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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的鸿门宴是十一月十一日的事，四天后，李渊举行了隆重的仪式，遥尊远在江都的表弟杨广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帝，并替傀儡皇帝改了一个很有些标榜意味的年号——义宁，李渊是要说自己义薄云天吗？
再两天后，李渊学当年杨坚的样，由长乐宫入大兴殿，让杨侑任自己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
水涨船高，李建成也随之成了唐世子，李世民为京兆尹、秦公，李元吉则成了齐公。
傀儡皇帝只能可怜巴巴地下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罚赏，咸归相府。”而他自己的任务就只剩下“惟郊祀天地”，与鬼神打交道了。
越是春风得意就越容易锦上添花，榆林、灵武、平凉、安定诸郡纷纷遣使请降，无疑又为凯歌高奏的李渊进一步摇旗呐喊擂鼓助威。
大业十四年（618）正月初一，按着李渊的意思，杨侑再次下诏——“诏唐王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加前后羽葆鼓吹。”
李渊果真是越来越像当年的杨坚和当年的曹操了呢，果然。
大业十四年三月十一，宇文氏兄弟发动江都宫变，被李渊尊为太上皇的大业天子杨广终于被弑。
消息传来，仅仅过了十余天，李渊就给自己晋位相国，加九锡，赐殊物，加殊礼，改丞相府为相国府，还给自己从高祖以下的四代先人再立宗庙。
四月十七日，相国府以银符取代竹符。
五月十五日，以少帝杨侑之名再次下诏，诏李渊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王后王子爵命之号，一遵旧典。
五月二十日，伴随着隆重庄严的仪式，李渊在已由隋之大兴城改为长安城的太极殿（由隋之大兴殿改名而来）前殿即皇帝位。同时，设坛于长安城南，柴燎告天，大赦天下，改隋之义宁二年为大唐武德元年。
又是一次水涨船高，世子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李世民被封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
至于已经禅让逊位的隋炀帝之孙杨侑，则被封为酅国公。
天下就这样由杨姓改成了李姓。
前后不过三十来年，历史就这样又完成了一次王朝替代兴衰成败的轮回，而且还是以一种出奇一致的方式进行的，谁能说得清，这究竟是天地不仁造化弄人，还是人视人为刍狗自己作弄自己呢？！
第五章 大业宏图：杨广的执政生涯
新皇新都新气象——堑壕驰道与长城——大运河的前世今生——威加八荒，威服四夷——大业天子，大业奇观——南方的海
新皇新都新气象
早在杨广登基之前，随着原太子杨勇的被废黜幽禁，朝廷高层已经有了一次排队划线的政治清洗，结果是人心惶惶流言涌动；现在，他又在父皇不明不白驾崩、几个兄弟或关或杀、分封在外的幼弟汉王杨谅领军叛乱、结果全国震动的情况下登上大位的。即使周围亲信都知趣地不会多说什么，就算杨谅的叛乱很快就被杨广派出的杨素像砍瓜切菜一样三下五除二解决了，但刚刚登上皇位的杨广内心依然是忧虑多于喜悦，忐忑不让张扬，渴望展翅高飞大展宏图之志远甚于抱残守缺因循守旧只求苟全之心，目的极其简单，那就是要让全天下所有的人都看看，我杨广既然能龙登九五，那就一定上合天道、下符人望，就一定能成为不让秦皇、不输汉武的千古一帝！
大业天子真是这样开始他的执政生涯的。
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混蛋皇帝之一的杨广，其实并不真是个混蛋，起码那时候不是。
仁寿四年（604）七月二十一日，他在父皇灵前即位；
紧接着就是汉王杨谅的叛乱，结果“月余而败”；
同年十月十六日，杨广将父皇安葬于太陵，庙号、谥号一应俱全；
半个月之后的十一月初三，他就大驾光临洛阳，并于十多天后发布了营建东都的诏令，开始了他执政后的第一个大动作。
声势浩大的杨谅叛乱被平定后，除杨谅被“屈法恕死”，除名为民，绝其属籍，不承认其为皇家血脉之外，官吏臣民受株连获罪被处死和流放的多达二十余万家，其中大部分被强令迁徙到洛阳附近，以便集中监视控制。
类似的大规模迁徙流放在杨广之前和杨广之后都算不得新鲜，当时叫做“迁虏”和“谪戍”。例如秦始皇就有过将大批“山东迁虏”也就是统一战争中抓获的六国俘虏迁往蜀地，又将内地数十万曾经逃亡过的贫民、罪犯还有商人迁往南越之地的举措；后来李唐王朝的前期也曾将数十万高丽人迁往内地。但为什么杨广要选择洛阳，而且还要在那里营建新都？
编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在这里又一次用了《春秋》笔法，放着信史收录的原件不用，另采野史《大业杂记》传闻，把杨广此举归结为迷信图谶之说，使得杨广刚一上台就显得昏聩颟顸贻笑大方，注定是个天生的昏君王八蛋。按司马光的说法，还是那个当初曾力谏隋文帝不该再去仁寿宫，否则将有去无回、“是行恐銮舆不返”的章太翼做的怪。
面对新皇，他这次是这样说的：“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
结果就是：“帝深以为然，十一月乙未，幸洛阳。”
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或者不仅仅是这样。
坐落在黄河中游中原腹心地带的洛阳早就有王城之谓，西周时的首都是镐京（长安），东都就是洛阳，到东周时洛阳更成为王朝都城。就像强行大规模移民其实并不是杨广的独创一样，实行两京制，也都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东汉是长安、洛阳两京制，李唐王朝除了京师长安，在东都洛阳也有一套“东京宫”，大名鼎鼎的武则天不就是在洛阳坐朝、君临天下的吗？明朝后来也是北京、南京两京制，满清则是北京、盛京两京制，那为什么杨广营建东都就成了昏暴之举呢？好就好到如贤如圣，坏就坏到全身流脓，或者全好，或者全坏，就是到了今天、到了现在，这种绝对化的思维模式依然还有影响和市场，实在不能不说是祖宗留给我们的“负遗产”之一。
尽管本意也许真的只是要将杨广之“炀”强调到无以复加，以使后人有所警戒，但司马光毕竟不能也无法一手遮天。杨广营建东都的诏令《隋书》全文有录，所以杨广营建东都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依然能在后世许多学者那里得到印证和阐释，也使得我们明白，即位之初的新皇亮相的第一个大动作里，究竟有着怎样不乏深远的含义。
营建东都，首先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由于京师在长安，作为国家军队的府兵大多集中在京畿关中一带，遇有内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由长安调兵，往返费时，不利于迅速作出反应。刚刚平定的杨谅之叛对刚刚即位的新皇的刺激实在是太深了，直到三年后的大业三年（607）杨广北巡河北时，依然对此念念不忘：“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地大物博的山东之地实在是关乎整个帝国的安危，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主观上想的也是王朝永固，但实际效果却是“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奈何？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一心要当个好皇上的杨广才在营建东都的诏令中这样说道：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欤！
大业天子在这里引经据典，表露的也是为皇施政者的拳拳之心，总不能因为他最后功败垂成死于非命，我们就闭起眼睛连这一点也不肯承认吧？因为是出于公心，向往的是天下长治久安，他又进一步具体阐释了自己要重建饱经战火摧残的洛阳的款款心曲：
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惟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洛，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
公告天下的皇上诏令能与百姓交心到如此程度，所凭借的，哪里只是一支生花妙笔？洛阳自古就是形胜之地，哪里只是到了大隋才让人如此割舍不下？既然我大隋如今九州一统、府库充盈，难道还不该付诸行动吗？既然谈到经济原因，那就索性再就经济问题多说两句：
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供；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官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
大业天子在这里表明的，是对未来东都的设计和营造的原则要求。他要求有关人员要本着“民为国本，本固邦宁”的先王之教，要听从宣尼公孔子注意节俭的要求，“务从节俭”，如此才能“称朕意焉”。
东都洛阳的正式营建开始于改元后的大业元年（605）三月，并组成了一个由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等宰相重臣参加的工作班子，这几乎就是当初为隋文帝杨坚修建了仁寿宫的原班人马。这些人也真算是摸透了为皇为帝者的心态，早在修建仁寿宫时就搞得富丽堂皇极尽奢华，以致隋文帝面色不快，但很快又在独孤皇后的劝说下，欣然笑纳并对有关人等大加赏赐。这次他们也是这样，尤其是作为新都建设总设计师的将作大匠宇文恺，更是不相信自己马屁能拍到马腿上，结果就是：“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
大业二年（606）正月，东都洛阳的营建工程正式竣工，前后历时十个月，在中世纪创造了一项几乎是匪夷所思的大跃进奇迹。
由于宇文恺此前就有修建隋都大兴城的经验，又有仁寿宫建成后大获皇上奖赏的实践，东都洛阳的确是一座精心设计、规模宏大的城市。据后来的考古发现，新都洛阳虽然比京师大兴小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