的决定。《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深沉而公正地赞叹道：“建武之初，雄豪方扰，虓呼者连响，婴城者相望，斯固倥偬不暇给之日。卓茂断断小宰，无它庸能，时已七十余矣，而首加聘命，优辞重礼，其与周、燕之君表闾立馆何异哉？于是蕴愤归道之宾，越关阻，捐宗族，以排金门者众矣。夫厚性宽中近于仁，犯而不校邻于恕，率斯道也，怨悔曷其至乎！”
范晔的这段评论，道出了选拔人才问题的实质，可谓是金声玉振，振聋发聩。任何一个时代，如果最高统治者不能感召德行高洁的人才为自己服务，这说明统治者的已经不再受天下人的信任。同时也说明，这个政权的道德教育肯定出了问题。另外，让这些让人才寒心失望、隐遁山林倒是小事，如果这些人才与自己的对手同心协力，自己的统治地位就会受到威胁。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天予不取，反受其咎。”
刘秀重用卓茂，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经过缜密分析、深思熟虑的结果。
实际上，刘秀从河北时期开始，就特别注重对治国人才的挖掘培养。登基之后，更是异常重视文治人才的选拔工作。他在兵荒马乱之时，能够敏锐地意识到，要想统一天下，就必须收取民心。要想取得民心，就必须任用贤才。只有有了贤才的辅佐，才能够使得自己统治区域的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生活得到安定。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本地区的安定，可以影响全国其他各地区，使得自己的政治声望得到有力的提高，从而增加感召力，促使更多的人前来归附。可以说，刘秀拔擢卓茂、伏湛这样的德高望重的能员干吏到自己的政府中担任高级官员，是他超然于群雄的高明之处。在创业之初就能够未雨绸缪，特别注重对有才能的知识分子的选拔，以作为治理其统治区域的骨干官吏，而不是仅仅选拔能征善战的将军、参赞军务的谋士。实际上，这是他全局性人才战略的一部分。很显然，在创业之初，大搞裙带关系只能是自取灭亡。同样地，只靠军事人才、权谋人才也是远远不够的。王莽、刘玄、樊崇等人在用人上的失败，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他们所在政权的命运。
具体地说，从河北时期开始，刘秀除了召集四方能政善战的武将猛士以外，他特别注意对能臣干吏的征召、拔擢。一句话，无论是文的、武的，只要是人才，刘秀都要。从建武元年六月登基开始，他就开始了大规模的人才收揽工作，努力把散落在四方各处的名士们召集到自己的阵营之中。一方面，是为自己出谋划策，成为平定天下的决策智囊。另一方面，他需要为将来全国统一之后，培养一批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在乱世之中，刘秀对于人才工作，能够有如此长远完备的考虑、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在他的身上，的确有着某种过人之处。甚至可以这样说，刘秀的成功，是他善于发现、爱护人才、善于因才施任的最好回报。
另外，自从大哥刘縯被杀之后，刘秀心中一直被强烈的“忧患意识”所笼罩。即便在扫平河北、登基称帝之后，这种“居安思危”的意识不仅没有随着自己的实力不断增强而减弱，相反还越来越浓重。不仅如此，他还强烈地意识到，仅仅靠武力与对手展开竞争是远远不够的。且不说自己的武力在天下群雄之中根本算不得最强，即便武力强大如王莽，最终又能如何？失去了民心，被天下的英俊贤才所唾弃的王朝，任凭他的武力再强大，如何能够持久？
正是基于对新莽王朝覆灭教训的反思，刘秀深刻地认识到，要想完成任何一项事业，缺少了人才是不可想象的。要完成 “统一天下、混一区宇”的宏伟事业，当然离不开各种人才的辅佐。很显然，要完成统一天下、再造河山的大业，单纯依靠军事将领是远远不够的。在刘秀看来，强大的武力如同暴风骤雨，只能称雄于一时。而深厚的恩德，却如同春风化雨，可以恩泽万代。
要夺取天下，必须要得到稳固的根据地―――安定的大后方。如何才能得到牢固的根据地呢？就必须要靠能员干吏的治理。要得到这些人才，就必须以立德为本，礼贤下士，取信于天下。只有得到了充足的人才资源支撑，才能够以德怀民，稳固根基。只有自己的根基得到了稳固，才能够保证粮食、军事物资等后勤给养的供给，才有本钱与天下群雄逐鹿中原。
当然，刘秀的对手们也懂得人才的重要性，比如刘玄、樊崇、刘永、张步、隗嚣、公孙述、卢芳等人，他们也在拼命地网罗人才，作为与对手竞争的资本。然而，刘秀的对手们对于军事人才、权谋人才的过分看重，对于裙带关系过分依赖，不能不说是很大的失策。比如：王莽之于王寻、王邑、巨无霸；刘玄之于王匡、王凤、张卬；樊崇之于谢禄、杨音、逄安；公孙述之于延岑、田戎；隗嚣之于王遵、王元、杨广等等。他们之中，很少有人能够懂得“以德行服人，以仁义感召人”的道理，只是以暴力称雄一时，不能使天下人怀其恩德。刘秀之所以能够击败群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