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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尉迟迥等人首先发难的武装叛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件好事。好就好在几个武夫的贸然摊牌，反倒让杨坚省却了许多拉拢收买、甄别忠奸的工夫。随着平叛的胜利，从来都是见风使舵的大大小小的官僚们开始纷纷劝进，此事甚至成了文武百官表明自己政治态度和争取晋身之阶的大好机会。
公元580年九月，司马消难之叛甫平，杨坚就以叛臣之女为由，废静帝司马皇后为庶人，视皇上如无物；接着，他让静帝废除左右丞相之号，只设大丞相一职，由自己担任；再一月，杨坚加大冢宰职，总摄其他五官府，独揽大权；那一年快结束的时候，四十岁的杨坚晋封隋王。
第二年一开年，朝廷下诏改元“大定”，以示“四海宁一，八表无尘，元辅执钧，垂风扬化”，就在举国一片歌功颂德之声里，杨坚改称相国，总百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被九锡之礼，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
如同骚动于母腹中急于坠地的胎儿，只要吉日一到，大隋就要呼之而出。
术士选定的上上大吉的日子是那一年二月十四甲子之日。
杨坚就在那一天正式称帝成了开国皇帝。因为原封号“■国公”的那个“■”字有个走之偏旁，显得立足不稳颇为不雅，故改“■”为“隋”，以为国号。
和后来当了大隋第二代帝王的儿子杨广一样自奉，杨坚也给自己起了一个既新奇又不乏深意的年号——开皇。杨坚一直是以护法金刚自诩的，据说这年号的意思是“圣皇启运，像法载兴”，表明新皇乃“祗奉上玄，君临万国”“生为人王”的真命天子。
而他儿子杨广给自己起的年号是“大业”。
两代父子都表现出要除旧布新、大治天下、开创万世基业的宏伟抱负。
只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三十来年，对着神州大好河山指指点点、有权自起年号的就换了人。那人姓李，单名一个渊字。
李渊其人
和自己曾经的主公也就是大隋前后两代帝王一样，李渊也出生于一个身世显赫的华丽家族，并且还是隋室近亲——比杨广大两岁的李渊还是杨广的亲表哥呢！
《剑桥中国隋唐史》有论——
在宇文泰创建北周的其他赞助者中，还有突厥望族成员独孤信和隋文帝的父亲杨忠：他们的家族有着互相联姻的关系。独孤信有几个女儿。大女儿嫁给了宇文泰之子，即北周的第一个皇帝明帝（公元557—561年在位）。他的七女儿嫁给了杨忠的儿子杨坚，即后来的隋文帝（公元581—605年在位）。他的四女儿嫁给了李虎的儿子李昺，这一对夫妻在公元566年生下了李渊。因此，李渊不仅是著名武人的后代，也不仅是统治中国西北部的汉、鲜卑、突厥贵族的混血儿，而且他通过他的母亲又同北周及隋两家皇室有着紧密的关系。
就是因为出身显赫，李渊七岁时就袭祖爵为唐国公，显然要比十三岁以前一直待在寺院里的七姨夫杨坚起家早得多！
“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这是《旧唐书·高祖本纪》对李渊成年后的描述。杨坚于开皇元年（581）开始名正言顺地当起了大隋皇帝，也就在那一年，李渊成了皇上姨父的高级贴身侍卫千牛备身，后来陆续做过几个地方的刺史。表弟杨广即位后，他又做过几个地方的太守，后入职京城，出任掌管京师兵器籍账的正四品的殿内少监——这绝对是个只能由皇亲贵戚担任的要害职位。大约就是在这个职位上，皇上表弟看中了他的才干，后来又令其改任卫尉少卿，掌管京师的兵器和兵器库，在杨广第二次征讨高丽时负责向前线督运粮草。后来贵族杨玄感发动叛乱，李渊奉诏驰往驿西镇弘化郡（今甘肃庆阳一带），兼知关右诸军事，开始职掌兵马。
这份简历似乎表明，李渊对大隋王朝一直是忠心耿耿的，颇有些“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的意思。这当然只是问题的一种表述，换一种说法就成了这样：李渊胸无大志暮气沉沉愚忠愚孝混吃等死碌碌无为。甚至就是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里也不乏这样的说法，似乎只有后来成了唐太宗的李世民才是创建了李唐王朝的真正元勋。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的。
之所以会有那种说法，且还上了官修史书，流传至今，完全是李世民及其臣下给自己涂脂抹粉，为他们一伙用阴谋手段抢班夺权制造说辞开脱罪责而编撰出来的，甚至是“在唐太宗统治时期因太宗本人的坚持而编造出来的”。以材料翔实、立论公允见长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就是这样的说法。
这没办法，谁让李世民一伙玄武门政变后真就坐稳了天下，并且还弄出个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呢？按照中国人的历史观，胜利者不但有权决定今后历史的走向，还有权按着自己的口味和需要，对既成事实和过往历史进行修订篡改。原因简单到简直就不用说，谁让人家胜利了呢？以成败论英雄，胜者王侯败者寇，历来就是国中占主流地位的历史观。胜利者自然可以为所欲为，从来不会也不该受到谴责，这似乎已经成了国人的共识。结果就是一切，不仅成了现实，而且更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当然为胜利者挣足了面子，但也为后来的野心家阴谋家提供了现成的说辞，这是不是我们的历史始终深陷于一轮轮抢班夺权、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怪圈而无法自拔的原因之一呢？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继续说李渊。
据记载，袭爵唐国公的李渊长得很帅气，也很有才能，因为与皇室的特殊关系，所以自小就与比自己小两岁的杨广相处友善。后来杨广当了皇帝，两人之间的关系变了，但依然经常被召去参加在宫中举行的宴会。有一次就是在这样的宴会上，皇帝对他当众羞辱，拿他脸上的皱纹说事儿，说他是“阿婆面”，并戏称他为“阿婆”。无辜受辱当然不开心，但在皇帝面前又只能唾面自干，李渊回家后忍不住在夫人窦氏面前发牢骚。窦氏是这样为他排解的：“此可相贺。公是袭唐公，唐之为言堂也，阿婆面是堂主。”
李渊的抱负哪里仅仅是当个靠祖宗荫庇得来的坐享其成的堂主！
李渊的老谋深算蓄有大志，甚至在他给几个儿子的命名中也可见端倪：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四李元吉（三子玄霸十六岁时早夭），合起来不就是建功成业、济世安民、元亨利贞上上大吉吗？此说有歪批《三国》之嫌，换成《剑桥中国隋唐史》的学术语言就成了这样：“李渊那一代人对儒家的忠君思想中毒不深，儒家是禁止人们背叛前朝而改事新朝的。李渊和李渊的同时代人在思想上忠于社会秩序远甚于忠于一家一姓的某一王朝。”
早在李渊还是大隋殿内少监、宇文述之子宇文士及为奉御时，两人就互为知己，“深自结托”。李渊当上大唐皇帝第二年，宇文士及前来投奔，李渊对身边亲信说：“此人与我言天下事，至今已六七年矣，公辈皆在其后。”那是武德二年（619）的事，往前推六七年，还是大业九年左右，正是隋炀帝执政中后期，那时就暗中策划“密论时事”，可见李渊其人心机之深。
韬光养晦
营东都、凿运河、筑长城、开驰道，这些都是杨广即位后连兴大役，急于完成的所谓“圣王之业”。这几项都是役民数百万的大工程，再加上其他工程，役民在三千万人次以上，几乎年年都有大役，百姓也就年年都在让人喘不过气来的重压下苟延残喘。好容易盼着这几项的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工程大都在大业六年（610）前后基本竣工，可还没容人们喘口气呢，朝廷又要征发兵役攻打高丽了，而且兵役徭役超过前几年几项大工程的总和，差不多真成了全民皆兵，全民皆役。再加上天公不作美，山东、河南水灾成患，那一带原本已“丁男不供，始役妇人”，加上官贪吏残，“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于是始相聚为群盗”。这已经成了官逼民反了。
民间沸腾如此，稍稍有点民本思想的帝王（例如后来的唐太宗），都会有所忌惮有所警醒，从而调整方略休养生息，可自视甚高、一心只想早日成就其圣王伟业的大业天子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更加穷兵黩武。也许，他并不是存心要与百姓作对，只是和几百年前气吞八荒声名赫赫的秦皇汉武们一样，在他眼中庸庸碌碌的黔首百姓根本算不得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会说话走路的服劳役时的工具和服兵役时的兵器而已。就这样，民间已是乱麻沸汤，大隋王朝的第二代皇帝却只简单地派兵弹压，依旧沉迷于自己高瞻远瞩高山大河的宏图大业，同时一如既往地对朝廷里所有可能和潜在的敌人倍加警惕严密防范。
尽管在此之前，大业天子已经本着千古不易的兔死狗烹、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的帝王法则，将所有能收拾的政敌都诛除尽净，但随着东征高丽的一败再败，先有老宰相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造反，虽不及三月即轰然大败，杨玄感本人也被砍了首级，但很快又有了“李氏当王”、“李氏当为天子”的箴言谶语，大隋朝廷从此风声鹤唳谈虎色变，尤其是那些姓李的，更是个个难安人人自危。
先说杨玄感叛乱引发的大清洗。
杨玄感是大业九年（613）六月扯起反旗的，九月落败。当时大业天子已经从征讨高丽的前线仓皇而返，闻讯后即驻跸博陵郡，因为东征之心未死，很快改博陵为高阳，将其作为过冬的行在之所，以便来年一雪前耻。就是在高阳，大业天子开始了泄愤般的报复——
将军王仁恭，两次征讨高丽都立有军功，就因为侄子王仲伯参与叛乱，被免官除爵；
文士王胄、虞绰曾是大业天子为藩王时的旧臣，在杨广当了皇帝后又成为亲信，时时与之吟诗唱和，就因为平时与杨玄感交善，一并被流放徙边，两人逃亡后分别被执处死；
司农卿赵元淑在杨玄感起兵之前私自放走了自辽东潜逃南归的杨玄感之弟杨玄纵，大业天子亲临审讯，将其斩首并籍没其家；
秦王杨浩也因为杨玄感曾打算立其为君，坐以诸侯交通内臣罪废黜。
对反叛分子的处理更加血腥——
杨积善、李密、王仲伯、韦福嗣等人被俘后押往高阳，除李密半途逃走外，均被用对付“凶逆之徒”的重法处死。方法是将罪囚人等绑在囚格上，用车轮套于犯人颈上，先让文武九品以上官员持弓引箭而射，万箭穿身后再加以车裂五马分尸，最后则焚尸扬灰令其尸骨无存。至于已经死了的杨玄感，除了所有的兄弟都被株连杀害之外，其死后还被陈尸三日，然后被剁成肉酱焚而扬之。
留守弘化郡的殿内少监元弘嗣是曾在大业天子身边任兵部侍郎的斛斯政的亲戚，杨玄感起兵前，斛斯政暗中放走了他的两个兄弟，因害怕追查，斛斯政叛投高丽，导致隋炀帝东征无功而返。无处泄愤的大业天子先是派时任卫尉少卿的李渊驰往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