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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教育是变法之本。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都以教育为转移，变
法主要靠教育来实现，只有先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然后才能在中国实现“民
权”政体，使中国转弱为强。
第二，兴学校变科举，他认为，兴学校是立国之本，国家富强归于学校，
而要兴学校首先要变科举。他还提出变科举的上、中、下三策。所谓“上策”，
是把学校出身与科学出身等同起来，即“含科举于学校”；所谓“中策”，
就是“多设诸科”，如明经、明算、明医、技艺、兵法等；所谓“下策”，
乃是加试政治、历史、时务、算术、格致等“实学”。
第三，教育应有正确的目的。他认为，教育如无目的，或目的错误，那
将是危险的。他对当时教育的错误目的进行了批判，并提出教育的目的应当
是培养一种“特色之国民”或“新民”，能团结一起“以自立竞存于列国之
间”。
第四，教育应有系统，应循序渐进。他考察了日本教育制度，主张应根
据儿童身心发展状况有阶段地分时期地对儿童进行教育，并提出了对儿童进
行教育的主要内容与方法。
第五，提倡“民权”思想，而且他提出，要在中国实行民权政治，首先
要做开通民智的工作。
第六，主张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而其中又特别注重道德教育，贯
彻“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的基本原则。
第七，提倡女学教育。他认为女子受教育可帮助增加生产，可以使家庭
和睦，可以教育儿女，可以养育健强的儿童。
梁起超的教育思想中有不少具有进步意义的成份，特别是变法失败逃亡
到日本之后，他学习并介绍了许多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学术思想。这种
学习和宣传不仅促使他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有了新的发展，而且对当时中国
的学术思想也产生了很大的积极影响。
严复 （1853—1921），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介绍资本主义
① 参阅陈景磐《中国近代教育史》，第1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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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思想的人物。他翻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是其译著的杰出代表作，对
当时维新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
严复的教育思想主要有：
第一，教育救国论和“西学”救亡论。严复同康有为、梁起超一样，把
教育作为维新运动的首要任务。他认为救国的要政就在于教育，在于教育学
生体、智、德三方面的发展。同时他认为，19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
危急存亡之中，要自救，就必须在各方面学习西学。因为他比较中西事理所
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胜古；中国人一治一乱，
一盛一衰，是循环往复的，西方人则是日进无疆，进化不已的。所以他主张
中国只有全盘西化，才能救亡图存。
第二，庸俗进化论。他在《政治学讲义》中说“宇宙有至大公例，日万
化皆渐而无顿”，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变化只能是渐变而不能突变。因此，他
主张维新变法，但坚持“变法当以徐而不可骤”。他认为可以不用革命的办
法来推翻清朝的统治，而只靠教育的力量渐渐地改变人心开通民智来救国。
第三，批判旧文化教育，提倡新文化教育。严复对旧文化教育的批判主
要表现在反对八股和对当时的学术以及治学方法进行批判上，对新文化教育
的提倡主要通过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很多新书，如赫胥黎的《天演论》、斯
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已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
德斯鸠的 《法定》、亚当·斯密的《原富》等。通过这些译著，他介绍了西
方自然科学的成就和西方的政治、哲学等各方面的思想。此外，他还努力提
倡多办学校，实行义务教育，他对中等和高等教育都有自己独道的主张。他
也重视留学教育，特别注意留学生出洋之前应学习西方语言。
在严复的思想中，承认事物是变化的，这点与当时封建卫道士们所宣物
的“循环论”、“复古论”是直接对立的，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
的叛逆，具有进步意义。但到后期，严复也倒退到主张复古，政治上逐渐堕
落到与革命为敌，丧失了原有的精神而向封建文化投降了。
谭嗣同 （1865—1898），在变法维新中，是一个坚决要求发展资本主义
和提倡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向封建伦理道德猛烈进攻的战士。
谭嗣同的教育思想包括：
第一，批判封建教育。他认为当时的读书人，徒尚空谈、不务实学。造
成这种不学无术的主要原因在于科举制度，所以他坚决主张废除科举，这是
一方面。另一方面，他对封建“三纲五常”作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他认为
“三纲五常”是封建统治者用来束缚人民身心的枷锁，“一切刑律”都是根
据它制定出来的，他主张父子平等、夫妇平等，没有百姓为君主“守节”的
道德，而君王的作用该是为人民办事，否则，人民可以起来反抗。
第二，提倡新文化教育。他主张广兴学校，改变学校教育内容和教学方
法。他努力提倡实行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同时他对创办学会、办报纸也
不遗余力。
第三，主张先变法后教育。他认为先取得政权以变法，而后才能正人心，
教育才能发挥作用。
谭嗣同对封建教育制度及伦理纲常的抨击和批判是猛烈的，但没有进行
到底。在封建统治者疯狂镇压维新运动时，他与康有为、林旭、杨秀深等人
一起被杀害了。不可否认，谭嗣同在反封建文化教育斗争中是最杰出的一员，
是维新运动中最激进的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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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世纪初教育的发展
20世纪初，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亚洲大量的资本输出，使亚洲资本
主义的发展受到更大刺激，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显著增强，年轻的资产阶级
迫切要求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和扫清道路。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提出了民族
独立、建立共和国、平均地权、发展民族经济的纲领，并开始用革命的、激
进的手段为实现这样的纲领而斗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对教育的改革和发
①
展也进一步提出了要求。所以，随着“亚洲的觉醒”亚洲教育的发展也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20世纪初，日本走上了帝国主义道路。其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扩大和加强
了国家主义教育，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政策的需
要。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其措施是修改中学校令，
颁布高等女学校令和实业学校令，将中等教育结构改为男女高等普通教育、
女子高等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三个系统。这样，日本的中等教育结构在初等
教育的基础上分为三条轨道，而又各自形成系统，各有不同任务。这种多轨
制的学制是欧洲大陆型的模式。
修改的中学校令公布后，中学的数量明显增多。1898年全部普通中学的
数量为186所，学生数为61400多人，到1912年中学校数增加到315所，学
生数达128900多人。
中日甲午战争以前，在日本受高等普通教育的女生极少，日俄战争后，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女子受教育的必要。当高等女学校令颁布后，高等女子学
校数量进一步增多。1893年高等女校有28所，学生有3000多人；1905年增
加到100所；到了1912年学校又增加到209所，学生数达到64800多人，实
科高等女校发展到90所，在校学生人数为10200多人。
此外，对中等教育的投资也逐年递增。1890年对中等教育的投资在整个
教育投资中占3。1％，1895年占6。1％，1900年一下子增加到16。5％，1905
年达18。2％。
可以说，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个时期日本教育发展的重点已由明治
维新时期的初等教育转向中等教育了。
第二，增设帝国大学。1897年以前日本只有一所国立的帝国大学。为适
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1897年开办了京都帝国大学，这是一所理工科大
学。1899年又增设了法科大学和医科大学。1907年在仙台又开设了东北帝国
大学，并把札幌农学校改为东北帝大的农科大学，1911年增设了理科大学，
1912年附设了医学专门部和工学专门部。1910年在福冈开设了九州帝国大
学。至此，日本帝国大学共有4所，新设了许多学科和专业。所以到20世纪
初日本的高等教育也获得了较大发展。
第三，发展专科学校。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专科学校已有一定程度的
发展，在各地相继成立了不少公、私立专科学校，但没有制度化，也没有形
成一个学校体系。1905年第一次公布了《专科学校令》，并将专科学校制度
化、法制化了。《专科学校令》对专科学校的任务、教学内容和组织机构给
予了明确化的要求，并根据校令的要求对原有专科学校进行整顿，同时在各
① 《列宁选集》第2 卷，第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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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又新成立了一批公、私立专科学校，日本的专科学校在这个时期有了长足
发展：
在医学方面，公立的有1903年创立的京都府、大阪府、爱知县的3所专
科学校；私立的有东京慈惠社医院附属医专。在这之后，又相继设立了私立
熊本医专，富山县立药学专科学校，东京齿科医专，日本齿科医专，九州药
学专科学校等。
在法律方面，较著名的有庆应义塾大学部、早稻田大学、东京法学院大
学、明治大学、法政大学、京都法政专科学校、关西法律学校等。
在语言学方面，东京外国语学校根据《专科学校令》改为东京外国语学
院，青山女学院英语专科等也改为专科学校。
第四，扩展师范教育体系。1897年公布了《师范教育令》，该令对师范
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和女子师范学校的制度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包括学校培
养目标、学制、教学计划、学科设置、学生毕业后服务、招生等事项。同时
在学生思想教育方面强调培养“忠君爱国”的气质是各类学校的重要任务。
教师要教育学生讲求忠孝之大义，养成国民应具备的情操。师范教育体系得
到进一步完善和扩展。
自从公布《师范教育令》以后各类师范学校便迅速增多。1896年普通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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