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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客临门，走到哪都是盛情款待，走到哪都是酒醉饭饱且不要一分钱。客商临走，主人还要再加一句：“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
如此弥天大谎当然难免有漏洞，有胡商就指着大街上缠着缯丝的树木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
这样的问题自然没有人能回答。
也没人敢回答。
别以为这只是古代才有的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仅仅就在三十多年前的1972年，古老的中国就又一次发生了类似的故事。
那次来访的是美国总统尼克松。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双方暌违已久，加上中国政府的刻意安排，走过世界许多国家的尼克松一下飞机就感到了“怪诞”。尼克松后来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1964年，我在卡拉奇见到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他当时刚刚从中国访问回来。他极力鼓励我到中国去，我问他中国给他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他回答说：‘人，几百万人在大街上挥动着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国旗在鼓掌和欢呼雀跃着。’”
按我们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划分，巴基斯坦是友邦，而美国是最大的帝国主义敌人，所以政府不会组织群众欢迎尼克松。按尼克松自己的说法，他得到的待遇是：“中国政府的豪华轿车里的窗帘紧闭，我透过狭窄的窗帘缝隙向外窥视，除了看到每隔百米设立的岗哨外，几乎看不到什么人，大街上完全空空荡荡。”
那人们都干什么去了？
那时的中国就像一个高度封闭的城堡，尼克松的到来让从上到下的所有官员如临大敌。在他访问北京期间，所有的机关学校等单位都要延长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时间，未经特殊批准，任何人不得在八点前放学或下班回家。那时候正是日短夜长的二月，八点天早就黑了，天黑了自然就不会上街了。这是一个叫周大伟的当时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初一学生的回忆。据他回忆，“在尼克松到达前的几个星期的时间里，各级领导就开始向普通的男女老少们训导如何‘不卑不亢’地回答美国人可能提出的‘别有用心的阴险问题’，诸如‘你们的林副主席哪里去了？’‘你们喜欢去美国吗？’‘你们吃得饱穿得暖吗？’”
还是周大伟的回忆：“一位当年红得像影视明星一样的外交部礼宾译员章含之在她后来的回忆文章中说：‘这是改变世界的七天。北京的冬天很冷，但没有人感受到寒意。’这句话固然富有诗意，但有些华而不实。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普通人而言，尼克松的到来，其实倒是使本来就高度紧闭的社会增添了更多的紧张……他们如同一群本来还可以有限度地外出吃草的羊群，此刻要被服服帖帖地圈在栏杆里了。”
尼克松后来离开北京去了上海。上海作家余秋雨在他的《借我一生》中对此也有述及。据他回忆，因为尼克松的车队要经过南京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上海市政府虽然没有像北京那样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却居然像调防一样将别处的居民派到南京路去“占领”那里的每一个商店橱窗。这并不是出于对这些人的绝对信任，而是看中了他们对南京路的陌生，因为陌生会构成安全制衡。至于南京路两边的居民，也得到通知，窗户只许打开三分之一，其他的三分之二要关闭。打开的窗口旁，要特意安排人向尼克松的车队挥手示意。但又不能把手伸出窗外，这样会显得过分热情，而他们是帝国主义分子；但又不能不挥，因为他们是毛泽东请来的客人。余秋雨的母亲也被安排在窗户后边挥手，多年以后，老太太依然记得很清楚，“居委会主任已经做过示范，不伸手臂，只用手掌，小幅度地慢慢摇摆。面部表情不能铁板，也不能太高兴，而是微笑。”
多难拿捏的尺度。也真难为三十多年前那些百姓以及官员们了。
同样深感为难的，还有一千多年前大业天子手下的百姓商贩以及那些官员们。
时代毕竟不同了，三十多年前被小心翼翼打开三分之一的窗户早就豁然洞开，许多有形无形的围墙栅栏乃至紧闭的铁门都早已被改革的洪流冲得稀里哗啦，所以我们现在才能拿那些事当笑话讲。
但一千多年前大业天子手下的官员与百姓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劳民伤财大动干戈，兴师动众大张旗鼓，大业天子夸示四夷的做法虽然收到了一时的效果，却没能长久地维系华夷朝贡的体制。就在大业天子西巡归来后不久，曾经是一片大好的西域形势就发生了逆转。这当然与民族问题其实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有关，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大业天子的兴趣很快转向了东边的高丽，政策不能一以贯之，又要四处出击，难免顾此失彼，最终使经营西域的成就前功尽弃。
唐太宗李世民手下的凉州都督李大亮后来是这样评价的：“至于隋室，早得伊吾，兼统鄯善，且既得之后，劳费日甚，虚内致外，竟损无益。”
李大都督之所以有此一说，是因为大唐贞观天子也碰到了类似的难题，英明神武的贞观天子也有并不英明的时候。当然，那是后来了，后来的事以后再说。
南方的海
大业天子实在是个精力过分充沛、思维过分活跃、干事情过分追求完美的人。他实在是太想太想当好一个皇帝了，而想要将偌大的中国经营好，实在又是极其的不容易。恨不能长出三头六臂的他经常是四面出击多头并进，在经略西域的同时，也没有放过南疆海域。《隋书》是这样介绍的：“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
差不多与他同时代的唐太宗手下著名的谏臣魏徵则评价说：“（隋）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篡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
以李世民为首的贞观君臣对杨广总是贬多于褒，或者干脆就是有贬无褒，魏徵这样的说法充其量也就是褒贬相当吧。在中国古代的政治术语里，秦皇汉武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穷兵黩武的代名词。但大业天子本来的志向就是要追秦撵汉，魏徵之流的评说别说他听不见，就是听见了也会拿它当了耳旁风，反正他要干的事谁也拦不住。
流求也写作琉求，是台湾的古代称谓，也是无可争议的中国领土，所以不说也罢。
被称作林邑的则是如今的越南中南部一带。早在隋文帝时代就对其有过攻略，只是由于气候差距过大，隋军水土不服，统帅病死，杨广即位后停止了这场战争。但大业天子的目光并没有真的离开南部那片蔚蓝的水域，还有那片浩渺水域中或大或小的岛屿。皇帝的目光如此深邃邈远，所以《隋书》也就有了这样的记载：“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不知有国近远。”
既然是那样的一个大国，大业天子当然不会视而不见。后来被派遣率领使团出使南洋的是大隋屯田主事常骏。那次出访前后历时一年之久，既大大促进了大隋与南洋诸国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中国与南洋诸国的海上贸易，同时还招徕了南洋十余国入中土朝贡，当然也就提高了大隋王朝的中心地位，极大地满足了大业天子万王之王的圣王追求。
和东邻日本——当时被称为倭国——的关系也在那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中日关系现在依然是许多国人的心结，那完全是近现代以来几次让国人大感耻辱深受刺激的战争的结果。也就是明朝郑和几下南洋之后，大明朝廷宣布海禁，后来的大清朝廷变本加厉，终于导致“海上已无寸板”的自我封闭的恶果。我们越活越抽抽好像也就是自那以后的事。正像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J。布尔斯廷在他的《发现者》一书中所说的那样：“中国人有充分的技术、智力和资源，足以成为发现者，但是却使自己注定成为被发现者。”
发现者成了被发现者，还有比这更让人尴尬的蜕变吗？后世那些动不动就爱拿康乾盛世说事儿的官员学者，为什么总是对此讳莫如深呢？
当年的中日关系可不是这样，这有至今依然矗立在日本福冈市的徐福塑像可以佐证。带着三千童男童女发现并来到日本，可是公元前二百多年的事呢！后来的汉武帝还在与日本近在咫尺的朝鲜设立郡县，更是直接地影响了日本。此后，不管中国的政局如何动荡，或叫倭国或叫大和的日本都没有中断向中国遣使朝贡。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600），倭国遣使向隋进贡，在他们只是延续了南北朝时向南朝的中国皇帝进贡的惯例，但对刚统一全国不久的大隋却完全是一次意外。隋文帝这才知道东方大海中有个倭国，于是命令有关部门寻访倭国风俗。这中间甚至还闹了个笑话——
情报报告，倭国国王以天为兄，以太阳为弟，倭王天未明时出朝听政，日出后停止理政，说是要把政务交给太阳弟弟去处理。文帝觉得大无道理，居然训令倭王改正工作作风。
杨广的大业时代正是日本高速发展的飞鸟时代。当时执政的圣德太子也和杨广一样年轻有为，对处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等周边小国来说，日本已经成了一个大国，所以自我感觉颇为不错，在和中国的交往中也开始改换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双方互相遣使互有来往，尤其是日本大量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和留学僧，他们在中国留学少则十来年，多则三十年，许多人直到唐贞观年间才学成回国。也就是说，发生在唐代，被说成是贞观之治成就之一的日本大规模派遣遣唐使的浪潮，其实是大业天子开的头、铺的路。
据记载，当时中日两国的交往，并不完全是中方所喜欢的方式，也就是日本并不承认他们遣使来隋就是前来“朝贡”、请求册封的。这从倭方遣隋使代表倭王递交的国书也可以看出端倪，抬头居然是“日出处天子致日没处天子”，完全是平起平坐的意思。已经被四夷称作是“圣人可汗”而傲视一切的大业天子虽然内心不悦，却并没有过多表露，只是告诉负责接待远夷朝贡的官员说：“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也就是让下面官员将不识礼仪的蛮夷挡驾在外之意。后来要正式接见的时候，又故意将倭国使者和其他朝贡使者安排在一起，也就是依然拿你当进贡者的意思。
但也就仅此而已。
难道大业天子性情大变，甚至能容忍外人对自己至高无上地位发起的挑战？后来的事情表明，大业天子还是大业天子，之所以一反常态，容忍了以前绝难容忍的东西，关键在于他正在酝酿一项事关国家朝廷和自己威望的新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当然要深藏不露——而这又正是他修炼多年的拿手好戏。
再直白一些说，尽管烟波浩渺的大海围裹着中国东部与南部，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或者说制约了大业天子权杖的延伸以及挥舞权杖的方式，但从来都是高瞻远瞩颇有心计的大业天子当然不会鼠目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